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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通过投资、贸易、信息交流等方式使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并对居民的就业、收入、消费偏好产生影响，使居民消费行为发生改变。文章通过外资流入、进口关税等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指标变量，以及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边际消费倾向指标变量的外生冲击，运用CGE模型对中国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受全球化影响进行情景模拟。总的来看，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尤其表现在公共服务业上；面对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促进居民对制造业消费需求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靠投资、贸易等方式；居民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受物质产品全球化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受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大。
关键词：全球化；长三角地区；消费结构；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2-0057-06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即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对居民的收入、就业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即通过国际间文化、体育、旅游和互联网等交流影响居民消费偏好，进而使居民消费行为发生改变。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长三角国家战略的实施，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其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研究全球化对该区域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伴随着资本、产品、人员和信息的全球流通，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抽样调查，到2015年底，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9539元、35537元和49867元，与2002年相比，分别增长了4.5倍、3.03倍和4.99倍；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以城镇居民为例，2002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均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增长，到2015年底，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达到20556元、24117元和34784元。可见，全球化在带来外资的同时，对居民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
此外，自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国内外生产、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也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相应冲击。所以，探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背景下中国居民消费差异性的变动规律，寻找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突破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因此，本文分别以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以及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消费倾向等指标变量的外生变化为例，对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及其对居民消费影响进行情景模拟，并进一步对长三角内部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做比较，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等方面探讨全球化所导致的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差异。
随着经济增长要素全球流动加剧，世界经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及其影响等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关注（Kubuatoa等，2008；Lahoti等，2015；Fujita和Hu，2001）。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外资利用和跨国公司进入影响，及其带来的产业升级、数字鸿沟、收入差距等问题（刘世锦和冯飞，2002；刘志彪和吴福象，2005；万广华和张藕香，2008），着重强调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而对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消费方面的影响研究相对甚少，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消费定量分析大都采用线性支出系统、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和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等方法（包振强等，1998；臧旭恒和孙文祥，2003），通过弹性分析，为决策者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但是，以上方法受变量数所限，特别是基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的局部均衡条件，其计算结果仅能获得局部最优，而非整体最优，从而在进行政策模拟分析时，仍存在一定缺陷。而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由于其非线性、价格内生等特点，将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经济主体连接起来，尤其是通过描述不同市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进行政策模拟和冲击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环境、贸易、能源、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领域（Brown等，1996；Giesecke和Madden，1997；李善同等，2000；周赤飞和邓述慧，1998；Wang等，2004；Curler和Strelnikova，2004）。CGE模型的广泛应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进行政策分析和情景模拟的工具。所以，为了全面评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别是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情况的潜在影响，本文拟通过构建长三角地區CGE模型，分别从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两个方面，估计外资流入增加、进口关税减让、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等外生冲击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二、模型和数据
（一）CGE模型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分析工具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共同建立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原型和基础，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①。CGE模型所分析的基本经济单元是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外国经济。具体而言，生产者追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资源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常采用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ES）函数描述生产行为；消费者追求在一定收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常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表示居民需求函数；政府消费支出、投资需求常用线性支出函数（LES）表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则形成了对部门Ann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该Armington合成商品由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构成，模型采用CES函数来集结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需求量；国内产品则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在国内市场和出口之间实现最优化配置，采用嵌套的常转换弹性（CET）函数来描述出口和在国内销售之间的替代关系。在CGE模型中，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实现市场均衡及预算均衡，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均衡、要素市场均衡、资本市场均衡、政府预算均衡、居民收支均衡以及国际市场收支均衡。 （二）数据来源及参数设定
本文利用江苏、浙江和上海投入产出表，分别构建2007年长三角内部各地区社会核算矩阵（sAM），为CGE模型提供了基准数据。此外，对于CGE模型而言，参数的设定对模型估计和求解结果影响甚大。CGE模型参数的设定有两种方法：校准法与计量法。本文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模型中参数进行估计。其中，对于模型中的生产弹性、需求弹性、贸易弹性，本文部分采用通过基年SAM模型标定获得，部分参考国内外其它CGE模型数值，其它主要由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进出口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等数据测算而得。
三、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冲击分析
在CGE模型中，全球化影响可以通过一些外生变量冲击效果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在已构建的反映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信息的江、浙、沪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数据来源基础上，分别构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单地区CGE模型。选择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作为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以及选择边际消费倾向作为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进行外生冲击，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进而分析其不同类型的全球化冲击对长三角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所示。
（一）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分别假设江、浙、沪地区外资流入增加50%、进口关税减少50%，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研究发现，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这两种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变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城镇和农村比较看，虽然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均能有效地促进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提高，但其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却存在地区差异。表1显示，在外资流入增加50%和关税降低50%的情景下，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消费变动方向均为正，外资流入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同向变动特征，关税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反向变动特征。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外资流入变动以及进口关税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变动，使得居民收入改变，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状况。之前，中国长期偏重鼓励出口，导致进出口商品结构失衡，国内市场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国外市场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不仅造成了税收的流失，而且也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所以，外资流入的增加、关税的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但是，这种外生冲击对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却不同。相比较而言，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消费受冲击影响程度均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比例相对较大，而江苏却相反，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略小于农村居民。
第二，从长三角内部地区比较看，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大。以外资流人增加50%为例，这种外生冲击使得浙江居民消费增加18%左右，而江苏和上海居民消费变动率均只有4%左右，外资流入对其居民消费影响相对要弱。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主要在于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同时也促进了国内资本流出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方面，全球化使得拥有大量民营企业的浙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出；另一方面，统计显示，相比于江苏和上海，浙江的外商投资企业数相对要少，从而使得浙江原本就是负值的外资流入（也即资本净流出）绝对值更大。因此，在江苏、浙江和上海外资流入变动同样百分比时，浙江由于外资流入数值的基数较大，从而对居民消费影响作用力更强。同时，相对于江苏和上海，浙江企业主相对更多，其消费层次、消费类型相对较高，尤其是奢侈品等高端消费，所以，进口关税的降低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相对较高。
第三，从三大产业比较看，外资流入增加、关税降低更有利于促进居民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收入弹性相比于其他行业更大，进而导致对居民的服务业消费冲击影响更大。以城镇居民为例，若外资流入增加50%，江苏、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对服务业总的消费需求将分别增加3.68%、20.64%和4.42%左右；若关税降低50%，则江苏、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对服务业总的消费需求将分别增加1.84%、19.22%和4.7%。
第四，从不同行业部门比较看，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房地产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受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影响较小，对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的消费受外资变动影响较大。以城镇居民为例，外资流入增加50%分别使得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部门消费增加3.62%、5.32%和22.68%，而对房地产业的消费仅增力13.17%、1.58%和15.07%，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增加3.18%、2.72%和16.65%。同时，进一步针对第三产业内部比较可以发现，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对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消费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对江苏邮政业消费、上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消费以及浙江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消费影响相应更大。
第五，从消费结构看，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均能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体体现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同时，从受影响程度看，上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对农村更明显，而江苏和浙江正好相反。这方面可以通过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的变动情况体现，如附表2所示，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都使得长三角地区恩格尔系数下降，其变动率均为负值。也就是说，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带来的居民收入变化，使得消费结构也相应改变，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对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尤其是对现代服务业的消费支出比例增加，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
与外资流入变动作用相比，进口关税变动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影响除了通过收入影响居民消费，同时还通过关税变动带来的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因此，在分析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这两种反映全球化指标的政策变量变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两者作用影响效果比较看，关税减低对江苏和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均小于外资流入增加带来的消费影响，对浙江而言，关税降低对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服务业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外资流入增加带来的冲击，而对其他行业消费则正好相反。
第二，从居民对具体行业部门消费变化程度比较看，对于上海居民消费，外资流入增加对房地产消费影响最小，而关税降低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影响最小。对于江苏和浙江，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都分别对农业消费和房地产消费影响最小。
第三，从消费结构影响比较看，关税降低对促进浙江和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而外资流入增加对促进江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明显。
（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来体现，因此，本文假设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研究发现：
第一，从总的影响效果看，虽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总消费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对于江苏和上海制造业消费而言，很多行业却呈现出反向特征。如表1所示，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总消费将分别增加11.4%、26%和12.2%。但是，对制造业消费影响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特别是江苏，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反而使江苏居民对除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外的其他制造业行业消费下降。
第二，从总的影响程度看，相对于江苏和上海，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作用更大。表1显示，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发生变化时，从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看，浙江居民消费受影响程度均大于江苏和上海（居民农业消费除外）。
第三，从三大产业比较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更有利于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消费增加，而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除外）消费受影响程度相对要小。例如，受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的影响，浙江居民对大部分制造业消费变化率绝对值均在10%以下，江苏和上海甚至在5%以下。
第四，从对具体行业部门消费影响看，上海和浙江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受冲击影响最大，而江苏农业消费受影响最大。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例，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将会使上海和浙江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分别增加32.84%和46.3%，江苏城镇居民对农业消费增加41.09%。同时，进一步对第三产业内部比较可以发现，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消费受影响程度较大，而房地产业消费受影响程度则相对要小。
第五，从消费结构看，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并不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尽管这似乎与一般经济学逻辑不相吻合，但由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居民消费类别、消费层次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消费品，特别是像烟草等非一般性食品消费支出相对较大，这点可以从表1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大幅度提高反映出来，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同向变动，尤其是上海，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增长率分别达到13.49%和11.65%，其次是浙江，分别为6.88%和10.96%。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反而使得长三角地区居民对食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四、結论
综合以上几种情景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总的来看，相比于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更明显，尤其是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消费以及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服务业。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加强文化、体育和娱乐等行业的信息交流，保证信息流通便利和顺畅，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二，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发展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支出的大幅增长，从而不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利用其高度集中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继续通过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加快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第三，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比较看，全球化更有利于浙江居民消费的提高。因此，浙江应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充分发挥大量高度发展的民营企业的优势，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从城镇和农村比较看，一般而言，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消费受全球化影响较大，而江苏农村居民消费受影响较大。
第四，虽然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总消费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对于江苏和上海制造业消费而言，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对其中很多行业却呈现出反向作用的特征，尤其是江苏。可见，面对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促进居民对制造业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靠投资、贸易等方式，特别是江苏，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制造业消费的影响更有利。
第五，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房地产业消费影响相对较小，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受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等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受边际消费倾向变动的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却相对较大。
责任编辑 莫仲宁
关键词：全球化；长三角地区；消费结构；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2-0057-06
一、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居民消费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即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对居民的收入、就业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化；而且还表现在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即通过国际间文化、体育、旅游和互联网等交流影响居民消费偏好，进而使居民消费行为发生改变。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长三角国家战略的实施，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其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研究全球化对该区域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伴随着资本、产品、人员和信息的全球流通，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抽样调查，到2015年底，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9539元、35537元和49867元，与2002年相比，分别增长了4.5倍、3.03倍和4.99倍；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以城镇居民为例，2002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均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增长，到2015年底，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达到20556元、24117元和34784元。可见，全球化在带来外资的同时，对居民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
此外，自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受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国内外生产、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也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相应冲击。所以，探讨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背景下中国居民消费差异性的变动规律，寻找危机后经济复苏的突破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因此，本文分别以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以及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消费倾向等指标变量的外生变化为例，对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及其对居民消费影响进行情景模拟，并进一步对长三角内部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做比较，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等方面探讨全球化所导致的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差异。
随着经济增长要素全球流动加剧，世界经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及其影响等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的关注（Kubuatoa等，2008；Lahoti等，2015；Fujita和Hu，2001）。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外资利用和跨国公司进入影响，及其带来的产业升级、数字鸿沟、收入差距等问题（刘世锦和冯飞，2002；刘志彪和吴福象，2005；万广华和张藕香，2008），着重强调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而对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对消费方面的影响研究相对甚少，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消费定量分析大都采用线性支出系统、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和几乎完美的需求系统等方法（包振强等，1998；臧旭恒和孙文祥，2003），通过弹性分析，为决策者制订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但是，以上方法受变量数所限，特别是基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的局部均衡条件，其计算结果仅能获得局部最优，而非整体最优，从而在进行政策模拟分析时，仍存在一定缺陷。而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由于其非线性、价格内生等特点，将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经济主体连接起来，尤其是通过描述不同市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进行政策模拟和冲击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环境、贸易、能源、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领域（Brown等，1996；Giesecke和Madden，1997；李善同等，2000；周赤飞和邓述慧，1998；Wang等，2004；Curler和Strelnikova，2004）。CGE模型的广泛应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地进行政策分析和情景模拟的工具。所以，为了全面评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别是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情况的潜在影响，本文拟通过构建长三角地區CGE模型，分别从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两个方面，估计外资流入增加、进口关税减让、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等外生冲击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二、模型和数据
（一）CGE模型
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分析工具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合作共同建立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原型和基础，并进行了一定的修改①。CGE模型所分析的基本经济单元是生产者、消费者、政府和外国经济。具体而言，生产者追求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资源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常采用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ES）函数描述生产行为；消费者追求在一定收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常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表示居民需求函数；政府消费支出、投资需求常用线性支出函数（LES）表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则形成了对部门Ann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该Armington合成商品由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构成，模型采用CES函数来集结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之间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确定需求量；国内产品则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在国内市场和出口之间实现最优化配置，采用嵌套的常转换弹性（CET）函数来描述出口和在国内销售之间的替代关系。在CGE模型中，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实现市场均衡及预算均衡，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均衡、要素市场均衡、资本市场均衡、政府预算均衡、居民收支均衡以及国际市场收支均衡。 （二）数据来源及参数设定
本文利用江苏、浙江和上海投入产出表，分别构建2007年长三角内部各地区社会核算矩阵（sAM），为CGE模型提供了基准数据。此外，对于CGE模型而言，参数的设定对模型估计和求解结果影响甚大。CGE模型参数的设定有两种方法：校准法与计量法。本文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模型中参数进行估计。其中，对于模型中的生产弹性、需求弹性、贸易弹性，本文部分采用通过基年SAM模型标定获得，部分参考国内外其它CGE模型数值，其它主要由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进出口统计年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等数据测算而得。
三、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冲击分析
在CGE模型中，全球化影响可以通过一些外生变量冲击效果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在已构建的反映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信息的江、浙、沪社会核算矩阵的基本数据来源基础上，分别构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单地区CGE模型。选择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作为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以及选择边际消费倾向作为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进行外生冲击，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进而分析其不同类型的全球化冲击对长三角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所示。
（一）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分别假设江、浙、沪地区外资流入增加50%、进口关税减少50%，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研究发现，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这两种反映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指标变量变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城镇和农村比较看，虽然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均能有效地促进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提高，但其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却存在地区差异。表1显示，在外资流入增加50%和关税降低50%的情景下，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消费变动方向均为正，外资流入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同向变动特征，关税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反向变动特征。在经济社会系统中，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代表的外资流入变动以及进口关税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变动，使得居民收入改变，进而影响到居民消费状况。之前，中国长期偏重鼓励出口，导致进出口商品结构失衡，国内市场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国外市场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这不仅造成了税收的流失，而且也不利于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所以，外资流入的增加、关税的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但是，这种外生冲击对不同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却不同。相比较而言，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消费受冲击影响程度均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比例相对较大，而江苏却相反，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略小于农村居民。
第二，从长三角内部地区比较看，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最大。以外资流人增加50%为例，这种外生冲击使得浙江居民消费增加18%左右，而江苏和上海居民消费变动率均只有4%左右，外资流入对其居民消费影响相对要弱。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主要在于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同时也促进了国内资本流出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方面，全球化使得拥有大量民营企业的浙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出；另一方面，统计显示，相比于江苏和上海，浙江的外商投资企业数相对要少，从而使得浙江原本就是负值的外资流入（也即资本净流出）绝对值更大。因此，在江苏、浙江和上海外资流入变动同样百分比时，浙江由于外资流入数值的基数较大，从而对居民消费影响作用力更强。同时，相对于江苏和上海，浙江企业主相对更多，其消费层次、消费类型相对较高，尤其是奢侈品等高端消费，所以，进口关税的降低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相对较高。
第三，从三大产业比较看，外资流入增加、关税降低更有利于促进居民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收入弹性相比于其他行业更大，进而导致对居民的服务业消费冲击影响更大。以城镇居民为例，若外资流入增加50%，江苏、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对服务业总的消费需求将分别增加3.68%、20.64%和4.42%左右；若关税降低50%，则江苏、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对服务业总的消费需求将分别增加1.84%、19.22%和4.7%。
第四，从不同行业部门比较看，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房地产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受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影响较小，对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的消费受外资变动影响较大。以城镇居民为例，外资流入增加50%分别使得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部门消费增加3.62%、5.32%和22.68%，而对房地产业的消费仅增力13.17%、1.58%和15.07%，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增加3.18%、2.72%和16.65%。同时，进一步针对第三产业内部比较可以发现，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对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消费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对江苏邮政业消费、上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消费以及浙江批发和零售贸易业消费影响相应更大。
第五，从消费结构看，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均能有效促进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体体现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下降。同时，从受影响程度看，上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对农村更明显，而江苏和浙江正好相反。这方面可以通过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的变动情况体现，如附表2所示，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都使得长三角地区恩格尔系数下降，其变动率均为负值。也就是说，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带来的居民收入变化，使得消费结构也相应改变，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对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尤其是对现代服务业的消费支出比例增加，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
与外资流入变动作用相比，进口关税变动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影响除了通过收入影响居民消费，同时还通过关税变动带来的价格变动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因此，在分析外资流入和进口关税这两种反映全球化指标的政策变量变化对居民消费影响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两者作用影响效果比较看，关税减低对江苏和浙江居民消费影响程度均小于外资流入增加带来的消费影响，对浙江而言，关税降低对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服务业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外资流入增加带来的冲击，而对其他行业消费则正好相反。
第二，从居民对具体行业部门消费变化程度比较看，对于上海居民消费，外资流入增加对房地产消费影响最小，而关税降低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影响最小。对于江苏和浙江，外资流入增加和关税降低都分别对农业消费和房地产消费影响最小。
第三，从消费结构影响比较看，关税降低对促进浙江和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明显，而外资流入增加对促进江苏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明显。
（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来体现，因此，本文假设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并与基准情景相比较，研究发现：
第一，从总的影响效果看，虽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总消费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对于江苏和上海制造业消费而言，很多行业却呈现出反向特征。如表1所示，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江苏、浙江和上海居民总消费将分别增加11.4%、26%和12.2%。但是，对制造业消费影响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特别是江苏，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反而使江苏居民对除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外的其他制造业行业消费下降。
第二，从总的影响程度看，相对于江苏和上海，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对浙江居民消费影响作用更大。表1显示，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发生变化时，从居民消费变化率的绝对值看，浙江居民消费受影响程度均大于江苏和上海（居民农业消费除外）。
第三，从三大产业比较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更有利于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消费增加，而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除外）消费受影响程度相对要小。例如，受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的影响，浙江居民对大部分制造业消费变化率绝对值均在10%以下，江苏和上海甚至在5%以下。
第四，从对具体行业部门消费影响看，上海和浙江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受冲击影响最大，而江苏农业消费受影响最大。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例，边际消费倾向增加10%将会使上海和浙江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分别增加32.84%和46.3%，江苏城镇居民对农业消费增加41.09%。同时，进一步对第三产业内部比较可以发现，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消费受影响程度较大，而房地产业消费受影响程度则相对要小。
第五，从消费结构看，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并不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尽管这似乎与一般经济学逻辑不相吻合，但由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收入相对较高，居民消费类别、消费层次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消费品，特别是像烟草等非一般性食品消费支出相对较大，这点可以从表1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消费大幅度提高反映出来，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与边际消费倾向同向变动，尤其是上海，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增长率分别达到13.49%和11.65%，其次是浙江，分别为6.88%和10.96%。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反而使得长三角地区居民对食品消费支出大幅增加，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四、結论
综合以上几种情景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具有很大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总的来看，相比于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更明显，尤其是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消费以及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邮政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服务业。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加强文化、体育和娱乐等行业的信息交流，保证信息流通便利和顺畅，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二，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发展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而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支出的大幅增长，从而不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利用其高度集中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继续通过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方式，加快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第三，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比较看，全球化更有利于浙江居民消费的提高。因此，浙江应进一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充分发挥大量高度发展的民营企业的优势，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从城镇和农村比较看，一般而言，浙江和上海城镇居民消费受全球化影响较大，而江苏农村居民消费受影响较大。
第四，虽然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总消费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是，对于江苏和上海制造业消费而言，反映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影响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对其中很多行业却呈现出反向作用的特征，尤其是江苏。可见，面对当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促进居民对制造业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靠投资、贸易等方式，特别是江苏，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对制造业消费的影响更有利。
第五，全球化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房地产业消费影响相对较小，对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消费，受外资流入和关税变动等物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受边际消费倾向变动的精神产品全球化流动的影响却相对较大。
责任编辑 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