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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体育界老领导荣高棠同志从容地走了。我赶去送别，看到他安卧在青松翠柏和鲜花丛中。我久久伫立，不禁泪如泉涌。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棠曾是中央团校第一任教育长，我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他任团中央秘书长时，我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他是我的领导，又是大院里的邻居。20年后，我被借调到人民体育出版社，高棠曾是该社第一任社长。说来我和他有缘，却一直无缘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然而，我永远感激他，他在我困难的节骨眼上，有力地拉了我一把，由此改变了我的下半生，使我回到北京，圆了我魂牵梦绕的笔翰生活之梦。
此话得从头说起。1958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在九死一生之地，度过21年。我得过要命的克山病，两次煤气中毒，从“奈何桥”上爬了过来。逆境中，我牢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我们这批人的临别赠言：“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思想，将来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坚决不愿离婚，死心塌地遭株连，伴我到北大荒一起经受磨难。
1979年初，我获得了“改正”。“右派”帽子没有了，但是对我们这些无辜者的安置政策却变来变去，开始说“从哪儿来回到那儿去”，后来改作“工作需要的可回原单位”，又改为“户口可转回，工作白找”，最后对我说，可以“就地安排”，“就地安排小了，可由上一级或上两级安排”，等等。
我决心返回我热爱的编辑岗位，在老战友的帮助下，借调到了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回到了北京，我要弥补过去损耗的时光，过了好一段“二更灯火五更鸡”，又编、又读、又写的生活。社领导信任我，让我责编与日本棒球杂志社合作的《第四届全运会画册》中、日文对照版，在日本印制出版。临印前，我坚持日方寄送清样由我看最后样，结果改错160多处，并写出4000多字的说明，使日方社长十分赞佩，在全社员工大会上号召“向中国同行学习!”随后亲自带着改后清样到北京来，要会会我这个昌先生。
像类似的事还有一些。刘秀政社长为首的社领导决定调我回京，《体育报》党委经国家体委人事司把调我的材料报送国家劳动人事部。谁知一压就是两年。这时中央一大报成立东北记者站，欢迎我去工作，还有一个在北京刚成立的国家级出版社也欢迎我去，答应为我报户口。刘秀政得知后跟我打招呼：“哪儿也不要去!我们继续想办法!”她亲自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体委协商，把我作为《体育报》驻黑龙江的地方记者，把户口从尚志县一面坡镇调进了省城。但我的工资和组织关系直接调进了人民体育出版社，我成了当年北京一个极为特殊的干部。
还是劳动人事部的朋友出主意，说你这事只有请高堂同志出面，将事情批给他们部长，部长同意了’，他们可从积压的3000多份进京请调报告中抽出我那份，提前批复。
刘秀政社长觉得只能如此了。她草拟了一封给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的信，还有我匆忙写就的简历，找到了高棠。
一开始，高棠面有难色。可是他听完老刘对我的介绍后完全改变了主意，马上拍板说：“好!为了给出版社引进一个人才，我这个第一任社长愿意去卖这个老睑。”为了以示郑重，他将刘秀政社长带去的信重新写了一遍，写的时候带点调侃地说：“你说他这好那好的，你没发现他写的简历中还有一个错别字?”
刘秀政心里嘀咕：“这个老昌咋搞的?”但还是为我解释说，这是临来前人家匆匆忙忙写的，我也没有看，就有了一个笔误。
高棠同志笑了，一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信发出不久，我的进京申请就批下来了。
刘秀政社长把我召到办公室，高兴地迎面拱手对我说：“恭喜恭喜! 你的请调报告批下来了!”她又连连说：“真真不易啊! 亏了高棠同志!亏了高棠同志!要不是他，真的就批不下来啊!”
我也拱手感谢说：“惭愧!惭愧!什么时候我去看看高棠同志，当面感谢!”
“不必了! 高棠同志不喜欢这样!只要您好好地为党工作，好好地为出版社工作，就是对咱们老社长的最好感谢!”刘秀政社长是高棠的老部下，深知高棠的为人，从此我一直铭记着老刘这番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对高棠心存感激，也是照着刘秀政社长的话去做人处事的。可以告慰高棠同志的是：我虽能力有限，可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在人民体育出版社这些年里，我参加了社编委会工作，管过总编室、人事处，参与创办并主编《中华武术》杂志10年，使这个刊物畅销海内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发行量达150万份，成为我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武术期刊。我第一批被评为编审，先后终审了书、刊文稿近2000万字，还主编和参与主编不少书籍。此外撰写出版长篇作品两部、还有两部待出版。
后来，我离休了，到今天已经83岁，仍在努力学习与工作。我的努力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与鼓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我“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高棠同志，在您生前，我未能抓住机遇当面向您汇报、表示感谢，为此一直感到愧疚!而今沐浴执笔，向您致哀致谢，一诉衷肠!且表决心：我会洁身自爱，保持革命晚节。还要教育好第二代、第三代，永远以您为榜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刻苦学习，不断提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高棠同志! 您永远活在我们全家几代人心中。
(写于2006年11月23日上午告别高棠同志后)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棠曾是中央团校第一任教育长，我为中央团校第二期学员。他任团中央秘书长时，我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当编辑，他是我的领导，又是大院里的邻居。20年后，我被借调到人民体育出版社，高棠曾是该社第一任社长。说来我和他有缘，却一直无缘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然而，我永远感激他，他在我困难的节骨眼上，有力地拉了我一把，由此改变了我的下半生，使我回到北京，圆了我魂牵梦绕的笔翰生活之梦。
此话得从头说起。1958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在九死一生之地，度过21年。我得过要命的克山病，两次煤气中毒，从“奈何桥”上爬了过来。逆境中，我牢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我们这批人的临别赠言：“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思想，将来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坚决不愿离婚，死心塌地遭株连，伴我到北大荒一起经受磨难。
1979年初，我获得了“改正”。“右派”帽子没有了，但是对我们这些无辜者的安置政策却变来变去，开始说“从哪儿来回到那儿去”，后来改作“工作需要的可回原单位”，又改为“户口可转回，工作白找”，最后对我说，可以“就地安排”，“就地安排小了，可由上一级或上两级安排”，等等。
我决心返回我热爱的编辑岗位，在老战友的帮助下，借调到了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回到了北京，我要弥补过去损耗的时光，过了好一段“二更灯火五更鸡”，又编、又读、又写的生活。社领导信任我，让我责编与日本棒球杂志社合作的《第四届全运会画册》中、日文对照版，在日本印制出版。临印前，我坚持日方寄送清样由我看最后样，结果改错160多处，并写出4000多字的说明，使日方社长十分赞佩，在全社员工大会上号召“向中国同行学习!”随后亲自带着改后清样到北京来，要会会我这个昌先生。
像类似的事还有一些。刘秀政社长为首的社领导决定调我回京，《体育报》党委经国家体委人事司把调我的材料报送国家劳动人事部。谁知一压就是两年。这时中央一大报成立东北记者站，欢迎我去工作，还有一个在北京刚成立的国家级出版社也欢迎我去，答应为我报户口。刘秀政得知后跟我打招呼：“哪儿也不要去!我们继续想办法!”她亲自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体委协商，把我作为《体育报》驻黑龙江的地方记者，把户口从尚志县一面坡镇调进了省城。但我的工资和组织关系直接调进了人民体育出版社，我成了当年北京一个极为特殊的干部。
还是劳动人事部的朋友出主意，说你这事只有请高堂同志出面，将事情批给他们部长，部长同意了’，他们可从积压的3000多份进京请调报告中抽出我那份，提前批复。
刘秀政社长觉得只能如此了。她草拟了一封给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的信，还有我匆忙写就的简历，找到了高棠。
一开始，高棠面有难色。可是他听完老刘对我的介绍后完全改变了主意，马上拍板说：“好!为了给出版社引进一个人才，我这个第一任社长愿意去卖这个老睑。”为了以示郑重，他将刘秀政社长带去的信重新写了一遍，写的时候带点调侃地说：“你说他这好那好的，你没发现他写的简历中还有一个错别字?”
刘秀政心里嘀咕：“这个老昌咋搞的?”但还是为我解释说，这是临来前人家匆匆忙忙写的，我也没有看，就有了一个笔误。
高棠同志笑了，一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信发出不久，我的进京申请就批下来了。
刘秀政社长把我召到办公室，高兴地迎面拱手对我说：“恭喜恭喜! 你的请调报告批下来了!”她又连连说：“真真不易啊! 亏了高棠同志!亏了高棠同志!要不是他，真的就批不下来啊!”
我也拱手感谢说：“惭愧!惭愧!什么时候我去看看高棠同志，当面感谢!”
“不必了! 高棠同志不喜欢这样!只要您好好地为党工作，好好地为出版社工作，就是对咱们老社长的最好感谢!”刘秀政社长是高棠的老部下，深知高棠的为人，从此我一直铭记着老刘这番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对高棠心存感激，也是照着刘秀政社长的话去做人处事的。可以告慰高棠同志的是：我虽能力有限，可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在人民体育出版社这些年里，我参加了社编委会工作，管过总编室、人事处，参与创办并主编《中华武术》杂志10年，使这个刊物畅销海内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最高发行量达150万份，成为我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武术期刊。我第一批被评为编审，先后终审了书、刊文稿近2000万字，还主编和参与主编不少书籍。此外撰写出版长篇作品两部、还有两部待出版。
后来，我离休了，到今天已经83岁，仍在努力学习与工作。我的努力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与鼓励，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我“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高棠同志，在您生前，我未能抓住机遇当面向您汇报、表示感谢，为此一直感到愧疚!而今沐浴执笔，向您致哀致谢，一诉衷肠!且表决心：我会洁身自爱，保持革命晚节。还要教育好第二代、第三代，永远以您为榜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刻苦学习，不断提高；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高棠同志! 您永远活在我们全家几代人心中。
(写于2006年11月23日上午告别高棠同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