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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城小说《树王》采用的是平淡的叙事风格,其中通过身份构建后的第一人称视角与作者采用的顺序叙事对于此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平淡叙事风格下的情感迸泄有着含蓄而深刻的情感张力,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叙事风格的构造,是作者针对文章主题如何呈现的选择与策略。《树王》所采用的这种平淡叙事风格为作者表露主题背后的思想感情,提供了一条自由而包容的呈现路径,使情感迸泄丰富的同时不失纯粹的书写态度。
关键词:《树王》 平淡叙事风格 第一人称视角 顺序叙事 情感迸泄
阿城的“三王”小说被视作寻根文学的经典著作,20世纪80年代“三王”小说腾空出世,以其独特的小说艺术形式与深邃丰富的作品内涵,颤动了海内外众多华人读者眷恋传统文化的心。阿城以其明白纯粹的文风在那个夹杂着些许忧虑的年代,给予了无数期待中国文学有所新发展的人们无数的惊喜。阿城“三王”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有了一些对阿城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如陈旭光的 《阿城小说创作论——兼及对一种批评现象的批评》 、邱景华的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等。a在众多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往往将研究叙事艺术的目光放在《棋王》这部小说的较多,而较少关注到“三王”小说中的另外两部作品。本文将研究目光放在《树王》这部小说中,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着重关注阿城平淡纯粹的叙述风格在这部小说中的体现,并以此为切入点,以分析叙事角度、叙事时序等方面为路径,探讨平淡的叙事风格下的情感迸泄与深厚的文本意蕴。
一、身份构建后的叙述视角的平淡客观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作者展示文本意蕴的一种选择,实际上也是提供给读者的一种审视、观察作品的角度。在叙事学研究上,有不少学者尝试剖析诸多文学作品以做出合理的分类,例如著名的法国学者热奈特引入“聚焦”概念来阐释不同的叙事视角,而N ·弗里德曼在《小说中的视角》一文中提出的区分也许是最为详尽的一种,他区分了八种不同的类型。第三类为“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 b,将会更加贴近阿城《树王》之中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比,因为其参与故事发生之中,甚至引起了情节冲突,推动故事节奏,往往更具有主观性,包括一些偏见与偏爱等特殊情感。而《树王》之中的“我”作为叙述者,承担起了见证李立等知青执意砍倒大树和肖疙瘩执意护树两者之间冲突的见证人,但与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不同的是,《树王》中的这一个“我”能够拥有第三人称的冷静与平淡,这种兼具热情与平静的叙述效果得益于作者对于“我”的身份构建。
作为一部展现知青生活的小说,《棋王》选择一个知青视角作为文章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看起来似乎并不独特,但是当叙述视角与叙事内容在文本中结合时,它们将会构成一种关系,或许是密切配合的,或许是有着重重隔阂的,这样的结合关系将会影响到作家传达情感的饱和度。具体到第一人称而言,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既是故事中的行动元,也是一个角色,而这个叙述者的角色性质以及他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是影响文章内容与情感解释的重要因素。《树王》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极为独特的结合关系,“我”是随队伍下乡接受教育的知青之一,遇到了极度宣扬破除迷信的知青代表李立和坚守自然之根的农民肖疙瘩。阿城的这种静观默想的体验方式、旁观的第一人称叙述及小说知青身份的暧昧不明,令他拓展了視野,看到了自身之外更广阔的世界。c“我”作为一个从城市到农村接受教育的知青,在这样自然形成的隔膜之中,“我”的思想感情变得模糊,并不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在开头第一章的结尾处,“我”单独与肖疙瘩相处时,试图开展一段对话。“我”在思索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义,但肖疙瘩却毫不掩盖地流露出他对于“我们”砍伐林木的担忧与苦涩。“我”漫不经心的一句“树好砍吗?”却成了肖疙瘩忧心忡忡的源头。两人各自怅惘失落,但不同的是:“我”与肖疙瘩各自担忧的地方正是两者或者说知青与农民两个群体的冲突所在。
这一段“我”与肖疙瘩的对话实际上暗示着“我”有着与主人公难以重合的身份视域。这样一种限制与隔膜使得“我”与肖疙瘩的交流中,“我”难以有着深度挖掘肖疙瘩精神品质的耐心与理解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视角之下,肖疙瘩作为主人公,却很少在文中流露出他的内心情思,取而代之的是阿城对其行动的一系列简单平白的外在描写。阿城在《树王》中通过身份构造,营造出了“不作任何渲染、夸张和不表露激动与愤激的叙述态度”d。正是因为不刻意突出强调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尊重故事的自然发生,让角色之间的行为冲突没有受到叙述者的干扰,也让第一人称视角足以拥有如同第三人称视角一样的宽阔视域。在这样一种客观的第一人称视角下,情感迸泄的空间得到了扩充,产生情感的立足点不再只限于“我”所代表的那一个群体,它以一种兼容尊重的心态去从“局外人”的角度来阐释更多种不同的情感。正如文中的“我”在前期对于李立和肖疙瘩所持的观点并没有偏袒,这也给予了两者情感相当的叙述空间,使得两者得以充分地碰撞和交织,带给读者的便是一种有着充分情感宣泄的阅读体验,但同时这样平淡叙述的角度也给予了读者自由选择的空间,减少了作者强加个人意愿在读者身上的嫌疑。而阿城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摆脱一般知青小说的某些限制,不落窠臼,是因为它给予了更多群体情感宣泄的话语权,将传统与知青题材有关的文学关怀对象范围适当地扩大。
二、 传统顺叙叙事话语下的情感迸泄
从叙事学的理论去探讨小说中的时间流动,可以从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所谓叙事时间,则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叙事时间就成了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e根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叙事学研究者基本上区分出顺序、倒叙、插叙、预序等叙述时序。法国学者热奈特创造性地提出“时间倒错”理论,主要用以描述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完全一致。在许多小说创作中,不乏作家顺应“时间倒错”规律,纷纷积极地运用复杂独特的叙事时序,并以此作为强化感情表达的路径。
关键词:《树王》 平淡叙事风格 第一人称视角 顺序叙事 情感迸泄
阿城的“三王”小说被视作寻根文学的经典著作,20世纪80年代“三王”小说腾空出世,以其独特的小说艺术形式与深邃丰富的作品内涵,颤动了海内外众多华人读者眷恋传统文化的心。阿城以其明白纯粹的文风在那个夹杂着些许忧虑的年代,给予了无数期待中国文学有所新发展的人们无数的惊喜。阿城“三王”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有了一些对阿城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如陈旭光的 《阿城小说创作论——兼及对一种批评现象的批评》 、邱景华的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等。a在众多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往往将研究叙事艺术的目光放在《棋王》这部小说的较多,而较少关注到“三王”小说中的另外两部作品。本文将研究目光放在《树王》这部小说中,从叙事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着重关注阿城平淡纯粹的叙述风格在这部小说中的体现,并以此为切入点,以分析叙事角度、叙事时序等方面为路径,探讨平淡的叙事风格下的情感迸泄与深厚的文本意蕴。
一、身份构建后的叙述视角的平淡客观
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作者展示文本意蕴的一种选择,实际上也是提供给读者的一种审视、观察作品的角度。在叙事学研究上,有不少学者尝试剖析诸多文学作品以做出合理的分类,例如著名的法国学者热奈特引入“聚焦”概念来阐释不同的叙事视角,而N ·弗里德曼在《小说中的视角》一文中提出的区分也许是最为详尽的一种,他区分了八种不同的类型。第三类为“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 b,将会更加贴近阿城《树王》之中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相比,因为其参与故事发生之中,甚至引起了情节冲突,推动故事节奏,往往更具有主观性,包括一些偏见与偏爱等特殊情感。而《树王》之中的“我”作为叙述者,承担起了见证李立等知青执意砍倒大树和肖疙瘩执意护树两者之间冲突的见证人,但与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角度不同的是,《树王》中的这一个“我”能够拥有第三人称的冷静与平淡,这种兼具热情与平静的叙述效果得益于作者对于“我”的身份构建。
作为一部展现知青生活的小说,《棋王》选择一个知青视角作为文章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看起来似乎并不独特,但是当叙述视角与叙事内容在文本中结合时,它们将会构成一种关系,或许是密切配合的,或许是有着重重隔阂的,这样的结合关系将会影响到作家传达情感的饱和度。具体到第一人称而言,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既是故事中的行动元,也是一个角色,而这个叙述者的角色性质以及他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是影响文章内容与情感解释的重要因素。《树王》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极为独特的结合关系,“我”是随队伍下乡接受教育的知青之一,遇到了极度宣扬破除迷信的知青代表李立和坚守自然之根的农民肖疙瘩。阿城的这种静观默想的体验方式、旁观的第一人称叙述及小说知青身份的暧昧不明,令他拓展了視野,看到了自身之外更广阔的世界。c“我”作为一个从城市到农村接受教育的知青,在这样自然形成的隔膜之中,“我”的思想感情变得模糊,并不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在开头第一章的结尾处,“我”单独与肖疙瘩相处时,试图开展一段对话。“我”在思索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义,但肖疙瘩却毫不掩盖地流露出他对于“我们”砍伐林木的担忧与苦涩。“我”漫不经心的一句“树好砍吗?”却成了肖疙瘩忧心忡忡的源头。两人各自怅惘失落,但不同的是:“我”与肖疙瘩各自担忧的地方正是两者或者说知青与农民两个群体的冲突所在。
这一段“我”与肖疙瘩的对话实际上暗示着“我”有着与主人公难以重合的身份视域。这样一种限制与隔膜使得“我”与肖疙瘩的交流中,“我”难以有着深度挖掘肖疙瘩精神品质的耐心与理解能力。正是在这样的叙述视角之下,肖疙瘩作为主人公,却很少在文中流露出他的内心情思,取而代之的是阿城对其行动的一系列简单平白的外在描写。阿城在《树王》中通过身份构造,营造出了“不作任何渲染、夸张和不表露激动与愤激的叙述态度”d。正是因为不刻意突出强调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尊重故事的自然发生,让角色之间的行为冲突没有受到叙述者的干扰,也让第一人称视角足以拥有如同第三人称视角一样的宽阔视域。在这样一种客观的第一人称视角下,情感迸泄的空间得到了扩充,产生情感的立足点不再只限于“我”所代表的那一个群体,它以一种兼容尊重的心态去从“局外人”的角度来阐释更多种不同的情感。正如文中的“我”在前期对于李立和肖疙瘩所持的观点并没有偏袒,这也给予了两者情感相当的叙述空间,使得两者得以充分地碰撞和交织,带给读者的便是一种有着充分情感宣泄的阅读体验,但同时这样平淡叙述的角度也给予了读者自由选择的空间,减少了作者强加个人意愿在读者身上的嫌疑。而阿城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摆脱一般知青小说的某些限制,不落窠臼,是因为它给予了更多群体情感宣泄的话语权,将传统与知青题材有关的文学关怀对象范围适当地扩大。
二、 传统顺叙叙事话语下的情感迸泄
从叙事学的理论去探讨小说中的时间流动,可以从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来进行探讨。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所谓叙事时间,则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叙事时间就成了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e根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叙事学研究者基本上区分出顺序、倒叙、插叙、预序等叙述时序。法国学者热奈特创造性地提出“时间倒错”理论,主要用以描述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不完全一致。在许多小说创作中,不乏作家顺应“时间倒错”规律,纷纷积极地运用复杂独特的叙事时序,并以此作为强化感情表达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