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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针对中西比较诗学中诗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本文就诗学一词从词语，文化，到历史“语境”和翻译等多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阐发作者自己的观点，以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关键词：诗学；中国文论；不可通约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一、“诗学”的兴起
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诗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背景。晚清过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汉语不仅抛弃了以文言为主的表述方式，各种外来语词的源源涌现也让汉语从内在做了巨大改变。诗学，作为富有新义的理论术语，它的使用包含着三种源流，第一是对西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开创。 西文一旦被写（读）成汉字（语），它们便融入现代汉语的语境，脱离西文母体，成为汉语思维使用的基本材料了。西文一旦脱离了母体，它的内涵也就变化了，所以诗学作为译词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此外，就算用作译词，以汉语的诗学替代与之相关的所有“西文”，其实已是一种整编，因为它无法把（古）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中“诗学”的语词差异尽所囊括。这样，即便是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词对比，汉语中的诗学含义已有不同，语境、用词及理解均不一样。可见，在第一个层面上，严格意指西语。poetics等的“诗学”一词，因自身不可摆脱的“汉语性”，使其在一开始就处于中西之间，从而为以后的词义引申留下了余地。中西之间的译文，隔着的不仅是语词，更重要的是语词后面的文化背景。如果真要追求译文的精准，唯一的办法是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背景，对于所谓比较诗学来说，目前的途径大概有两条，即中国语境中的“文论还原”和西學语境中的“诗学复位”。
二、“诗学”与中国“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具有思维方式具有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 话语表达方式多隐喻，少分析性的解释的特点。而西方的“诗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士的“专论诗艺”，或专论一部分被名之为诗性的文本言述。中世纪以前，西方虽然已经有广义的“文学”概念，但却没有形成广义的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正好是“文学”这个概念的狭义化，随着发展狭义“文学"概念和广义”诗学"概念最终合二为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这一译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现代汉语中的“文学理论”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的文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狭义文论。中国古代的狭义文论。要么是基于文笔之辩的文韵文藻之论，要么是基于“诗文之分”的散文论，因而也大异于西方文学理论。另外，中国古代的“诗论”只是作为群言之一的文类论，它只是狭义的诗体西方诗学论及最一般的诗性言述，在体裁上它可以包括狭义的“诗”、“戏剧”、“小说”等文体。仔细说来，我们可以做以下区分。
1、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的不同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区别诗学与非诗学的标准是“摹仿”与否，对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家来说，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是“审美”与否，而审美在此绝不是仅从纯语言形式上来考虑的。而中国古代广义文论的研究对象是指一切言述文本。这一概念大致与西语“文学”literature之广义对等，但这并不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象，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对象是一部分以审美为目标的言述文本，它主要由 “小说”“诗”“戏剧”三大样式。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狭义概念看来，中国对诗与非诗的区别在于用韵与否，再看中国古代诗论，中国古代诗论之诗一指诗经，二指诗体韵文，主要指抒情诗。西方诗学中的诗广义讲来，包括史诗、戏剧诗与抒情诗，狭义之诗则是与小说、戏剧并列的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诗论与西方狭义诗论的涵盖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因此理解诗学的路数也是有差异的。
2、概念语境与论述空间的不同
中国古代文论对其研究对象并没有进行如此细密的区分，中国古代文论的论域空间是相对阔大而无所不包的。一方面，“文论”的思考方式是纳入无所不包的宇宙自然的总体文象中，文论的思想前提是总体宇宙自然道论的一部分，是对 道之文以及道的一般思考。中国文论从来都不属于到艺术论的范畴。第二方面，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的人文外延是从已然自在的诸文体的集合上来设定的，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将一部分艺术的言述独立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与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建立二种差异性的关系，而是以诸文体的自然形成的差异性关系为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基本论域是诸文体的历史性差异。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由诸体文论和总体文论两极构成，而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叙事性、文学性、抒情性和戏剧性诸问题则从未进入其视野。
相比之下，西方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一系列分类区别的，所以它的论域空间也是多层次的。首先，诗学是以艺术学的范畴加以界定的，诗的艺术属性决定诗的本质，因此，诗学的逻辑前提是对艺术的一般思考。其次，诗和其他艺术门类之主要区别是语言这种艺术媒介，因此，诗是作为语言艺术来思考的。诗学艺术特征的确立是对艺术门类的差异思考。第三，诗学又是一门艺术语言，因此，诗学又属于一般语言学的范畴。所以西方诗学与文学理论的论域空间是在一般语言学和一般艺术学的交叉点上的。
三、结语
诗学作为现代汉语的新词，由于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便派生出对本土历史进行重新诠释的“反身”功能。于是用“诗学”解释、评价乃至替换传统术语和理论的现象也就随之而生。让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概念语义的根本差别被有些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词术语的书写同一性掩盖，因此某些用来翻译的现代汉语语词与古代汉语的语词原形只是同形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论是两个不可同的系统，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寻求这样一些交叉点也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现代语言理论曾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语言的三维性、工具性、审美性和真理性。语言的三维意味着人们理解和把握语言之可能的三大取向。从语言之维，我们发现中西传统诗学最为内在的思维方式与论说之域是在语言为中心的"语词与实在"之域和以语词为中心的“语词与语词之域”，在这两大界域之外还存在非中心的“语词与意义”之域，后者划定了前者的限度和范围。以语词为中心的“语词与语词”之域和以实在为中心的“语词与实在之域”也成为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论的比较基础。
参考文献：
[1]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94年版.
[2]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M].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版.
[3]曹顺庆 吴兴明 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4]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关键词：诗学；中国文论；不可通约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6-0-02
一、“诗学”的兴起
现代汉语中的新词“诗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和背景。晚清过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汉语不仅抛弃了以文言为主的表述方式，各种外来语词的源源涌现也让汉语从内在做了巨大改变。诗学，作为富有新义的理论术语，它的使用包含着三种源流，第一是对西poetics等的翻译转换，第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阐发（再造），第三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开创。 西文一旦被写（读）成汉字（语），它们便融入现代汉语的语境，脱离西文母体，成为汉语思维使用的基本材料了。西文一旦脱离了母体，它的内涵也就变化了，所以诗学作为译词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此外，就算用作译词，以汉语的诗学替代与之相关的所有“西文”，其实已是一种整编，因为它无法把（古）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中“诗学”的语词差异尽所囊括。这样，即便是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词对比，汉语中的诗学含义已有不同，语境、用词及理解均不一样。可见，在第一个层面上，严格意指西语。poetics等的“诗学”一词，因自身不可摆脱的“汉语性”，使其在一开始就处于中西之间，从而为以后的词义引申留下了余地。中西之间的译文，隔着的不仅是语词，更重要的是语词后面的文化背景。如果真要追求译文的精准，唯一的办法是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背景，对于所谓比较诗学来说，目前的途径大概有两条，即中国语境中的“文论还原”和西學语境中的“诗学复位”。
二、“诗学”与中国“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具有思维方式具有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 话语表达方式多隐喻，少分析性的解释的特点。而西方的“诗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士的“专论诗艺”，或专论一部分被名之为诗性的文本言述。中世纪以前，西方虽然已经有广义的“文学”概念，但却没有形成广义的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的形成正好是“文学”这个概念的狭义化，随着发展狭义“文学"概念和广义”诗学"概念最终合二为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这一译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现代汉语中的“文学理论”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的文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狭义文论。中国古代的狭义文论。要么是基于文笔之辩的文韵文藻之论，要么是基于“诗文之分”的散文论，因而也大异于西方文学理论。另外，中国古代的“诗论”只是作为群言之一的文类论，它只是狭义的诗体西方诗学论及最一般的诗性言述，在体裁上它可以包括狭义的“诗”、“戏剧”、“小说”等文体。仔细说来，我们可以做以下区分。
1、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的不同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区别诗学与非诗学的标准是“摹仿”与否，对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家来说，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是“审美”与否，而审美在此绝不是仅从纯语言形式上来考虑的。而中国古代广义文论的研究对象是指一切言述文本。这一概念大致与西语“文学”literature之广义对等，但这并不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对象，西方的文学理论的对象是一部分以审美为目标的言述文本，它主要由 “小说”“诗”“戏剧”三大样式。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狭义概念看来，中国对诗与非诗的区别在于用韵与否，再看中国古代诗论，中国古代诗论之诗一指诗经，二指诗体韵文，主要指抒情诗。西方诗学中的诗广义讲来，包括史诗、戏剧诗与抒情诗，狭义之诗则是与小说、戏剧并列的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诗论与西方狭义诗论的涵盖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因此理解诗学的路数也是有差异的。
2、概念语境与论述空间的不同
中国古代文论对其研究对象并没有进行如此细密的区分，中国古代文论的论域空间是相对阔大而无所不包的。一方面，“文论”的思考方式是纳入无所不包的宇宙自然的总体文象中，文论的思想前提是总体宇宙自然道论的一部分，是对 道之文以及道的一般思考。中国文论从来都不属于到艺术论的范畴。第二方面，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的人文外延是从已然自在的诸文体的集合上来设定的，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将一部分艺术的言述独立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与文学、历史、科学、哲学等建立二种差异性的关系，而是以诸文体的自然形成的差异性关系为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文论的另一基本论域是诸文体的历史性差异。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由诸体文论和总体文论两极构成，而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叙事性、文学性、抒情性和戏剧性诸问题则从未进入其视野。
相比之下，西方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一系列分类区别的，所以它的论域空间也是多层次的。首先，诗学是以艺术学的范畴加以界定的，诗的艺术属性决定诗的本质，因此，诗学的逻辑前提是对艺术的一般思考。其次，诗和其他艺术门类之主要区别是语言这种艺术媒介，因此，诗是作为语言艺术来思考的。诗学艺术特征的确立是对艺术门类的差异思考。第三，诗学又是一门艺术语言，因此，诗学又属于一般语言学的范畴。所以西方诗学与文学理论的论域空间是在一般语言学和一般艺术学的交叉点上的。
三、结语
诗学作为现代汉语的新词，由于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便派生出对本土历史进行重新诠释的“反身”功能。于是用“诗学”解释、评价乃至替换传统术语和理论的现象也就随之而生。让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概念语义的根本差别被有些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词术语的书写同一性掩盖，因此某些用来翻译的现代汉语语词与古代汉语的语词原形只是同形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论是两个不可同的系统，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寻求这样一些交叉点也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现代语言理论曾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语言的三维性、工具性、审美性和真理性。语言的三维意味着人们理解和把握语言之可能的三大取向。从语言之维，我们发现中西传统诗学最为内在的思维方式与论说之域是在语言为中心的"语词与实在"之域和以语词为中心的“语词与语词之域”，在这两大界域之外还存在非中心的“语词与意义”之域，后者划定了前者的限度和范围。以语词为中心的“语词与语词”之域和以实在为中心的“语词与实在之域”也成为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论的比较基础。
参考文献：
[1]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94年版.
[2]王晓路.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M].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版.
[3]曹顺庆 吴兴明 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4]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