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今之诗，也喜读古之诗。读得久了，自谓偶然也能会心于一二。但是往往一读现在的某些诗评诗论，却被唬住了，发觉自己还在门外，于是胡涂起来，或者象今人惯说的，“朦胧”起来了。
　　例如，一方主张诗要写得让人一看就懂，乃至一听就懂，举白居易为证，据说白诗做到了“群众化”，“老妪能解”云。另一方则主张诗写得多么难懂也无伤为大诗人，举李商隐为证，据说《无题》诸篇，锦瑟华年之什，尽管千百年来争议不休，仍然脍炙人口云。
　　白居易与李商隐，皆我所爱也。然而两公的诗，真是一个好懂得要命，一个难懂得要死，矛盾得判若冰炭么？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的确流传颇广，不过流传的是哪些诗，又是在哪些人当中流传呢？没有确凿的材料。仅据白居易自述，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白诗的；“士庶僧徒孀妇少女之口”，每每有吟咏白诗的；所谓“能解”白诗的“老妪”，想来不仅粗通文墨，而且有一定的鉴赏水平，当然也在其中。那时甚至有一位娼妓，还曾夸耀能背诵白居易《长恨歌》，以此来自高身价。然而白居易头脑很冷静，他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渝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白居易自己所特别爱重的讽谕诗的命运似乎不佳：“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的一些诗作，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证明倒是被这些老爷读懂了；不过他们并没懂得这是用心良苦的诗人的“小骂大帮忙”，所以诗人也还不免“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一点就不知道是否“老妪能解”了。
　　白居易诗的真价值，并不在于无从稽考的“老妪能解”。何况白居易更写过不仅老妪、而且老倌也解不得的“朦胧诗”：“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千百年来，不也是“只恨无人作郑笺”么？
　　若以“老妪能解”以至流传的广泛作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那末“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流行歌曲作者柳永，岂不是将凌驾屈原之上，成为千古第一大家吗？虽然，我丝毫没有贬低“晓风残月”柳屯田的意思。
　　至于李商隐的《锦瑟》与无题诗，未必就构成千古疑案。我看主要是新旧索隐派刻意求津，硬要挖出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才把事情搞复杂了。诗人生前已经预作针砭：“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通观玉生全集中的政治诗，无论咏史讽今，如《北齐二首》，《隋宫》，《听鼓》，《马嵬二首》，《重有感》，《安定城头》，《贾生》，《哭刘》，篇篇笔重千秋，而绝无闪烁。千古传诵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更无一冷僻语，无一生硬语。这些诗占了李商隐作品的什九，为什么偏要捧他作晦涩的祖宗？
　　这就叫各执一词，而都偏离了所论的诗人的真实的全貌。
　　这种习尚由来已久。李白杜甫本来是好朋友，也各有自己杰出的贡献，却偏有人强分轩轾，扯成扬此抑彼的两大派。可怜李杜，一个“太狂生”，一个“太瘦生”，就难免在延续千年的派性斗争中被“肢解”了。
　　今之视昔，旁观者清：捧李白打杜甫的，讥讪老杜“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趋奉干谒，拍马屁而不得；却谓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介丈夫，磊落当世。殊不知李滴仙在毛遂自荐的时候，也难逃封建士人的通例；众所周知的《与韩荆州书》中就说：“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不是浑身连一点仙气也没有了么？与此仿佛，捧杜甫打李白的，则抓住《出妓金陵子呈卢六》、《示金陵子诗》等，揭发李学士沉湎于醇酒妇人，全不如杜拾遗每饭不忘君，一片忠心忧国忧民。其实李白诗中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其沉痛悲愤，并不下于杜甫的“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是的，这就叫各执一词；为足成自己的结论而各取所需，不利于自己结论的就弃置不顾。
　　鲁迅曾说过，臧否人物的时候，“倘有取舍，便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如说陶渊明，本来是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所谓静穆的一面，又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的一面的。正因为有志未遂，这才采菊东篱；陶渊明在悠然见南山的一霎，究竟想的什么，也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有发言权吧。
　　各取所需，各执一词，始自何时已经失考。但是片面性发展到极端，由矫情而不讲理，从“常有理”变成“惹不起”，我们在十年动乱前后，是早已见惯了的。唯我正确，唯我革命，是各自的核心；旁征博引，打“语录”仗，是共同的表现。抛开属于敌人者不谈，其病端在于不能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对待任何问题都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研究古今作家和作品，开展文学艺术的探讨与研究，都是科学问题。对科学问题采取反科学的态度是要碰壁，终究站不住脚的。过去如是，今后仍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