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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吴明玉提出了“包产到户”，结果成了右派、反革命，被送进监狱；1979年，落实政策的吴明玉重新参加工作。
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今年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眼下，吴明玉不仅是芦山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而且是雅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生履历中，前20多年，我追求理想，后20多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着我这一辈子。”2008年8月15日，坐在四川省芦山县城郊区的农家小院里接受采访时，吴明玉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
断水三天：他让市民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1978年12月，举世闻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农业迎来了它在新时期的第一次新浪潮。以“包干到户”为发端，全国各地迅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尊重了农民的选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农业生产迅猛增长。
吴明玉的个人命运也与此大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1979年5月12日，中共四川省芦山县委作出了“撤销对吴明玉极右分子政治结论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给吴明玉恢复名誉，恢复公职，安排到芦山县农业银行，继续从事他的“本行”。
在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包产到户第一人”吴明玉的辛酸往事。因为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为了“包产到户”，他遭受到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1954年10月，16岁的吴明玉从银行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四川省芦山县工作。两年后，下派到清仁乡芦庙二溪联社当驻队干部。
“吴同志，我要退社!”刚进村的他还没有放下行李，就有人找上门来了。“退社?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吴明玉一下懵了。他越是劝阻，闹着退社的人反而越多。这使他冷静了下来。“你们为什么要退社？退社有什么理由？”
闹退社的人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账来，一句话就是入社后的收入没有单干时高。
当时，吴明玉对党的农村政策从未怀疑过，但眼下农民朋友算的账又不能不让他深思起来。思来想去，他决定走村串户“解剖麻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调查中吴明玉痛心地看到不少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霉烂在田里收不回来……因为是集体的，干多干少都一样。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恐怕只能适得其反。于是他想探索出一条既能保住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又能发挥个人主动性的路子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在实行高级合作化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到户”、“产量到户”、“工分到户”、“肥料到户”、“附产物到户”的“五到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随后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当他刚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大家时，会场沸腾了，以前闹着要退社的人也当场表态，“真要这样干，我也就不退社了!”
散会后，吴明玉连夜给县委写了一个报告。随后几天，他组织社队干部编制表格，丈量土地，忙得不亦乐乎，只等上级批复后就把田地划分到户。然而等待的结果是县委不但没有同意他的做法，反而认为他是在“和农业合作化道路唱对台戏”而批评了他。受了“委屈”的吴明玉，将自己的心血整理成一篇题为《含苞的花蕾——五到户》的调查报告，投递给了《四川日报》。
吴明玉认为自己是对的。县上批评了他，他不服，想找个地方说理，也让社会来评价评价我这种做法对不对。
3个多月后，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了他的文章，(据1989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一书介绍：这是四川省最早提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文章)。他还没有高兴几天，随后报纸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包工包产到户。其理由首先是包工包产到户，实际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下的单干，比私有制单干还多增加了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其次，包工包产到户与建立农业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相违背的，不能通过集体劳动生产的过程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会助长社员的自私心理，不代表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报纸争鸣一阵后，最后总的评价是包工、包产到户利少害多。这一篇文章便成了“攻击合作化道路”的罪证。
吴明玉看了《四川日报》上的讨论文章，认为多数是奉命行事，缺乏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不是真正代表多数农民说话，是教条的官样文章，并且许多论点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他想起了最关心农民疾苦，最了解农村情况的主席。他以极其虔诚的心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对农业合作化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提出“五到户”主张的理由，以及遭受批判的情形，并随信附上了“五到户”责任制办法的全文。
1957年8月，吴明玉以双挂号信的形式投寄了这封信。
自从吴明玉给毛主席的双挂号信投入到邮筒后，他就盼呀盼，终于，半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张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收发科”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
然而这个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救不了他。1957年10月2日，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宣布吴明玉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后肥料减少，劳动力流失，社员情绪低落，这是几支毒箭。还说他提出的“五到户”办法，是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3个月后厄运降临到了吴明玉的头上。在强制劳动改造10个月后，1958年8月他被戴上了“极右”帽子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天全县硫磺矿劳动教养，后转到凉山荞窝农场、会东铅锌矿劳动教养。
作为专政对象，不知有多少次，吴明玉要让自己相信是自己错了，但现实却使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期间两次向毛主席寄去他的调查报告，陈述他的见解，但没有回音。
1960年11月的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他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进了二郎山天全县硫磺矿劳教队队部，对着一屋子正在烤火的管教干部高声地说：“我要说心里话，说完了你们枪毙我好了!”
“我要说的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在农业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一口气说完后，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判决。果然冶炼车间的张主任“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拉起他就往外走。吴明玉心如止水，他知道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把他拉到雪地里处决了。谁知张主任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寝室。
“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告诉你，中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中国，谁对谁错历史自会作出结论的……”几句话如雷轰顶，他顿时醒悟过来：我为什么这么傻?从那时起，他的人生似乎又有了追求的目标了，那就是等到历史作出结论的那一天。尽管他不知道他要等多久，但有了希望就要为“明天”好好地活下去!
春回大地：他收获着迟来的情和爱
1963年，吴明玉被摘除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开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改革的梦想”。从此他一有空就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不久一篇五万多字题为《向日葵》的中篇小说就脱稿了，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主张“包产到户”受到“万人唾弃”的形象。他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篇无处发表的小说，在三年后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使他戴上了一顶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身心交瘁的他彻底绝望了。
他在西昌西河砖瓦厂接受批斗时，躲过看守，解下裤带缚住双手，一个猛子扎下了一条人工渠。谁知人工渠的下面却是西昌市自来水厂的蓄水池，他不但求死未果，反成了“企图害死西昌人民的反革命投毒犯”。西昌市造反派为“肃清流毒”断然停止供水3天，弄得全城人心惶惶。20多年过去了，至今一提起这件事，吴明玉还内疚不已：“我让西昌市民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春回大地。吴明玉开始申诉了。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盼到了历史作出结论的这一天，1979年5月12日，中共芦山县委对吴明玉的申诉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后，作出了“撤销对吴明玉极右分子政治结论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吴明玉重返工作岗位。
此时，吴明玉已4l岁了，还是形单影只。19岁的他就当上了“全县年龄最小但问题最大的右派分子”，谁还敢靠近他?
但爱情还是和他不期而遇了。1978年，在吴明玉申诉的路上，他和一个年轻女子邂逅相遇了。当这位姑娘得知眼前的这个“老头子”为了“包产到户”而葬送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时，由然升起了对吴明玉的敬重之情。这个刚刚20出头的女子是雅安某单位的工人，她利用工余之际，不断安慰吴明玉，并帮他抄写申诉材料，……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她慢慢地爱上了吴明玉。当这位勇敢而害羞的姑娘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时，吴明玉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你的叔叔呀!”但也吃“人间烟火”的吴明玉在落实政策后，还是接受了她的爱。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时，那姑娘的父母站出来了反对了：如果你要和吴明玉结婚，就请你跨过爸爸妈妈的尸体!那位已占据了吴明玉心房的姑娘最终只得与他挥泪告别。
记得他在“右派”队里劳动教养时，有人曾问他：“小吴，你的爱人在哪里？”“丈母娘帮我养着呢，还在上幼儿园!”
20多年前的一句玩笑竟让他给说准了。
1980年，一位小他17岁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高中毕业后家住芦山县城西郊的王崇兰从小就听说了芦山有个叫吴明玉的干部，因他提出“包产到户”被打倒后仍然不服，还要上书毛主席!这个在书中才能看到的英雄，经人介绍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她高兴极了。俩人第一次见面竟然忘了年龄上的差距，谈得十分投机。当年底，这对有情人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年后，爱情结晶来到了他们身边。他为女儿取名为“吴瑕”——就是要让她洁白无瑕，长大成才报效祖国。聪明好学的吴暇果然不负他们的期望，1999年她以芦山县文科考生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
平时，吴明玉住在城郊幽静的农家小院内。老伴是乡里人，勤劳惯了，闲不住，总喜欢栽点这样、种点那样，所以吴明玉就陪老伴住在乡下，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有份专业很对口的工作。这是他们最感自豪和欣慰的。吴明玉每天上午准时从家里出发，骑一辆自行车到单位“人大代表”办公室坐坐，看看有没有给“吴代表”的信，接待来访的群众，然后回家读书。
“人大代表档案”：他见证了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
吴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不久，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认为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这可是吴明玉呐喊了20多年，并为之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牺牲了青春年华的事呀!
吴明玉当时还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地区，有一位叫李云河的县委书记，在全县搞“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正是看了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他那篇文章后受启发、受影响才搞的。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将吴明玉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的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后来意识到党在农村政策上的失误，在1959年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带着县委一班人准备在全县悄悄推行“三包五到户”，谁知刚铺开摊子就受到省委点名批评，撤销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后又被遣送回家。吴明玉后来知道县委第一书记的遭遇后，并未幸灾乐祸喊“报应”，因为他知道：认识真理与谬误都有个过程，是真理终究会被人们肯定的。
当了28年的人大代表，吴明玉颇有心得。为此，他建了一个“人大代表档案”，里面有一份油印的文稿，纸张已经发黄。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刚刚恢复，吴明玉就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也是改革开放后的芦山县首届人大代表。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吴明玉作了两手准备，一份口头发言稿，一份书面发言稿。如果没有机会开口，他就散发书面发言稿。
书面发言稿是吴明玉自己手工刻蜡纸油印的，标题叫《未来是青年的》，印了100份。1981年春，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报到的当天，他就提前在会场外发书面发言稿，见人大代表就送。有领导不高兴了，在大会上拿着吴明玉的书面发言稿，公开指责：“有些人大代表，会还没开，就擅自在会场外撒传单。目无领导，不讲规矩。”
在这次大会上，吴明玉重提“五到户”，又成为大会的焦点，有人质问他：“二十几年前你就提出这个办法，难道你比中央还高明?”当时，充满了火药味。
那时，也许在领导心目中让你当人大代表，就是让你举手而已。
也就是在那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开不了口”的吴明玉也没有举手。那时是举手表决，在大家一致举手同意时，吴明玉垂手而立；当问到有没有弃权时，只有他一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当时大家就像看怪物似地盯着他。事后有好心人告诫他：“别这样出风头。”吴明玉一笑而过。
敢说真话，好打抱不平的秉性不改，吴明玉得到群众的拥戴，连续七届被选为县人大代表，2001年雅安撤地设市，选举第一届市人大代表，已经退休的他榜上有名，第二届换届，连选连任，被誉为“人大代表专业户”，人称“吴代表”。
吴明玉的“人大代表”不是白当的，村民插秧争水打架，他到田坎边调解；搬进新房喝不上自来水，他“讨伐”水公司；有公司“挂羊头卖狗肉”，毁林开荒，他上书市、县人大常委会……今年70岁的吴明玉虽然早就退休了，但单位领导看着他比上班还忙，经常有群众找他申诉，于是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人大代表”办公室。
从自己乡下的农家小院骑自行车到“人大代表”办公室，大约需要20多分钟时间。每天上午8时许，吴明玉准时从家里出发，他从院中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与家人打了打招呼，便骑着自行车走上了乡间小道。不时有农民老远便亲切地呼喊道：“吴代表”。老吴微笑着与他们打着招呼，有时还跳下自行车，站在路边随意聊上几句。
走进吴明玉的“人大代表办公室”，只见茶几上、办公桌上四处堆放着各种提案和人民群众的来信以及申诉材料，旁边放着一本《芦山县党政机关电话号码簿》。他正在处理一件房产案。申诉人将芦山县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在申诉书中开篇部分，申诉人白纸黑字写着：“申诉人要求法庭准许芦山县人大代表、芦山县信用联社退休干部吴明玉同志参加听证。”可见“吴代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地位。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有人好意劝他，“你是全国提出‘包产到户’的第一人，你应该找一下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也算是对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交待了。”但在吴明玉眼里，个人荣辱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看到党的富民政策落到实处，只要看到‘包产到户’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下来，我还有何求？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是农民朋友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我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罢了。”
28年人大代表生涯，吴明玉自然有很多感受。他始终忘不了28年的一幕，偌大的会场，只有他一人投弃权票“在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评议政府工作报告上，那时是举手表决，在大家一致举手同意时我垂手而立；当问到有没有弃权时，只有我一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当时大家就像看怪物似地盯着我。后来从无记名投票发展到按铃投票，我更坦然了。”说到变化，吴明玉深有感触，“民主化的进程，从议案回复就可见一斑，以前是可回可不回，后来是冷冰冰地回复，而现在不但有回复外，而且文中还有了商量口气。”吴明玉几乎保存了历次议案的回复，他拎出档案袋，“这算是我个人的‘人大代表档案’吧，它见证了我国基层民主化进程。”
1980年底，人民代表大会制恢复，42岁的吴明玉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28年过去了，今年70岁的吴明玉依然是人大代表，从第八届到第十五届，一届也没有少。眼下，吴明玉不仅是芦山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而且是雅安市第二届人大代表。
“在我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生履历中，前20多年，我追求理想，后20多年，我追求民主。理想和民主伴随着我这一辈子。”2008年8月15日，坐在四川省芦山县城郊区的农家小院里接受采访时，吴明玉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的。
断水三天：他让市民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1978年12月，举世闻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农业迎来了它在新时期的第一次新浪潮。以“包干到户”为发端，全国各地迅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尊重了农民的选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使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农业生产迅猛增长。
吴明玉的个人命运也与此大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1979年5月12日，中共四川省芦山县委作出了“撤销对吴明玉极右分子政治结论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给吴明玉恢复名誉，恢复公职，安排到芦山县农业银行，继续从事他的“本行”。
在这个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包产到户第一人”吴明玉的辛酸往事。因为他是中国最早提出“包产到户”的。为了“包产到户”，他遭受到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
1954年10月，16岁的吴明玉从银行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四川省芦山县工作。两年后，下派到清仁乡芦庙二溪联社当驻队干部。
“吴同志，我要退社!”刚进村的他还没有放下行李，就有人找上门来了。“退社?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吴明玉一下懵了。他越是劝阻，闹着退社的人反而越多。这使他冷静了下来。“你们为什么要退社？退社有什么理由？”
闹退社的人一五一十地给他算起账来，一句话就是入社后的收入没有单干时高。
当时，吴明玉对党的农村政策从未怀疑过，但眼下农民朋友算的账又不能不让他深思起来。思来想去，他决定走村串户“解剖麻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调查中吴明玉痛心地看到不少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霉烂在田里收不回来……因为是集体的，干多干少都一样。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在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过分强调集体主义恐怕只能适得其反。于是他想探索出一条既能保住集体主义的优越性，又能发挥个人主动性的路子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提出了在实行高级合作化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到户”、“产量到户”、“工分到户”、“肥料到户”、“附产物到户”的“五到户”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随后他召开了社员大会，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当他刚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大家时，会场沸腾了，以前闹着要退社的人也当场表态，“真要这样干，我也就不退社了!”
散会后，吴明玉连夜给县委写了一个报告。随后几天，他组织社队干部编制表格，丈量土地，忙得不亦乐乎，只等上级批复后就把田地划分到户。然而等待的结果是县委不但没有同意他的做法，反而认为他是在“和农业合作化道路唱对台戏”而批评了他。受了“委屈”的吴明玉，将自己的心血整理成一篇题为《含苞的花蕾——五到户》的调查报告，投递给了《四川日报》。
吴明玉认为自己是对的。县上批评了他，他不服，想找个地方说理，也让社会来评价评价我这种做法对不对。
3个多月后，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出了他的文章，(据1989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省农村合作经济史料》一书介绍：这是四川省最早提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文章)。他还没有高兴几天，随后报纸展开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包工包产到户。其理由首先是包工包产到户，实际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下的单干，比私有制单干还多增加了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其次，包工包产到户与建立农业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相违背的，不能通过集体劳动生产的过程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会助长社员的自私心理，不代表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报纸争鸣一阵后，最后总的评价是包工、包产到户利少害多。这一篇文章便成了“攻击合作化道路”的罪证。
吴明玉看了《四川日报》上的讨论文章，认为多数是奉命行事，缺乏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不是真正代表多数农民说话，是教条的官样文章，并且许多论点站不住脚，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他想起了最关心农民疾苦，最了解农村情况的主席。他以极其虔诚的心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对农业合作化实际情况的调查和提出“五到户”主张的理由，以及遭受批判的情形，并随信附上了“五到户”责任制办法的全文。
1957年8月，吴明玉以双挂号信的形式投寄了这封信。
自从吴明玉给毛主席的双挂号信投入到邮筒后，他就盼呀盼，终于，半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张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收发科”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
然而这个椭圆形蓝色戳记的回执救不了他。1957年10月2日，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宣布吴明玉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后肥料减少，劳动力流失，社员情绪低落，这是几支毒箭。还说他提出的“五到户”办法，是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3个月后厄运降临到了吴明玉的头上。在强制劳动改造10个月后，1958年8月他被戴上了“极右”帽子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天全县硫磺矿劳动教养，后转到凉山荞窝农场、会东铅锌矿劳动教养。
作为专政对象，不知有多少次，吴明玉要让自己相信是自己错了，但现实却使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这期间两次向毛主席寄去他的调查报告，陈述他的见解，但没有回音。
1960年11月的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他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进了二郎山天全县硫磺矿劳教队队部，对着一屋子正在烤火的管教干部高声地说：“我要说心里话，说完了你们枪毙我好了!”
“我要说的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毛主席在农业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一口气说完后，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判决。果然冶炼车间的张主任“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拉起他就往外走。吴明玉心如止水，他知道接下来的可能就是把他拉到雪地里处决了。谁知张主任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寝室。
“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告诉你，中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中国，谁对谁错历史自会作出结论的……”几句话如雷轰顶，他顿时醒悟过来：我为什么这么傻?从那时起，他的人生似乎又有了追求的目标了，那就是等到历史作出结论的那一天。尽管他不知道他要等多久，但有了希望就要为“明天”好好地活下去!
春回大地：他收获着迟来的情和爱
1963年，吴明玉被摘除了“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场就业。他开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改革的梦想”。从此他一有空就趴在桌子上写个不停，不久一篇五万多字题为《向日葵》的中篇小说就脱稿了，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主张“包产到户”受到“万人唾弃”的形象。他没有想到就是他这篇无处发表的小说，在三年后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使他戴上了一顶更大的帽子“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身心交瘁的他彻底绝望了。
他在西昌西河砖瓦厂接受批斗时，躲过看守，解下裤带缚住双手，一个猛子扎下了一条人工渠。谁知人工渠的下面却是西昌市自来水厂的蓄水池，他不但求死未果，反成了“企图害死西昌人民的反革命投毒犯”。西昌市造反派为“肃清流毒”断然停止供水3天，弄得全城人心惶惶。20多年过去了，至今一提起这件事，吴明玉还内疚不已：“我让西昌市民过了几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春回大地。吴明玉开始申诉了。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盼到了历史作出结论的这一天，1979年5月12日，中共芦山县委对吴明玉的申诉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后，作出了“撤销对吴明玉极右分子政治结论和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吴明玉重返工作岗位。
此时，吴明玉已4l岁了，还是形单影只。19岁的他就当上了“全县年龄最小但问题最大的右派分子”，谁还敢靠近他?
但爱情还是和他不期而遇了。1978年，在吴明玉申诉的路上，他和一个年轻女子邂逅相遇了。当这位姑娘得知眼前的这个“老头子”为了“包产到户”而葬送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时，由然升起了对吴明玉的敬重之情。这个刚刚20出头的女子是雅安某单位的工人，她利用工余之际，不断安慰吴明玉，并帮他抄写申诉材料，……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她慢慢地爱上了吴明玉。当这位勇敢而害羞的姑娘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时，吴明玉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你的叔叔呀!”但也吃“人间烟火”的吴明玉在落实政策后，还是接受了她的爱。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时，那姑娘的父母站出来了反对了：如果你要和吴明玉结婚，就请你跨过爸爸妈妈的尸体!那位已占据了吴明玉心房的姑娘最终只得与他挥泪告别。
记得他在“右派”队里劳动教养时，有人曾问他：“小吴，你的爱人在哪里？”“丈母娘帮我养着呢，还在上幼儿园!”
20多年前的一句玩笑竟让他给说准了。
1980年，一位小他17岁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高中毕业后家住芦山县城西郊的王崇兰从小就听说了芦山有个叫吴明玉的干部，因他提出“包产到户”被打倒后仍然不服，还要上书毛主席!这个在书中才能看到的英雄，经人介绍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她高兴极了。俩人第一次见面竟然忘了年龄上的差距，谈得十分投机。当年底，这对有情人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年后，爱情结晶来到了他们身边。他为女儿取名为“吴瑕”——就是要让她洁白无瑕，长大成才报效祖国。聪明好学的吴暇果然不负他们的期望，1999年她以芦山县文科考生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
平时，吴明玉住在城郊幽静的农家小院内。老伴是乡里人，勤劳惯了，闲不住，总喜欢栽点这样、种点那样，所以吴明玉就陪老伴住在乡下，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成都一所中学教书，有份专业很对口的工作。这是他们最感自豪和欣慰的。吴明玉每天上午准时从家里出发，骑一辆自行车到单位“人大代表”办公室坐坐，看看有没有给“吴代表”的信，接待来访的群众，然后回家读书。
“人大代表档案”：他见证了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
吴明玉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不久，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认为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是不必要的。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又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形式。这可是吴明玉呐喊了20多年，并为之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牺牲了青春年华的事呀!
吴明玉当时还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地区，有一位叫李云河的县委书记，在全县搞“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正是看了1957年2月12日《四川日报》他那篇文章后受启发、受影响才搞的。特别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将吴明玉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的芦山县委第一书记，后来意识到党在农村政策上的失误，在1959年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带着县委一班人准备在全县悄悄推行“三包五到户”，谁知刚铺开摊子就受到省委点名批评，撤销县委第一书记职务，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后又被遣送回家。吴明玉后来知道县委第一书记的遭遇后，并未幸灾乐祸喊“报应”，因为他知道：认识真理与谬误都有个过程，是真理终究会被人们肯定的。
当了28年的人大代表，吴明玉颇有心得。为此，他建了一个“人大代表档案”，里面有一份油印的文稿，纸张已经发黄。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刚刚恢复，吴明玉就当选为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也是改革开放后的芦山县首届人大代表。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吴明玉作了两手准备，一份口头发言稿，一份书面发言稿。如果没有机会开口，他就散发书面发言稿。
书面发言稿是吴明玉自己手工刻蜡纸油印的，标题叫《未来是青年的》，印了100份。1981年春，芦山县第八届人大代表报到的当天，他就提前在会场外发书面发言稿，见人大代表就送。有领导不高兴了，在大会上拿着吴明玉的书面发言稿，公开指责：“有些人大代表，会还没开，就擅自在会场外撒传单。目无领导，不讲规矩。”
在这次大会上，吴明玉重提“五到户”，又成为大会的焦点，有人质问他：“二十几年前你就提出这个办法，难道你比中央还高明?”当时，充满了火药味。
那时，也许在领导心目中让你当人大代表，就是让你举手而已。
也就是在那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开不了口”的吴明玉也没有举手。那时是举手表决，在大家一致举手同意时，吴明玉垂手而立；当问到有没有弃权时，只有他一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当时大家就像看怪物似地盯着他。事后有好心人告诫他：“别这样出风头。”吴明玉一笑而过。
敢说真话，好打抱不平的秉性不改，吴明玉得到群众的拥戴，连续七届被选为县人大代表，2001年雅安撤地设市，选举第一届市人大代表，已经退休的他榜上有名，第二届换届，连选连任，被誉为“人大代表专业户”，人称“吴代表”。
吴明玉的“人大代表”不是白当的，村民插秧争水打架，他到田坎边调解；搬进新房喝不上自来水，他“讨伐”水公司；有公司“挂羊头卖狗肉”，毁林开荒，他上书市、县人大常委会……今年70岁的吴明玉虽然早就退休了，但单位领导看着他比上班还忙，经常有群众找他申诉，于是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人大代表”办公室。
从自己乡下的农家小院骑自行车到“人大代表”办公室，大约需要20多分钟时间。每天上午8时许，吴明玉准时从家里出发，他从院中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与家人打了打招呼，便骑着自行车走上了乡间小道。不时有农民老远便亲切地呼喊道：“吴代表”。老吴微笑着与他们打着招呼，有时还跳下自行车，站在路边随意聊上几句。
走进吴明玉的“人大代表办公室”，只见茶几上、办公桌上四处堆放着各种提案和人民群众的来信以及申诉材料，旁边放着一本《芦山县党政机关电话号码簿》。他正在处理一件房产案。申诉人将芦山县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在申诉书中开篇部分，申诉人白纸黑字写着：“申诉人要求法庭准许芦山县人大代表、芦山县信用联社退休干部吴明玉同志参加听证。”可见“吴代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地位。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有人好意劝他，“你是全国提出‘包产到户’的第一人，你应该找一下有关部门，把这个问题落实下来，也算是对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交待了。”但在吴明玉眼里，个人荣辱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看到党的富民政策落到实处，只要看到‘包产到户’这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稳定下来，我还有何求？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是农民朋友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我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罢了。”
28年人大代表生涯，吴明玉自然有很多感受。他始终忘不了28年的一幕，偌大的会场，只有他一人投弃权票“在芦山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评议政府工作报告上，那时是举手表决，在大家一致举手同意时我垂手而立；当问到有没有弃权时，只有我一人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当时大家就像看怪物似地盯着我。后来从无记名投票发展到按铃投票，我更坦然了。”说到变化，吴明玉深有感触，“民主化的进程，从议案回复就可见一斑，以前是可回可不回，后来是冷冰冰地回复，而现在不但有回复外，而且文中还有了商量口气。”吴明玉几乎保存了历次议案的回复，他拎出档案袋，“这算是我个人的‘人大代表档案’吧，它见证了我国基层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