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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约法八章”
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已经开始向警界（包括租界巡捕房）渗透，效果显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简称“地下警委”）成立，由市委直接领导。到1949年年初，已经建立起1个党总支（下属两个分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党员总数达到472人，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向全国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
怎样把“约法八章”这枚心理炸弹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呢？地下警委决定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直接邮寄到全市警局所有巡官以上警官和军统特务手中。搞到2000余名警官及军统特务的家庭住址是完成此次任务的必备前提。地下警委对此胸有成竹。
密录270名敌特名单
地下警委的这颗“定心丸”来自成员吴炎。
吴炎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他通过重点户口调查，获得了全市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驻沪军队番号、兵力以及标注了郊区防御工事、碉堡位置的地图等重要情报，于攻城之前秘密送交“三野”指挥部。
面对危局，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密谋在上海滩布置一张潜伏特务网。毛森把任务交代给吴炎，要求他为每个潜伏特务办一张“国民身份证”，以便让他们混入普通市民。
吴炎立即向地下警委作了汇报。地下警委要求吴炎在制作证件时密录一份名单交党组织。两天后，毛森将一份写有200名潜伏特务的花名册交给吴炎。次日清早，吴炎便将制作完成的200份“国民身份证”和花名册原件一并交到毛森手中。与此同时，他密录的名单也很快转给了中共党组织。
几天后，毛森又让机要室送来70人的名单、照片，说是遗漏的，需要补办。吴炎照办不误。这实则是毛森故意拖后，因为这70人都是潜伏头目、骨干。270人的密录名单为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城市管理提供了极大便利。
抄写40多份情报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政治处（原为调查科）是毛森直接控制的军统特务机构，下设的保防股内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保防股巡佐（相当于警长）董行健就是其中之一。
为配合解放军攻城，1949年3月，地下警委指示董行健想方设法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一天，保防股股长交代董行健，将全局各处室、各分局共计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名单》和《共党嫌疑人员名单》按统一规格抄写成册。
董行健的抄写，受到军统的严密监控。为改变被动局面，董行健打起了保防股股长办公室门钥匙的主意。一天，股长临时外出，就将房门钥匙交给亲信覃明代管。董行健与覃明平日接触较多，趁其午睡未醒之时，故意要他下楼去开办公室门，覃明睡眼朦胧懒得动弹，掏出钥匙扔给董行健。董行健立即转身下楼，将一张白纸蒙在钥匙上，用铅笔勾涂出钥匙轮廓图，下班后即去偷配了一把。
是夜，董行健打開股长办公室的门，取出名单，返回寝室，急抄两小时后又立即将名单送还办公室。就这样，他接连干了几个通宵，最终将40多份机密情报陆续抄录完毕，悉数送交中共地下党组织。
智取17张“鹰犬”档案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刑讯室紧挨着政治处，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刑讯逼供的惨叫声。任职政治处人事室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政治处17个股、科、处的特务骨干分子的底牌摸清楚，有恶必录，等解放后和这群“鹰犬”彻底清算。
人事卡片和档案一起放在特制的卡档室里。卡档室与人事室、材料股办公室隔门相连。卡档室的门只有管理卡档的人员抽放卡档时才开启。黄旭特地选定一个星期六上午下班前的10分钟，向管卡档的人借一份公文，倚靠在卡档室门口翻阅。待12点下班吃午饭时，他对管卡档的人说：“你吃饭去好了，我看完后会把卷宗放回原处。”等对方一走，他趁机把17张卡片全部检出，随后关门退出。
脱身之后，黄旭直奔虹口三角地警察公寓，把卡片交到中共地下党同事李美旃手中，然后向直接领导蔡东园汇报，约定拍照后次日（星期日）将卡片送回，以便星期一上班后返还。
不料，当天下午毛森突然下令：非常时期，取消星期日例假。而就在星期日下午，政治处派人到人事室要把他们全体人员的人事卡片调去自行保管。人事卡片管理人员查点后，发现缺少17张卡片，一时惊恐万状。
组织上要黄旭立即撤离。但黄旭认为突然撤离风险很大，经商议后决定暂时不撤，见机行事。
星期一一上班，黄旭立即把已经拍摄过的17张卡片偷偷放了回去。随后，由于上海战事发展迅猛，关键岗位上的头头脑脑一心只想寻找退路，哪里还有精力深究此事，黄旭化险为夷。
准确投放精神炸弹
5月11日以后，多达2000余份的“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过邮局陆续送达全局警官家中。一枚枚强力的精神炸弹在悄无声息中蓦然炸开。
国民党黄浦警察分局局长郦俊厚，新官上任，很有嚣张气势，警告信寄到他的新居，其收到之后简直是五雷轰顶：“阿拉屋里搬场刚刚三天，共产党哪能介快就晓得我新地址啦？”
黄浦警察分局的吴琼是铁杆国民党员，他从新开河拉来20桶汽油，声称半年之后解放军如果真能攻破上海滩，他要一把大火把黄浦分局烧成灰。接到警告信后，他竟连夜弃职而去，溜之大吉。
弃职而逃的远不止吴琼一个人。静安寺分局的值班室巡官冯星灿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对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早有耳闻，却不屑一顾。可当“约法八章”和警告信真的送进他的家门时，他震惊不已，再也不敢回去上班了。
1949年5月24日晚7时许，毛森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和亲信，分乘两辆小轿车狼狈而逃。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选自《中国档案报》
早在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已经开始向警界（包括租界巡捕房）渗透，效果显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简称“地下警委”）成立，由市委直接领导。到1949年年初，已经建立起1个党总支（下属两个分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市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党员总数达到472人，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向全国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其中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
怎样把“约法八章”这枚心理炸弹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呢？地下警委决定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直接邮寄到全市警局所有巡官以上警官和军统特务手中。搞到2000余名警官及军统特务的家庭住址是完成此次任务的必备前提。地下警委对此胸有成竹。
密录270名敌特名单
地下警委的这颗“定心丸”来自成员吴炎。
吴炎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警察局行政处户口科科长。他通过重点户口调查，获得了全市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姓名、住址、电话、驻沪军队番号、兵力以及标注了郊区防御工事、碉堡位置的地图等重要情报，于攻城之前秘密送交“三野”指挥部。
面对危局，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密谋在上海滩布置一张潜伏特务网。毛森把任务交代给吴炎，要求他为每个潜伏特务办一张“国民身份证”，以便让他们混入普通市民。
吴炎立即向地下警委作了汇报。地下警委要求吴炎在制作证件时密录一份名单交党组织。两天后，毛森将一份写有200名潜伏特务的花名册交给吴炎。次日清早，吴炎便将制作完成的200份“国民身份证”和花名册原件一并交到毛森手中。与此同时，他密录的名单也很快转给了中共党组织。
几天后，毛森又让机要室送来70人的名单、照片，说是遗漏的，需要补办。吴炎照办不误。这实则是毛森故意拖后，因为这70人都是潜伏头目、骨干。270人的密录名单为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的城市管理提供了极大便利。
抄写40多份情报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政治处（原为调查科）是毛森直接控制的军统特务机构，下设的保防股内有3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保防股巡佐（相当于警长）董行健就是其中之一。
为配合解放军攻城，1949年3月，地下警委指示董行健想方设法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一天，保防股股长交代董行健，将全局各处室、各分局共计40多个单位的《保防小组名单》和《共党嫌疑人员名单》按统一规格抄写成册。
董行健的抄写，受到军统的严密监控。为改变被动局面，董行健打起了保防股股长办公室门钥匙的主意。一天，股长临时外出，就将房门钥匙交给亲信覃明代管。董行健与覃明平日接触较多，趁其午睡未醒之时，故意要他下楼去开办公室门，覃明睡眼朦胧懒得动弹，掏出钥匙扔给董行健。董行健立即转身下楼，将一张白纸蒙在钥匙上，用铅笔勾涂出钥匙轮廓图，下班后即去偷配了一把。
是夜，董行健打開股长办公室的门，取出名单，返回寝室，急抄两小时后又立即将名单送还办公室。就这样，他接连干了几个通宵，最终将40多份机密情报陆续抄录完毕，悉数送交中共地下党组织。
智取17张“鹰犬”档案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刑讯室紧挨着政治处，当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刑讯逼供的惨叫声。任职政治处人事室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政治处17个股、科、处的特务骨干分子的底牌摸清楚，有恶必录，等解放后和这群“鹰犬”彻底清算。
人事卡片和档案一起放在特制的卡档室里。卡档室与人事室、材料股办公室隔门相连。卡档室的门只有管理卡档的人员抽放卡档时才开启。黄旭特地选定一个星期六上午下班前的10分钟，向管卡档的人借一份公文，倚靠在卡档室门口翻阅。待12点下班吃午饭时，他对管卡档的人说：“你吃饭去好了，我看完后会把卷宗放回原处。”等对方一走，他趁机把17张卡片全部检出，随后关门退出。
脱身之后，黄旭直奔虹口三角地警察公寓，把卡片交到中共地下党同事李美旃手中，然后向直接领导蔡东园汇报，约定拍照后次日（星期日）将卡片送回，以便星期一上班后返还。
不料，当天下午毛森突然下令：非常时期，取消星期日例假。而就在星期日下午，政治处派人到人事室要把他们全体人员的人事卡片调去自行保管。人事卡片管理人员查点后，发现缺少17张卡片，一时惊恐万状。
组织上要黄旭立即撤离。但黄旭认为突然撤离风险很大，经商议后决定暂时不撤，见机行事。
星期一一上班，黄旭立即把已经拍摄过的17张卡片偷偷放了回去。随后，由于上海战事发展迅猛，关键岗位上的头头脑脑一心只想寻找退路，哪里还有精力深究此事，黄旭化险为夷。
准确投放精神炸弹
5月11日以后，多达2000余份的“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过邮局陆续送达全局警官家中。一枚枚强力的精神炸弹在悄无声息中蓦然炸开。
国民党黄浦警察分局局长郦俊厚，新官上任，很有嚣张气势，警告信寄到他的新居，其收到之后简直是五雷轰顶：“阿拉屋里搬场刚刚三天，共产党哪能介快就晓得我新地址啦？”
黄浦警察分局的吴琼是铁杆国民党员，他从新开河拉来20桶汽油，声称半年之后解放军如果真能攻破上海滩，他要一把大火把黄浦分局烧成灰。接到警告信后，他竟连夜弃职而去，溜之大吉。
弃职而逃的远不止吴琼一个人。静安寺分局的值班室巡官冯星灿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对解放军的“约法八章”早有耳闻，却不屑一顾。可当“约法八章”和警告信真的送进他的家门时，他震惊不已，再也不敢回去上班了。
1949年5月24日晚7时许，毛森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和亲信，分乘两辆小轿车狼狈而逃。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选自《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