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全球化加深了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如何激发存量经济的发展潜力，是当下各国必须直面的问题。创新的重要性再次凸显，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创新主体，我们该如何识别一家好的企业，它们有哪些共同特质？面对全球产业链分工退潮带来的压力，中国企业该如何抉择未来发展战略？
　　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教授华民，听听他的思考。

中国最需要的是生产技术创新

　　南风窗：创新对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大到国家战略，小到区域发展、企业发展，都在提倡创新驱动，你认为什么是创新？
　　华民：理解什么是创新，可以先用排除法。
　　首先，发明不一定是创新，它可能只是一种创意或者科学发现。专利也不一定是创新，很多专利不过是一种抢注行为。如果专利不能被企业运用，变成产品进入千家万户，那就是一张废纸。我们经常会以中国的专利数世界排名的提升而自豪，这当然是好事，但不能认为有了专利发明就等于有了创新能力。日本的专利发明最近以来一直在增加，其势头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没有人会认为日本是个创新大国。
　　其次，模仿肯定不是創新。
　　再次，改头换面的旧创意，也不能算创新，最典型的例子是P2P，很多公司业务的本质就是非法集资，只是使用了互联网这个新的工具，就被人们误认为是金融创新。
　　因此，需特别注意的是，以上三种经常被我们当作创新指标的所谓创新行为，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真正的创新是指，首先有了一种新的创意，然后用新的技术生产出新的产品，之后再通过企业的市场销售进入千家万户。这种创新不仅可以推动企业发展，而且也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并且还带来社会的真实财富和国民收入。由此可见，创新多半是一个完整的新产品的创造与生产过程，当这种新产品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带来一轮产业革命，如服装、家电、汽车、电脑和手机等。
　　此外，谈到创新，我们还要进一步区分发生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创新。按照其发生的领域来划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创新：生产技术创新、消费技术创新和社交技术创新。
　　举例来说，腾讯做的就是社交技术创新，阿里做的就是消费技术创新，它们巧妙地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工具体系，实现了公司的扩张与个人的富有。但在我看来，它们并没有向社会提供足够有价值的、可以称之为“财富”的产品。
　　真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的是生产技术创新，它可以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品质、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比如华为、格力、美的、海尔这样的企业通过生产技术创新，一直在改善我们的生活。所以，当互联网企业被过度追捧为中国成功企业的典范时，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中国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最怕创新的主体搞错了

　　南风窗：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来实现，该如何理解这句话？政府又该如何作为？
　　华民：真正的创新一定是由企业家来做的，就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这不仅是因为企业家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既要满足股东利益，又要满足消费者利益，还要满足员工利益，甚至还要兼顾社会利益。

　　我们经常会以中国的专利数世界排名的提升而自豪，这当然是好事，但不能认为有了专利发明就等于有了创新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与其他企业活动参与者的关键区别是，企业经营失败，企业家无法退出，且必须得承担企业经营失败的全部责任，他的人力资本将会报废，他作为企业家的身份将不复存在，因为很少再会有人相信和聘用一个经营失败的企业家。所以，企业家和商人、资本家属于不同的两部分人，后两者遭遇失败的时候，损失的只是金钱，但企业家损失的就是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来讲，作为香港成功“企业家”的李嘉诚等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热衷于各种资产的买卖，利用智慧和经验在买卖过程中获利赚钱，但他们没有向社会提供足够有价值的产品和技术创新。
　　除了企业家之外，创新活动当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从国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来看，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最需要做的是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政府要支持研发和基础技术研究。因为那是形成思想和知识的公共品，私人资本不会投资。
　　第二，降低准入门槛，营造一个自由的创业环境。
　　第三，如果一家创新企业做出了产品，且质量上乘，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政府采购”这种市场化的行为，来帮助创新企业尽快成长，度过其脆弱的成长期。比如，美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来自政府部门的采购是一个基本的推动因素。
　　从资助研发到激励自由创业、再到政府采购，政府能在创新的这三个环节予以支持，创新将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最后，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某家创新大企业变成垄断性大公司的时候，政府有关部门还必须对其进行反垄断监管。最失败的政府干预是，政府用公共资金来做风投、来做研发，甚至直接做项目，那就把创新的主体给搞错了。

如何破解创新的制度问题？

　　南风窗：你认为，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让企业更好的自由发展，咱们的制度创新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华民：制度创新可以从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创建渠道、搭建承载思想流动与创意交流的平台。记得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学家田长霖教授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时，花在路上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不能超过20分钟（这是物理学家基于引力模型作出的判断）。也就是是说，必须打造知识积聚和流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小到实验室、咖啡馆和酒吧，大到创新园区，乃至国家和城市整体创新环境。

　　第二，我们需要两个“飞轮”的组合，即风险投资和工程师的合作。目前，我们缺乏让这两个轮子组合和转动起来的制度条件。简单地讲，我们不仅需要有让风险投资合法化的制度，还要提供一种能够激励科学家和工程师带着项目走出实验室的制度。现行制度下，高校老师的研究成果大多归学校所有，根本没有动力走出实验室去创新或者创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产权激励。
　　第三，科学家的研发、天使投资者的风险投资，以及最后具体实施创新活动的企业家这三个要素的合作。创新活动本身也存在一个产业链，它需要有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天使或者风险投资者的资金供给，以及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美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来自政府部门的采购是一个基本的推动因素。

　　那么这三种要素如何加以组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产业链呢？从国际经验来看，有两种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做原创，然后风险投资找到他们，最后孵化出一个高科技企业或者产业，由此带来的大多是原创创新。德国刚好相反，它是以企业家为主体，把大学教授的实验室建在企业，通过这样的组合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从而促进了产品和技术创新。结果，美国有充满新意的原创，德国则有极高价值的优质产品，两者各有千秋。美国追求的是“新”;德国追求的是“好”。
　　第四，在创新要素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产业创新园区来实现创新要素的规模集聚，降低创新的各种交易成本和费用就是理智的选择。创建产业创新园区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美国加州硅谷的成功在于它的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设计，概括地讲，以下三个制度设计最为重要：其一，是保护企业家的破产制度;其二，是保护原创者的知识产权;其三，是保护投资者的退出制度。这三个制度设计是分别用来解决企业家、发明者和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权益的。
　　总体来说，政府支持创新的关键是把钱花在哪里？这也是个制度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公共部门投向创新的费用基本上都花在立项、审批、考察、参观等流程上，但是专注研发的人员得到的确是与之投入和产出不相匹配的有限薪酬，创新资金投入的这种严重错配，导致我们的创新动力严重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金和薪酬的错配又进一步引起人力资本的错配，科技人员纷纷离岗，高等院校金融等专业人满为患，而理工类专业则日益走向衰落，这将在未来构成我们创新的真正瓶颈。

必须警惕电商的市场替代效应

　　南风窗：目前，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平台已然发展成巨头企业，有人认为，他们正用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经济转型。你之前认为，这些“平台电商企业发展带来的、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替代效应”，为何这么说？
　　华民：首先，还是要肯定这些电商平台的贡献：第一，从供应商发展的角度来看，电商平台构建了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从而帮助它们突破了以往因距离、行政壁垒等因素造成的區域性市场约束;第二，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电商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且自电商平台打假成功后，平台上商品质量确实得到了保障。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电商平台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很大。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并非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为电商平台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的是替代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线上交易对线下零售批发行业的替代。原来的线下交易可以养活一大批中产小业主，线上交易的发展把他们的饭碗给砸了，改行转业短期内也难以实现。同时，这种替代还产生了诸多的溢出效应，它会影响到商业地产的发展，现在除了餐饮、健身房等体验性的消费，所有消费性交易几乎不需要门店，而商业地产的衰落又进一步改变了我们城市的生态及其功能。
　　没有线下、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模经济都会随之丧失。再进一步而言，线上市场的一体化发展，造成胜者通吃、一家独大的垄断，特别是当线上交易是通过互联网来完成的时候，电商平台的垄断不仅是交易上的，而且还进一步渗透到了对私人信息的控制，这对个人自由是极大的威胁。

　　物流工替代了商店营业员。这不仅没有带来就业总量的增加，并且还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智力。

　　值得注意的是，电商平台线上交易所节约的交易成本往往被极高的物流成本所对冲，那就是商品物流打包所耗费的大量物质，它们对环保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我们很少去核算这些成本，更多的人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享受了互联网电商带来的便捷和愉悦，但是你能成为消费者，首先要成为生产者，当线上交易改变了你的生存环境、减少了你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你作为消费者所得到的经济福利也就会荡然无存。
　　第二，物流工替代了商店营业员。这不仅没有带来就业总量的增加，并且还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智力。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快递物流工所需要的知识远远比不上营业员所需要的知识，快递物流工面对的是物，商店营业员面对的是人，营业员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的商品信息和知识，而且还需要了解消费者心理，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第三，非理性消费逐渐替代理性消费。电商平台定期推出的折扣销售，比如“618”“双11”等，实际上是利用平台优势，让供货商让利，通过低价销售，刺激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这么做，受损的是供货商和消费者，获利的只有作为中间商的电商平台。
　　所以，我觉得迄今为止，我们对于互联网电商平台的评价是过高了，从而导致其恶性膨胀。为了让互联网电商平台得到理性的发展，政府需要采取反垄断行动，并且对其实施必要的监管。从目前情况看，将互联网电商平台的交易和支付分拆就是一项较好的反垄断措施。接下来还需对线下派送产生的奇高的环境成本加以治理，重点在物流交通（影响交通环境）和过度包装（破坏生态环境）。

中国好企业的三个维度

　　南风窗：那你觉得，在中国，什么样的公司才是好企业？是否有一个普适标准或者共同特质？
　　华民：首先从治理结构上来讲，我们可以将企业分为三种，“人管”的企业，“钱管”的企业（大股东控股的企业），“官管”的企业（即由政府官员管理的企业）。相对应的，人管的企业就是企业家的企业，钱管的企业就是资本家的企业，官管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
　　企业家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有创新的本能和欲望;资本家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一些国有企业追求的是规模，因为规模决定管理者的行政级别和可控资源，企业亏损则靠政府补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家的企业是更好的企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质上就是大力发展好企业。
　　其次，从企业经营行为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可以将企业区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依靠产品生产和技术创新来发展的企业;以及依靠寻租与行贿来“发展”的企业。很显然，在这两类企业中，前者是好企业，后者是坏企业。
　　再次，是否做出有品质、有竞争力的好产品，并创建出家喻户晓的好品牌，这点很重要。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做产品不算企业家，你要做出品牌才能算企业家，比如华为的任正非、格力的董明珠等等，都是中国的品牌企业和著名企业家。

原创是最困难的创新阶段

　　南风窗：华为等头部民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从全球产业链底层向上游推进的可能。如果中国企业群体要在产业链地位上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性变化，还需做哪些突破？
　　华民：如上所述，华为这样的民企通过参与全球竞争，确实获得了比较多的市场份额，但那只是市场份额的扩大，不一定是产业链的提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份额是个数量问题，而在产业链分工中位置的提升则是能力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第二个阶段是“仿”;第三个阶段是“原创”。我们已经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前两个阶段，现在需要迈向最为困难的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原创。但是，这个阶段是最难逾越的，日本就是因为无法逾越这第三个阶段而陷入了长期停滞。
　　原创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做原创，进而实现产业链分工的升级质变，一是靠制度，二是靠人才。
　　关于原创的制度条件，前面已经提到了很多，比如能够激励科研人员与工程师带着研发成果走出实验室创业的制度，以及不要把钱投向流程，而是要把钱更多地花在原创人员身上的激励制度等等。原创最需要的人才则是企业家、工程师和工匠这三类人力资本。工匠解决技术问题，工程师解决设计问题，企业家解决创新问题。

　　如果将来的国际贸易根据“同质”和“邻近”两大原则而转向区域化，这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必须由过去的加工贸易向着一般贸易转型，企业就得有自己独立生产的最终产品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贸易环境逆转下的生存之策

　　南风窗：你之前的文章里提过，当前贸易模式开始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下的加工貿易转向一般贸易，这种情况下，企业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
　　华民：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球化，正在导致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退潮。由于我们不是全球产业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是低位参与者，所以，全球产业链分工一旦退潮，将对中国经济和企业造成很大的冲击。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全球会根据两个新的原则重建产业链：那就是“同质”与“邻近”。
　　第一，同质国家的合作成本和调整成本都比较低，尽管会因为同质而缺少套利机会，但是比较优势还是存在的，这意味着，目前这种泛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将会可能逐渐演变成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第二，邻近国家之间分工是基于地理优势。这种优势在疫情冲击下显得极为重要。基于邻近原则，将来美国就有可能把原本放在中国和亚洲的加工贸易逐渐转移到地理邻近的墨西哥或加拿大等国。欧洲也是一样，其产业外包就有可能从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到地理邻近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
　　疫情发生前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是基于工序和任务的分工模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trade in task，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的企业只要能完成其中的一道工序，不需要生产整个完整的产品，就可以加入国际分工体系里。
　　但是，如果将来的国际贸易根据“同质”和“邻近”两大原则而转向区域化，这意味着更多的企业必须由过去的加工贸易向着一般贸易转型，企业就得有自己独立生产的最终产品才能参与国际竞争。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型，中国的企业大致有以下两种策略可供选择：
　　第一种，对于已经可以独立生产完整产品的企业来说，比如像格力、海尔、美的等企业，它们所需要的是品牌战略。
　　第二种，对于那些不能独立生产一个完整产品、只会做一个零部件或完成一道工序的企业来说，需要的则是多元化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多元化既不是产业多元化，也不是产品多元化，而是向上下游工序拓展，把以前在加工贸易条件下只会做一件事的企业改造成为能做很多件事、最后能做一个完整产品的企业。
　　责任编辑谭保罗 td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