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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40年来，我们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这样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引起了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热烈探讨。虽然之前已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及其当代发展开始自觉并展开了探讨，但研究零星。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研究成果显著增加，相关论文专著数量大幅攀升，研究的广度深度大大拓展。因此，梳理五年来的成果，展现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并发现不足，有助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化研究。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及面临的挑战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战略意义
在“四个自信”的背景下，理论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福柯的“话语权力”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等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而深入地阐发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对我国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争得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第二，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张城指出话语体系建设对国家发展具有阐释、整合、传播和维护四大功能，即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以利于传播、整合社会思想，从而实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1] 张宏志指出加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掌握话语主动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助于抵御西方话语霸权，改变我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况，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声音，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挑战。一是国际上话语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王义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话语权面临着“三五”困境：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50年来未有之困境，使得长期路径依赖西方的中国目前难以企及西方的话语垄断地位。[3]如果说西方话语霸权消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对外宣传，那么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社会思潮，再加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发展，则冲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群众的影响。
面对挑战，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现在存在着“供给不足”。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经济优势、制度优势未能转化为话语优势。这背后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主观的原因。针对学术界认识模糊的问题，梅荣政首先区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与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指出正是后者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前者的发展。在这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背后的原因，认为目前中国研究话语体系的两种路径，即沿袭旧概念和创造新概念都存在着问题。关于前者，目前学界大多数的工作只停留在阐明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实质，并没有在深入研究和透彻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系统的基础上，揭示这些术语、概念、范畴的社会主义新内容，比如劳动、价值、资本等;对于后者，则由于思想的障碍，没有根据时代的条件予以发展，满足于对直接经验的简单确认，甚至是照搬照抄西方理论。[4] 杨娜将话语体系供给不足总结为三大原因：问题意识不清晰，缺乏对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聚焦;边界意识不明，就概念而概念;概念、范畴的原创性、解释力不足，舶来较多。[5] 可见，概念、范畴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总结、表达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创新等问题是当前话语体系建设成为短板的最根本症结。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所指、内容结构的研究
（一）话语体系的相关概念研究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容必须先界定话语体系及相关概念。学者们在语义学的基础上阐释了话语体系的内涵、属性及根本指向。
卢国琪指出话语（discourse）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它通过一定的符号、字词、句式、信息载体表达出一定思想、观念、情感、理论、知识、文化等;话语是形式，它所表达的思想是内容、是本质;话语围绕一定的核心话语或主题组成话语群;系统化、理论化了的话语群构成了完整的话语体系。[6]
郭湛、桑明旭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话语和话语体系的基本属性。话语是人类交往的前提，是言说者和听说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思想或精神沟通，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语言是话语的物质部分，言语是话语的精神部分。话语体系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更是思想理論体系，具备客观性、完整性、普遍性、程序性等特征。[7]
话语权是建设话语体系的最高目的。侯惠勤指出根本话语方式的确立是话语权的关键，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8] 简单而言，李亚彬认为话语权包括“谁来说”“说什么”和“怎么说”三个层面。[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就内涵而言，理论界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上，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或聚焦于中国问题的理论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作了基本阐释。陈曙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本质内容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10] 贾建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不断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围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的思想逻辑体系。[11] 李影、韩喜平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问题统一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基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解决中国问题、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过程中概括出的具有中国风格与民族气息的话语形式，既符合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在规律，也反映中国改革建设的深刻变化;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精髓，也具有中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不断用其特色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风范。[12] 就具体内容而言，学者们主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确定。卢国琪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群，其包括探索历程话语群、道路话语群、理论体系话语群、制度话语群、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话语群、基本要求话语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群等。[13] 宋福范横向地将话语体系划分为“思想路线论”“初级阶段论”“根本任务论”“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科学发展论”“总体布局论”“内外环境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论”等十个层次。[14]
就逻辑结构而言，理论界的划分标准不一，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依据话语领域的不同进行划分，如杨生平针对既有研究特别突出话语体系的语言分析的不足，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至少应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话语体系针对的是社会总体发展層面;中观话语体系针对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层面;微观话语体系是就具体社会问题而讲的，特别是热点与焦点问题。[15] 有学者依据话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进行划分，如杜飞进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等;其核心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其中间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反映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其外围层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生产、生活语言;核心层起统摄作用，外围层则是话语源泉。[16] 韩庆祥则根据“讲什么—怎么讲—讲的目的”的逻辑，指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应包含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等八个层次。[17]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历史进程的研究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研究，学界大多学者沿着两条路径：一是总体性的研究;二是阶段性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不多且不平衡。
（一）总体性的研究
卢国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做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勾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十大创新话语体系，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话语体系、“三个世界”理论的话语体系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话语体系、“两次飞跃”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话语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话语体系、科学发展观的话语体系。[18]
（二）阶段性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的成果集中在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上。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将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总结为三个重要特征：打造和创新一批新鲜话语，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借鉴和改造一批外来话语，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和更新一批既有话语，如“以人民为中心”。[19] 陈锡喜通过分类、深入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大量翔实讲话资料，提出习近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通过俗文俚语、形象比喻、引经据典，围绕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提出了以“中国梦”“四个全面”“国家治理”等为核心的新概念新范畴，形成了平易近人但又直指人心的独特话语风格。[20]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目前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多从话语形式入手，表达风格的阐释多，而思想创新的阐释不足。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整体进程和逻辑研究十分不足。除了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外，只有少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其它阶段的研究，如肖贵清、李永进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探讨，提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及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21]
四、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研究
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进行“供给侧改革”，学者们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容、表达、传播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颇具进路性启迪意义的思路。
（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创新内容
内容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胡伯项、蔡泉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话语权增强必须做到“三个能够”：能够对中国过去的成绩、今天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老百姓听得懂;能够具有国际沟通力和竞争力，能够强势回应西方话语挑战，使我们的话能够被西方人听得懂，能与他们对话和竞争，为此必须正确对待中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22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内容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既要积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是还要结合当代中国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
面对中国实践，邓纯东认为理论话语只有扎根于现实土壤，才能真正有解释力、说服力，因此，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实践。[23] 面对传统文化，吴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培育既要克服文化复古主义，同时也要重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形式转化及语境重构，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24]面对西方文明，郑杭生提出要遵循“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原则，既防止盲目照搬，也防止盲目排外。[25] 田鹏颖指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创造性地规避和解构“西方话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未来视野。[26] 因此，有学者特别强调中国话语体系既不能跟着西方话语体系走，也不能是“新儒家”等汉民族话语体系，而只能是中华各民族认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27] （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提升表达
如果说内容是话语体系的内在，那么表达就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是一维的，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不同需要建构起系统而完整的话语体系。耿步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创新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出要充分协调和贯通不同社会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表达、学术话语表达和日常生活话语表达以及国际话语表达。闫志民认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必须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即现实性、时代性和群众性，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力。[28] 严书翰指出，推进话语体系建设要促进党的文献话语与学科话语的有机结合，并融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接地气”话语。[29]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拓展传播
话语体系的传播直接影响着话语权的实现。此外，韩庆祥认为有效的话语体系应该具备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等核心要素，还应具备有效性传播的要素。[30] 目前我国在传播渠道数量上与西方不相上下，但缺乏话语体系的主导力。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从来都不缺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话语体系，但是我们缺让人说、让人信，因而提升传播质量是目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31] 传播的首要要求就是内容要吸引人，因此内容上的夯实与创新是根本。这里的传播主要是指路径和策略。在传播的路径、策略上，莫凡、李惠斌认为应打造“全媒体”传播路径，实施“分众性”传播策略。[32]
（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形成合力
针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学术供给不足，学者们普遍感受到从话语体系的内容到表达有自觉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支撑的历史使命。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几个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赵士发指出要避免假问题论误区、方法论误区、价值观误区，把握三重逻辑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的根据，也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地位的基础。[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学术界的自觉担当，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广泛发挥作用，尤其是媒体和智库，提高传播能力。从整体看，媒体要发挥“扩音器”“理论家”和“监管者”的责任与功能：话语体系的最基础层面，“发现”与“聚焦”是媒体的重要功能;“陈述”层面，应发挥“监督”与“精选”功能;普通话语层面，发挥“搭建”与“控制”功能;理论形态话语层面，发挥“检验”与“助推”的功能;核心的科学、价值形态话语层面，发挥“巩固”与“宣扬”功能。[34] 智库也是国际传播的理论支撑和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面对我国智库数量少、影响力小、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话语引领能力弱的现实，智库研究内容方面要贴近现实需求，拓宽研究视野，传播渠道方面要树立国际传播观念，拓展传播路径。[35]
五、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不少优秀成果，为研究的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也存在着诸多明显不足。总体而言，关注时间不长，研究刚刚起步，系统规模的研究还未形成，许多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还亟待深入，规范性研究较少，深入到具体领域进行建构性的探究尚不足。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需要在澄清话语体系基础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角度，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话语体系的创新不仅是语言表达风格的新开创，更是对时代发展脉络、实践发展新课题的新凝练、新概括与新总结。虽然目前理论界探讨了话语体系对于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的内在互动关系，目前的研究涉及的还很少，尤其进入到21世纪这一国际国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国际上，中国正努力融入遵循世界规则、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之时，西方世界又掀起了“逆全球化”，试图重洗世界规则;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定位自身任务、应对挑战，还需要更深入探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最首要的问题。任何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话语体系是形式，理论体系是内容，理论体系决定着话语体系的形式，但同时话语体系又可以反作用于理论体系。并且作为形式的话语体系本身也有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之分。语言风格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思想内容的表达才是话语体系的内在形式。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多从话语形式入手，对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与创新阐释不足，有待更透彻的学理说明。
第三，当前国际国内多种社会思潮的话语体系特点、影响及启示。话语体系的建构归根到底是话语权的增强。增强话语权主要要应对西方话语霸权和各种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大破才有大立。目前理论界虽然已经有学者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手段及各种思潮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但是就其话语体系特点、内在逻辑展开研究的不多，且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接受需求关注基本为零。因此，破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话语逻辑、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需求以及我国多元社会思潮的话语体系特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
第四，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路径。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话语权的增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严密的逻辑性，又有现实的变动性，亟需系统论的方法引领，对话语体系的话语本体、主体、介体等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机理性建构和规律性提炼。目前研究者一般是从基本原则或某一方面出发，多为“点到为止”的破题，如对话语体系古今中外内容来源的有机融合、话语体系的现代传播进行探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需要在把握时代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介体等方面多管齐下，创新话语内容、话语表达和话语传播，建构系统提升路径，并针对根据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和话语对象的不同，建构多维的话语体系。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规律。纵向上，通过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和历史透视，总结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规律，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法和发展规律趋势的认识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和相关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未来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发展规律的解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独创性的阐明。
第六，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接受度如何？为何他们会有如此认识？国外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有何特点？”等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必要“参照系”。如果缺乏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接受和认知，既不利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对外宣传，以消除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偏见和误解，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加强对这些“他者”的研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积极融入乃至引领世界话语的重要任务。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其学科范围囊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符号学、叙述学、叙事学等诸多理论。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初涉，远未深入到学理层面的建构。“破”归根到底是为了“立”。因此，更重要的工作是交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推进各个学科领域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经验，即分门别类地探索和建构各个学科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功能与路径[N].学习时报，2016-11-28.
[2] 张宏志.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关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党的文献，2017，（4）.
[3] 王义桅.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威胁论[J].领导科学论坛，2019，（7）.
[4] 梅荣政.建设适应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N].湖北日报，2014-06-11.
[5] 杨娜.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N].海南日报，2016-06-22.
[6] 卢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7] 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8]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红旗文稿，2019，（4）.
[9]李亚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话语和话语权问题——以两次飞跃为例[J].哲学研究，2015，（6）.
[10]陈曙光.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4）.
[11]贾建芳.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2]李影，韩喜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形成[J].湖湘论坛，2016，（4）.
[13]盧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14]宋福范.中国话语内容[J].社会科学战线，2015，（3）.
[15]杨生平.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
[16]杜飞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N].光明日报，2012-10-30.
[17]韩庆祥.中国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社会科学战线，2015，（2）.
[18]卢国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大创新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19]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之思[J].国家治理周刊，2016，（39）.
[20]陈锡喜.平易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及其力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2）.
[21]肖贵清，李永进.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8）.
[22]胡伯项，蔡泉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J].科学社会主义，2015，（5）.
[23]邓纯东，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24]吴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怎样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4）.
[25]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7.
[26]田鹏颖.在解构“西方话语”中解构中国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
[27]鲁品越.改革和重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4）.
[28]闫志民.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J].求是，2015，（8）.
[29]严书翰.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遵循规律[J].党的文献，2016，（4）.
[30]韩庆祥.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N].学习时报，2016-10-31.
[31]刘仲翔.媒体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N].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1-22.
[32]莫凡，李惠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33]赵士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三重逻辑[J].毛泽东研究，2019，（1）.
[34]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论我国媒体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功能[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4）.
[35]王眉.智库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责任编辑：陈建娜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及面临的挑战研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战略意义
在“四个自信”的背景下，理论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福柯的“话语权力”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等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而深入地阐发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对我国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争得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第二，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张城指出话语体系建设对国家发展具有阐释、整合、传播和维护四大功能，即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炼总结，以利于传播、整合社会思想，从而实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作用。[1] 张宏志指出加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掌握话语主动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助于抵御西方话语霸权，改变我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况，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向世界传达出中国声音，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挑战。一是国际上话语领域“西强我弱”的态势。王义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话语权面临着“三五”困境：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50年来未有之困境，使得长期路径依赖西方的中国目前难以企及西方的话语垄断地位。[3]如果说西方话语霸权消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对外宣传，那么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社会思潮，再加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发展，则冲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群众的影响。
面对挑战，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现在存在着“供给不足”。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经济优势、制度优势未能转化为话语优势。这背后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主观的原因。针对学术界认识模糊的问题，梅荣政首先区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与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指出正是后者的薄弱直接制约了前者的发展。在这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背后的原因，认为目前中国研究话语体系的两种路径，即沿袭旧概念和创造新概念都存在着问题。关于前者，目前学界大多数的工作只停留在阐明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实质，并没有在深入研究和透彻理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系统的基础上，揭示这些术语、概念、范畴的社会主义新内容，比如劳动、价值、资本等;对于后者，则由于思想的障碍，没有根据时代的条件予以发展，满足于对直接经验的简单确认，甚至是照搬照抄西方理论。[4] 杨娜将话语体系供给不足总结为三大原因：问题意识不清晰，缺乏对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聚焦;边界意识不明，就概念而概念;概念、范畴的原创性、解释力不足，舶来较多。[5] 可见，概念、范畴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总结、表达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创新等问题是当前话语体系建设成为短板的最根本症结。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所指、内容结构的研究
（一）话语体系的相关概念研究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容必须先界定话语体系及相关概念。学者们在语义学的基础上阐释了话语体系的内涵、属性及根本指向。
卢国琪指出话语（discourse）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分析是指人们说（叙述）什么、如何说（叙述）、以及所说的话（叙述）带来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它通过一定的符号、字词、句式、信息载体表达出一定思想、观念、情感、理论、知识、文化等;话语是形式，它所表达的思想是内容、是本质;话语围绕一定的核心话语或主题组成话语群;系统化、理论化了的话语群构成了完整的话语体系。[6]
郭湛、桑明旭从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话语和话语体系的基本属性。话语是人类交往的前提，是言说者和听说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思想或精神沟通，具有二重性，即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语言是话语的物质部分，言语是话语的精神部分。话语体系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不仅是语言符号体系，更是思想理論体系，具备客观性、完整性、普遍性、程序性等特征。[7]
话语权是建设话语体系的最高目的。侯惠勤指出根本话语方式的确立是话语权的关键，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8] 简单而言，李亚彬认为话语权包括“谁来说”“说什么”和“怎么说”三个层面。[9]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就内涵而言，理论界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上，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或聚焦于中国问题的理论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作了基本阐释。陈曙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本质内容就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10] 贾建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不断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围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的思想逻辑体系。[11] 李影、韩喜平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问题统一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基于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解决中国问题、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过程中概括出的具有中国风格与民族气息的话语形式，既符合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在规律，也反映中国改革建设的深刻变化;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精髓，也具有中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不断用其特色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风范。[12] 就具体内容而言，学者们主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进行确定。卢国琪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群，其包括探索历程话语群、道路话语群、理论体系话语群、制度话语群、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话语群、基本要求话语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群等。[13] 宋福范横向地将话语体系划分为“思想路线论”“初级阶段论”“根本任务论”“市场经济论”“判断标准论”“科学发展论”“总体布局论”“内外环境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论”等十个层次。[14]
就逻辑结构而言，理论界的划分标准不一，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有学者依据话语领域的不同进行划分，如杨生平针对既有研究特别突出话语体系的语言分析的不足，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至少应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话语体系针对的是社会总体发展層面;中观话语体系针对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层面;微观话语体系是就具体社会问题而讲的，特别是热点与焦点问题。[15] 有学者依据话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进行划分，如杜飞进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等;其核心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其中间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反映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其外围层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生产、生活语言;核心层起统摄作用，外围层则是话语源泉。[16] 韩庆祥则根据“讲什么—怎么讲—讲的目的”的逻辑，指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应包含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等八个层次。[17]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历史进程的研究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研究，学界大多学者沿着两条路径：一是总体性的研究;二是阶段性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不多且不平衡。
（一）总体性的研究
卢国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做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勾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有十大创新话语体系，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话语体系、“三个世界”理论的话语体系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又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话语体系、“两次飞跃”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话语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话语体系、科学发展观的话语体系。[18]
（二）阶段性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的成果集中在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上。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将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总结为三个重要特征：打造和创新一批新鲜话语，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借鉴和改造一批外来话语，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和更新一批既有话语，如“以人民为中心”。[19] 陈锡喜通过分类、深入解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大量翔实讲话资料，提出习近平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通过俗文俚语、形象比喻、引经据典，围绕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提出了以“中国梦”“四个全面”“国家治理”等为核心的新概念新范畴，形成了平易近人但又直指人心的独特话语风格。[20]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目前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这些研究多从话语形式入手，表达风格的阐释多，而思想创新的阐释不足。除此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整体进程和逻辑研究十分不足。除了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外，只有少量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其它阶段的研究，如肖贵清、李永进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探讨，提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及政治保证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21]
四、关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研究
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进行“供给侧改革”，学者们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容、表达、传播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颇具进路性启迪意义的思路。
（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创新内容
内容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胡伯项、蔡泉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话语权增强必须做到“三个能够”：能够对中国过去的成绩、今天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老百姓听得懂;能够具有国际沟通力和竞争力，能够强势回应西方话语挑战，使我们的话能够被西方人听得懂，能与他们对话和竞争，为此必须正确对待中国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22 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内容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既要积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是还要结合当代中国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
面对中国实践，邓纯东认为理论话语只有扎根于现实土壤，才能真正有解释力、说服力，因此，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实践。[23] 面对传统文化，吴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生成和培育既要克服文化复古主义，同时也要重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创新、形式转化及语境重构，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24]面对西方文明，郑杭生提出要遵循“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原则，既防止盲目照搬，也防止盲目排外。[25] 田鹏颖指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创造性地规避和解构“西方话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视野、历史视野、当代视野、未来视野。[26] 因此，有学者特别强调中国话语体系既不能跟着西方话语体系走，也不能是“新儒家”等汉民族话语体系，而只能是中华各民族认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27] （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提升表达
如果说内容是话语体系的内在，那么表达就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是一维的，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场合、不同需要建构起系统而完整的话语体系。耿步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创新座谈会”上发言时提出要充分协调和贯通不同社会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表达、学术话语表达和日常生活话语表达以及国际话语表达。闫志民认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必须遵循语言发展的规律，即现实性、时代性和群众性，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力。[28] 严书翰指出，推进话语体系建设要促进党的文献话语与学科话语的有机结合，并融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接地气”话语。[29]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拓展传播
话语体系的传播直接影响着话语权的实现。此外，韩庆祥认为有效的话语体系应该具备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等核心要素，还应具备有效性传播的要素。[30] 目前我国在传播渠道数量上与西方不相上下，但缺乏话语体系的主导力。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从来都不缺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话语体系，但是我们缺让人说、让人信，因而提升传播质量是目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31] 传播的首要要求就是内容要吸引人，因此内容上的夯实与创新是根本。这里的传播主要是指路径和策略。在传播的路径、策略上，莫凡、李惠斌认为应打造“全媒体”传播路径，实施“分众性”传播策略。[32]
（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形成合力
针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学术供给不足，学者们普遍感受到从话语体系的内容到表达有自觉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支撑的历史使命。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几个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赵士发指出要避免假问题论误区、方法论误区、价值观误区，把握三重逻辑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的根据，也是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地位的基础。[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学术界的自觉担当，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广泛发挥作用，尤其是媒体和智库，提高传播能力。从整体看，媒体要发挥“扩音器”“理论家”和“监管者”的责任与功能：话语体系的最基础层面，“发现”与“聚焦”是媒体的重要功能;“陈述”层面，应发挥“监督”与“精选”功能;普通话语层面，发挥“搭建”与“控制”功能;理论形态话语层面，发挥“检验”与“助推”的功能;核心的科学、价值形态话语层面，发挥“巩固”与“宣扬”功能。[34] 智库也是国际传播的理论支撑和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面对我国智库数量少、影响力小、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话语引领能力弱的现实，智库研究内容方面要贴近现实需求，拓宽研究视野，传播渠道方面要树立国际传播观念，拓展传播路径。[35]
五、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不少优秀成果，为研究的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也存在着诸多明显不足。总体而言，关注时间不长，研究刚刚起步，系统规模的研究还未形成，许多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还亟待深入，规范性研究较少，深入到具体领域进行建构性的探究尚不足。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需要在澄清话语体系基础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角度，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话语体系的创新不仅是语言表达风格的新开创，更是对时代发展脉络、实践发展新课题的新凝练、新概括与新总结。虽然目前理论界探讨了话语体系对于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与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的内在互动关系，目前的研究涉及的还很少，尤其进入到21世纪这一国际国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国际上，中国正努力融入遵循世界规则、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之时，西方世界又掀起了“逆全球化”，试图重洗世界规则;国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定位自身任务、应对挑战，还需要更深入探讨。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关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最首要的问题。任何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话语体系是形式，理论体系是内容，理论体系决定着话语体系的形式，但同时话语体系又可以反作用于理论体系。并且作为形式的话语体系本身也有外在形式和内在形式之分。语言风格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式，思想内容的表达才是话语体系的内在形式。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多从话语形式入手，对话语体系的思想基础与创新阐释不足，有待更透彻的学理说明。
第三，当前国际国内多种社会思潮的话语体系特点、影响及启示。话语体系的建构归根到底是话语权的增强。增强话语权主要要应对西方话语霸权和各种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大破才有大立。目前理论界虽然已经有学者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手段及各种思潮展开了深入的批判，但是就其话语体系特点、内在逻辑展开研究的不多，且对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接受需求关注基本为零。因此，破解西方话语霸权的话语逻辑、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需求以及我国多元社会思潮的话语体系特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
第四，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路径。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话语权的增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严密的逻辑性，又有现实的变动性，亟需系统论的方法引领，对话语体系的话语本体、主体、介体等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机理性建构和规律性提炼。目前研究者一般是从基本原则或某一方面出发，多为“点到为止”的破题，如对话语体系古今中外内容来源的有机融合、话语体系的现代传播进行探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需要在把握时代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基础上，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介体等方面多管齐下，创新话语内容、话语表达和话语传播，建构系统提升路径，并针对根据社会结构的不同层次和话语对象的不同，建构多维的话语体系。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演进和发展规律。纵向上，通过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和历史透视，总结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规律，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原则方法和发展规律趋势的认识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和相关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未来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发展规律的解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独创性的阐明。
第六，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研究。“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接受度如何？为何他们会有如此认识？国外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有何特点？”等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必要“参照系”。如果缺乏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接受和认知，既不利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对外宣传，以消除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偏见和误解，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因此，加强对这些“他者”的研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积极融入乃至引领世界话语的重要任务。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其学科范围囊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符号学、叙述学、叙事学等诸多理论。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初涉，远未深入到学理层面的建构。“破”归根到底是为了“立”。因此，更重要的工作是交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推进各个学科领域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经验，即分门别类地探索和建构各个学科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功能与路径[N].学习时报，2016-11-28.
[2] 张宏志.以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关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党的文献，2017，（4）.
[3] 王义桅.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威胁论[J].领导科学论坛，2019，（7）.
[4] 梅荣政.建设适应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N].湖北日报，2014-06-11.
[5] 杨娜.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N].海南日报，2016-06-22.
[6] 卢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7] 郭湛，桑明旭.话语体系的本质属性、发展趋势与内在张力[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8] 侯惠勤.历史大势交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红旗文稿，2019，（4）.
[9]李亚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话语和话语权问题——以两次飞跃为例[J].哲学研究，2015，（6）.
[10]陈曙光.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9，（4）.
[11]贾建芳.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12]李影，韩喜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形成[J].湖湘论坛，2016，（4）.
[13]盧国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J].科学社会主义，2015，（6）.
[14]宋福范.中国话语内容[J].社会科学战线，2015，（3）.
[15]杨生平.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6）.
[16]杜飞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N].光明日报，2012-10-30.
[17]韩庆祥.中国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社会科学战线，2015，（2）.
[18]卢国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大创新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
[19]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之思[J].国家治理周刊，2016，（39）.
[20]陈锡喜.平易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风格及其力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2）.
[21]肖贵清，李永进.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8）.
[22]胡伯项，蔡泉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J].科学社会主义，2015，（5）.
[23]邓纯东，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24]吴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怎样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4）.
[25]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7.
[26]田鹏颖.在解构“西方话语”中解构中国话语体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
[27]鲁品越.改革和重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4）.
[28]闫志民.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J].求是，2015，（8）.
[29]严书翰.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遵循规律[J].党的文献，2016，（4）.
[30]韩庆祥.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N].学习时报，2016-10-31.
[31]刘仲翔.媒体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N].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1-22.
[32]莫凡，李惠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传播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
[33]赵士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三重逻辑[J].毛泽东研究，2019，（1）.
[34]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论我国媒体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功能[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4）.
[35]王眉.智库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