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绝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的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我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陈寅恪先生给本书写的序里说：
　　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待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著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绝不只限于寅恪先生所论。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绝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有关，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系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的附录中，有一篇关于姓与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 ”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他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眷，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勿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都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了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軍”，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版权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
　　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摘自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华姓氏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