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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 高质量发展 宏观调控效率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中国经济行至过半，在各项宏观政策的作用之下，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继续显现。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民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生产持续增长。2021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复苏态势较好。
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加快。就投资而言，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5.4%，两年平均增长3.8%。就消费而言，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2021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出46.5个百分点。这说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出口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出口是疫情冲击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上半年，货物出口总额98493亿元，同比增长28.1%。
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2021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两年平均增长14.6%。新业态发展迅猛，持续带动工业生产发展，平台经济、网上零售、在线教育持续活跃。
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企业活力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减税降费效果开始显现，企业盈利有所改善。2021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3.4%，比2019年同期增长48.0%，两年平均增长21.7%。
就业保持稳定。在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的支持下，全国就业整体保持稳定态势。2021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已经基本降至疫情前的水平。
尽管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但是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存在一系列不利因素。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复苏仍然存在恢复不均衡和基础不稳固的现象，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第一，从部分重要指标的环比来看，当前经济有增长趋缓的迹象。受疫情冲击的影响，2020年经济增长较为低迷，2021年基数效应较为显著，仅使用同比分析会导致信息失真较大。即使采用两年平均的同比分析，也容易漏掉重要经济变动信息。因此，在同比分析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采用环比分析来进行综合判断。就工业生产而言，2021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实际增速为0.52%，尽管与4月份持平，却比3月份下降了0.8个百分点。就投资而言，2021年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增速为0.17%，较4月份下降了0.76个百分点。就出口而言，2021年5月份，中国出口总额（人民币计）环比增速仅为0.2%，较4月份下滑了10个百分点，更是比3月份下降了16.6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虽然2021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4月份略有回升，但这主要是受节假日和电商促销的正面影响所致，具有一定的临时性。
第二，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和居民消费低迷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2021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2179亿元，同比增长15.0%，比2019年同期增长17.2%，两年平均增长8.2%。相比之下，消费增速则要低得多。2021年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为4.9%，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仅为3.2%，远低于房地产投资增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抑制居民消费的根本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因此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和居民消费低迷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第三，不同规模企业恢复不均衡，存在分化现象。2021年6月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分别为51.7%和50.8%，均位于50%临界点以上。而相较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议价能力较弱，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下，其盈利能力和接单意愿受到更为明显的冲击，小型企业持续增长的动力较弱。2021年6月份，制造业小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1%，低于50%的临界点。生产指数也呈现分化现象，大型和中型企业的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分别为53.2%和51.4%；小型企业的生产指数低于临界点，为49.7%。
第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出现分化，尤其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加大了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2021年6月份，PPI同比上涨8.8%，自年初以来持续处于高位。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1%，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1年以来CPI持续处于较低水平，6月份CPI同比上涨1.1%，核心CPI同比涨幅更低，仅为0.4%。两大价格指数走势分化的现象表明，在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下游企业不能贸然提高产品价格，只能通过压缩利润空间予以应对，凸显出当前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
早在2017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变得不重要了。更准确地说，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定时期内，中国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而言，《说明》中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没有如同以往的五年规划给出具体的GDP增速目标，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深远，未来一段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不适合制定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不再重要。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稳居1万美元台阶之上，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只有不到20%的差距。然而，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不断放宽。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平均值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之比已经从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到“十四五”时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未来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而言，需要每年达到4.8%的较高的经济增速。学者刘伟和笔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2035年经济发展设想与要求，通过系统论证后发现，中国经济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这就要求在未来十五年内年均经济增速要达到4.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指的是中等发达程度或现代化水平与美日英等高度现代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为2.5万美元，这也表明“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大致能够对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
就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发展仍然需要较高经济增速作为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可以把“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2019年，剔除经济体量过小（以GDP规模在全球前30位为标准）的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为4.7万美元。按此标准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需要较2020年翻两番，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由此可见，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
一是宏观政策应处理好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攀升至高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三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达285%，5年之内上升了45个百分点。受疫情的冲击， 2020年名义GDP增速下滑幅度较大，前三季度为1.4%，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6.5个百分点。由于宏观杠杆率为债务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因此名义GDP增速的下滑就会从“分母端”推高宏观杠杆率。客观上看，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上升，中国的高债务风险愈加严峻，对此需要加以防范，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重点防范。
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情况下，2021年宏观政策调控比之前要更为关注防范高债务风险，而有所淡化“稳增长”。然而，根据笔者团队《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报告2021》的研究，过度关注稳杠杆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方面，在疫情影响尚未全面消除的情况下，如果宏观政策为了去杠杆而过早收紧，将导致实际利率升高，不仅会加剧债务者的偿债负担，从“分子端”推高杠杆率，而且会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而房地产市场却逆势而上，这根源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仅靠收紧宏观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从而有助于实現金融稳定的目标，但是不利于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要处理好稳增长和稳杠杆的关系，从而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应分别主要锚定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并加强结构改革以从根本上化解杠杆上升问题。
二是宏观政策力度要适度加大以帮助经济恢复正常水平。2021年宏观调控逐步回归常态化。就货币政策而言，从数量型指标来看，2021年以来M2增速有所回落，6月份同比增速为8.6%，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2.5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11%，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1.8%。从价格型指标来看，2021年6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和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13%和2.17%，均高于5月份和2020年同期的水平。就财政政策而言，从财政赤字来看，2021年财政赤字率目标为3.2%，比2020年降低了0.4个百分点，并且2021年还减少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从财政支出增速来看，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万亿，增速1.8%，低于2020年2.8%的水平，这主要是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大幅减少所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3.1万亿元，增速11.2%，显著低于2020年28.8%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收入端预算降低和专项债规模下降。在疫情冲击影响还未完全结束以及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当前宏观政策力度略显不足。
未来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以帮助经济尽快恢复正常水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年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在于经济复苏，而不是通货膨胀。2021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PPI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表面上出现了一定的通胀迹象。然而，与PPI相比，核心CPI由于剔除了容易受到季节性与随机性因素冲击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趋势更加稳定，能更好地从价格总水平方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2021年1—6月份，核心CPI的同比涨幅仅为0.4%，比2020年同期降低了0.8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从核心CPI的走势来看，经济不仅不存在较大的通胀风险，反而下行压力还有所加大。因此，宏观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遏制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另一方面，既有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是关注短期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忽视了长期的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缺口指的是潜在增速对其长期合理水平的偏离幅度。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可以灵活调整时，一个经济体所具备的最优潜在增速。笔者和陈伟泽的研究指出，宏观政策既要关注产出缺口，也要关注潜在增速缺口。近年来，中国潜在增速缺口一直为负。《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报告2021》测算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速缺口为-0.2%，“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扩大0.2个百分点至-0.4%。2021年，预计潜在增速缺口会在-0.2%左右。因此，宏观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扭转潜在增速缺口持续为负的局面。
三是宏观政策实施的关键在于提高调控效率。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调控效率需要进一步改善。就货币政策而言，在潜在增速持续放缓和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发力进一步加剧了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并未很好地实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财政政策而言，虽然近年来财政政策一直采取积极的定位，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
事实上，中国对宏观政策传导效率的重视程度在持续加强。就货币政策而言，自2013年四季度到2021年一季度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及要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频频出现类似表述。就财政政策而言，2016—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更加积极有效”“聚力增效”“加力提效”“大力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当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如果不消除相关障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就难以有效提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宏观政策调控效率也难以实质性提高。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办法在于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在这一新调控框架下，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协调配合，能够扭转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持续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打通稳定政策向企業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切实提高政策传导效率，从而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与金融风险防范”（项目编号：718500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③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④陈彦斌、陈伟泽：《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责编/贾娜 美编/宋扬
當前经济复苏态势良好
2021年中国经济行至过半，在各项宏观政策的作用之下，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继续显现。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国民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生产持续增长。2021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复苏态势较好。
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长加快。就投资而言，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5.4%，两年平均增长3.8%。就消费而言，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长4.4%，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2021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7.8%，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出46.5个百分点。这说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出口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出口是疫情冲击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年上半年，货物出口总额98493亿元，同比增长28.1%。
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2021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两年平均增长14.6%。新业态发展迅猛，持续带动工业生产发展，平台经济、网上零售、在线教育持续活跃。
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企业活力稳步提升。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减税降费效果开始显现，企业盈利有所改善。2021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3.4%，比2019年同期增长48.0%，两年平均增长21.7%。
就业保持稳定。在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的支持下，全国就业整体保持稳定态势。2021年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已经基本降至疫情前的水平。
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不利因素
尽管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但是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存在一系列不利因素。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复苏仍然存在恢复不均衡和基础不稳固的现象，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第一，从部分重要指标的环比来看，当前经济有增长趋缓的迹象。受疫情冲击的影响，2020年经济增长较为低迷，2021年基数效应较为显著，仅使用同比分析会导致信息失真较大。即使采用两年平均的同比分析，也容易漏掉重要经济变动信息。因此，在同比分析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采用环比分析来进行综合判断。就工业生产而言，2021年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实际增速为0.52%，尽管与4月份持平，却比3月份下降了0.8个百分点。就投资而言，2021年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增速为0.17%，较4月份下降了0.76个百分点。就出口而言，2021年5月份，中国出口总额（人民币计）环比增速仅为0.2%，较4月份下滑了10个百分点，更是比3月份下降了16.6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虽然2021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4月份略有回升，但这主要是受节假日和电商促销的正面影响所致，具有一定的临时性。
第二，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和居民消费低迷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2021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2179亿元，同比增长15.0%，比2019年同期增长17.2%，两年平均增长8.2%。相比之下，消费增速则要低得多。2021年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为4.9%，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速仅为3.2%，远低于房地产投资增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抑制居民消费的根本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因此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和居民消费低迷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扭转。
第三，不同规模企业恢复不均衡，存在分化现象。2021年6月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分别为51.7%和50.8%，均位于50%临界点以上。而相较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议价能力较弱，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下，其盈利能力和接单意愿受到更为明显的冲击，小型企业持续增长的动力较弱。2021年6月份，制造业小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1%，低于50%的临界点。生产指数也呈现分化现象，大型和中型企业的生产指数高于临界点，分别为53.2%和51.4%；小型企业的生产指数低于临界点，为49.7%。
第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势出现分化，尤其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加大了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2021年6月份，PPI同比上涨8.8%，自年初以来持续处于高位。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1%，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1年以来CPI持续处于较低水平，6月份CPI同比上涨1.1%，核心CPI同比涨幅更低，仅为0.4%。两大价格指数走势分化的现象表明，在面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的下游企业不能贸然提高产品价格，只能通过压缩利润空间予以应对，凸显出当前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较大。
在高质量发展框架下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在短中长期内都很重要
早在2017年12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变得不重要了。更准确地说，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定时期内，中国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而言，《说明》中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要“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没有如同以往的五年规划给出具体的GDP增速目标，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影响深远，未来一段时期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不适合制定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不再重要。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稳居1万美元台阶之上，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只有不到20%的差距。然而，近年来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不断放宽。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平均值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之比已经从1988年的2.8上升至2018年的3.7。因此，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才能到“十四五”时期末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未来十五年的经济发展而言，需要每年达到4.8%的较高的经济增速。学者刘伟和笔者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2035年经济发展设想与要求，通过系统论证后发现，中国经济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的增长目标，这就要求在未来十五年内年均经济增速要达到4.8%。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指的是中等发达程度或现代化水平与美日英等高度现代化国家还有一定距离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19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为2.5万美元，这也表明“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水平翻一番”大致能够对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因此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
就未来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而言，中国发展仍然需要较高经济增速作为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可以把“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作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2019年，剔除经济体量过小（以GDP规模在全球前30位为标准）的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平均水平为4.7万美元。按此标准测算，到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需要较2020年翻两番，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由此可见，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
建议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大力度并且处理好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的关系
一是宏观政策应处理好稳增长和稳杠杆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攀升至高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三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高达285%，5年之内上升了45个百分点。受疫情的冲击， 2020年名义GDP增速下滑幅度较大，前三季度为1.4%，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6.5个百分点。由于宏观杠杆率为债务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因此名义GDP增速的下滑就会从“分母端”推高宏观杠杆率。客观上看，2020年宏观杠杆率的上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伴随着宏观杠杆率的上升，中国的高债务风险愈加严峻，对此需要加以防范，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重点防范。
在宏观杠杆率高企的情况下，2021年宏观政策调控比之前要更为关注防范高债务风险，而有所淡化“稳增长”。然而，根据笔者团队《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报告2021》的研究，过度关注稳杠杆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方面，在疫情影响尚未全面消除的情况下，如果宏观政策为了去杠杆而过早收紧，将导致实际利率升高，不仅会加剧债务者的偿债负担，从“分子端”推高杠杆率，而且会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而房地产市场却逆势而上，这根源于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仅靠收紧宏观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从而有助于实現金融稳定的目标，但是不利于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要处理好稳增长和稳杠杆的关系，从而同时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则应分别主要锚定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并加强结构改革以从根本上化解杠杆上升问题。
二是宏观政策力度要适度加大以帮助经济恢复正常水平。2021年宏观调控逐步回归常态化。就货币政策而言，从数量型指标来看，2021年以来M2增速有所回落，6月份同比增速为8.6%，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2.5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11%，较2020年同期下降了1.8%。从价格型指标来看，2021年6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和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13%和2.17%，均高于5月份和2020年同期的水平。就财政政策而言，从财政赤字来看，2021年财政赤字率目标为3.2%，比2020年降低了0.4个百分点，并且2021年还减少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从财政支出增速来看，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万亿，增速1.8%，低于2020年2.8%的水平，这主要是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大幅减少所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3.1万亿元，增速11.2%，显著低于2020年28.8%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收入端预算降低和专项债规模下降。在疫情冲击影响还未完全结束以及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的情况下，当前宏观政策力度略显不足。
未来要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以帮助经济尽快恢复正常水平，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全年经济形势的主要矛盾在于经济复苏，而不是通货膨胀。2021年以来，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PPI呈现出快速上涨的趋势，表面上出现了一定的通胀迹象。然而，与PPI相比，核心CPI由于剔除了容易受到季节性与随机性因素冲击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趋势更加稳定，能更好地从价格总水平方面反映经济运行状况。2021年1—6月份，核心CPI的同比涨幅仅为0.4%，比2020年同期降低了0.8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从核心CPI的走势来看，经济不仅不存在较大的通胀风险，反而下行压力还有所加大。因此，宏观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遏制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另一方面，既有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是关注短期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忽视了长期的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缺口指的是潜在增速对其长期合理水平的偏离幅度。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可以灵活调整时，一个经济体所具备的最优潜在增速。笔者和陈伟泽的研究指出，宏观政策既要关注产出缺口，也要关注潜在增速缺口。近年来，中国潜在增速缺口一直为负。《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报告2021》测算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速缺口为-0.2%，“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扩大0.2个百分点至-0.4%。2021年，预计潜在增速缺口会在-0.2%左右。因此，宏观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扭转潜在增速缺口持续为负的局面。
三是宏观政策实施的关键在于提高调控效率。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调控效率需要进一步改善。就货币政策而言，在潜在增速持续放缓和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发力进一步加剧了资金“脱实向虚”倾向，并未很好地实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财政政策而言，虽然近年来财政政策一直采取积极的定位，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
事实上，中国对宏观政策传导效率的重视程度在持续加强。就货币政策而言，自2013年四季度到2021年一季度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都提及要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或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频频出现类似表述。就财政政策而言，2016—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更加积极有效”“聚力增效”“加力提效”“大力提质增效”“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当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如果不消除相关障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就难以有效提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宏观政策调控效率也难以实质性提高。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办法在于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实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在这一新调控框架下，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协调配合，能够扭转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持续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打通稳定政策向企業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切实提高政策传导效率，从而帮助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与金融风险防范”（项目编号：718500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②刘伟、陈彦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的经济发展：任务、挑战与应对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③刘伟、陈彦斌：《2020—203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④陈彦斌、陈伟泽：《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责编/贾娜 美编/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