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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有循环农业的实践。
“将循环农业的生态价值纳入政策内容，对大量正在实施生态循环农业的小规模农户应给予重视。”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与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共同主办的“小规模农户循环农业实施效果研讨会”上，主办方这样建议。
目前，我国生态循环农业政策是怎样的？应怎样发展及发展情况如何？面临哪些难题？笔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传统与当下
循环农业并非一个新鲜事物，但将循环农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是近些年来的事。
“在中国农村，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有循环农业的实践。”国际行动援助（中国）政策与项目总监莫秀根说道。比如，农民将动物粪便堆放在田间地头覆盖农作物；在珠江三角洲，“鱼—桑—稻”之间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农业农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资源过度开发消耗、污染物大量排放、农业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张，但生态农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资源保护处处长孙玉芳说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战略决策，农业发展进入新常态。
“循环农业兴起于农村，但是不止于农村，它的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王振说道。
与循环农业有关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国家有关部门也相继发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农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规划（2015-201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等文件。
2007年，农业部确定10个市（自治州）开展循环农业示范市建设。2014年，启动了11个涵盖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2015年，12个省份的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立项。浙江省省部共建，整省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当前，循环农业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王振说，“政策本身呈现出分散、综合性逐渐增强，试点先行、覆盖面扩大的特点。同时也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形式单一且持续性较弱，技术推广面临一定困难等问题。”
因地制宜推进
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袁勇所在的新天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走的就是循环农业的路子，他称之为新型的“综合”合作社。该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也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支持。
5年来，绿色防控技术、制作环保酵素、沼液综合利用、免耕、堆肥、蚯蚓养殖等生态技术不断普及；再生稻、生态玉米、生态油菜等生态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生态玉米亩产915斤，比平均产量高100斤；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在双河村发现了在自然保护区才看得见的鸟类。
孙玉芳在调研中发现，有的省市以龙头企业为循环农业的带头力量，有的以农户为主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必须立足当地实际，积极探索不同模式，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建设重点，不能简单地搞一种模式和‘一刀切’。”孙玉芳说。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宋一青认同这一观点。她表示：“循环农业的多样性很重要，要因地制宜，要基于农户的需求。农户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应认可他们、给予他们支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齐顾波对分布在宁夏、河南、江西、四川、广西的5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不同循环农业模式的经济效率，并试图找出影响不同循环农业模式经济效率的显著因素。
调研结果显示，总体上，所调研村庄的小规模农户循环农业运行的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均为有效。不过，循环农业的运行有效性在农户间有较大差异，即小规模农户也不是同质的；有效的技术效率不必然产生有效的投入产出率；促进有效性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研结果还表明，这些区域影响循环农业综合效率的显著因素是：是否得到可持续农业模式技术培训、是否采取轮作方式、对本地土壤有无污染的主观评价。而农户家庭特征即农业劳动力、非农收入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采取循环农业模式是否得到补贴也不显著。此外，几个村庄实施循环农业的农户多为合作社成员，合作形式与循环农业的实施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农民合作社对促进循环农业实施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会者也达成一致认识。
让农民获利
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关于其界定，国内外有所区别。国外的生态农业追求单一的环境目标和生态效益，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
“我们追求综合效益目标，其中包括产量。高产高效是生态循环农业的基本要素。如果产量下降，生态循环农业还能走多远？我们不是完全放弃化肥、农药，而是强调科学使用、合理投入。”孙玉芳表示。
国际行动援助国际倡导与政策经理Aftab Alam Khan认为，从工业农业走向可持续农业，不会像关灯一样效果立现，“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此期间，农民要获得一些支持，拓宽收入增长的渠道。让农民在市场上获利，脱贫会使循环农业更有后劲”。
从2000年开始，广西马山县古寨村上古拉屯成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的支持社区之一。15年来，马山古寨的生态循环农业和PPB（参与式植物育种）进展不错，具有一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不过，马山县荣艳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现在也遇到了问题，不仅合作社青年骨干力量缺乏，销售渠道更是单一，且开拓销售渠道不畅通。
在河北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成鹏飞看来，有平台才能持续。“找平台，建渠道；常宣传，寻合作；线下作口碑，线上走流量”是他的三大“法宝”。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刘东生对此评价道：“新兴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他走在了前列。”
刘东生认为，循环农业是农民的习惯，他们也很会“种”，但其前端和后续的问题要解决。设定农业部门的清洁生产系列标准，有助于循环农业的整体有效运行。
齐顾波则认为，研究者、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共同对生态循环农业进行参与式行动研究，同时将小规模农户的实施经验纳入政策试点进行宣传，有助于各种经验的交流和推广，促进适应性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提升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各种新型专业组织的市场营销能力。
“将循环农业的生态价值纳入政策内容，对大量正在实施生态循环农业的小规模农户应给予重视。”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与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共同主办的“小规模农户循环农业实施效果研讨会”上，主办方这样建议。
目前，我国生态循环农业政策是怎样的？应怎样发展及发展情况如何？面临哪些难题？笔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传统与当下
循环农业并非一个新鲜事物，但将循环农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是近些年来的事。
“在中国农村，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有循环农业的实践。”国际行动援助（中国）政策与项目总监莫秀根说道。比如，农民将动物粪便堆放在田间地头覆盖农作物；在珠江三角洲，“鱼—桑—稻”之间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农业农村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资源过度开发消耗、污染物大量排放、农业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日趋紧张，但生态农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资源保护处处长孙玉芳说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战略决策，农业发展进入新常态。
“循环农业兴起于农村，但是不止于农村，它的持续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和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循环农业发展的政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王振说道。
与循环农业有关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国家有关部门也相继发布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农业突出环境问题治理规划（2015-2018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等文件。
2007年，农业部确定10个市（自治州）开展循环农业示范市建设。2014年，启动了11个涵盖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基地建设。2015年，12个省份的农业综合开发区域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立项。浙江省省部共建，整省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当前，循环农业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王振说，“政策本身呈现出分散、综合性逐渐增强，试点先行、覆盖面扩大的特点。同时也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形式单一且持续性较弱，技术推广面临一定困难等问题。”
因地制宜推进
四川省简阳市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袁勇所在的新天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走的就是循环农业的路子，他称之为新型的“综合”合作社。该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也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支持。
5年来，绿色防控技术、制作环保酵素、沼液综合利用、免耕、堆肥、蚯蚓养殖等生态技术不断普及；再生稻、生态玉米、生态油菜等生态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生态玉米亩产915斤，比平均产量高100斤；生态环境逐步好转，在双河村发现了在自然保护区才看得见的鸟类。
孙玉芳在调研中发现，有的省市以龙头企业为循环农业的带头力量，有的以农户为主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必须立足当地实际，积极探索不同模式，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建设重点，不能简单地搞一种模式和‘一刀切’。”孙玉芳说。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宋一青认同这一观点。她表示：“循环农业的多样性很重要，要因地制宜，要基于农户的需求。农户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应认可他们、给予他们支持。”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齐顾波对分布在宁夏、河南、江西、四川、广西的5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分析不同循环农业模式的经济效率，并试图找出影响不同循环农业模式经济效率的显著因素。
调研结果显示，总体上，所调研村庄的小规模农户循环农业运行的综合效率与技术效率均为有效。不过，循环农业的运行有效性在农户间有较大差异，即小规模农户也不是同质的；有效的技术效率不必然产生有效的投入产出率；促进有效性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研结果还表明，这些区域影响循环农业综合效率的显著因素是：是否得到可持续农业模式技术培训、是否采取轮作方式、对本地土壤有无污染的主观评价。而农户家庭特征即农业劳动力、非农收入等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采取循环农业模式是否得到补贴也不显著。此外，几个村庄实施循环农业的农户多为合作社成员，合作形式与循环农业的实施之间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农民合作社对促进循环农业实施效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会者也达成一致认识。
让农民获利
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关于其界定，国内外有所区别。国外的生态农业追求单一的环境目标和生态效益，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
“我们追求综合效益目标，其中包括产量。高产高效是生态循环农业的基本要素。如果产量下降，生态循环农业还能走多远？我们不是完全放弃化肥、农药，而是强调科学使用、合理投入。”孙玉芳表示。
国际行动援助国际倡导与政策经理Aftab Alam Khan认为，从工业农业走向可持续农业，不会像关灯一样效果立现，“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在此期间，农民要获得一些支持，拓宽收入增长的渠道。让农民在市场上获利，脱贫会使循环农业更有后劲”。
从2000年开始，广西马山县古寨村上古拉屯成为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的支持社区之一。15年来，马山古寨的生态循环农业和PPB（参与式植物育种）进展不错，具有一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不过，马山县荣艳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现在也遇到了问题，不仅合作社青年骨干力量缺乏，销售渠道更是单一，且开拓销售渠道不畅通。
在河北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成鹏飞看来，有平台才能持续。“找平台，建渠道；常宣传，寻合作；线下作口碑，线上走流量”是他的三大“法宝”。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刘东生对此评价道：“新兴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使他走在了前列。”
刘东生认为，循环农业是农民的习惯，他们也很会“种”，但其前端和后续的问题要解决。设定农业部门的清洁生产系列标准，有助于循环农业的整体有效运行。
齐顾波则认为，研究者、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共同对生态循环农业进行参与式行动研究，同时将小规模农户的实施经验纳入政策试点进行宣传，有助于各种经验的交流和推广，促进适应性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创新、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提升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各种新型专业组织的市场营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