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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很多编辑一样，张国辰进入出版行业也属“半路出家”。2003年，当很多人为避“非典”逃离北京时，大学毕业的张国辰到了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不过后来张国辰没有留在报社工作，而是进了出版圈。
转变，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机缘巧合，不如说是一个人身上积蓄着一种天份和能量，决定你去往最恰适的位置。你有时甚至兀自不清楚，这种天份的所得或者从他处的经验带入另一种工作形态会滋生出如何的惊喜来。即使是最微小的，势必会与众不同。张国辰说，当初离开纸媒，是因为“感觉报纸的吸引力不大，因为创意性的东西太少”，继而转入出版圈寻求创意的可能。创意，似乎便成为张国辰一直在出版工作中追索的特质。
张国辰说，“从纸质图书来说，出版业未来一个很大的提高的方面，是把书的新潮方面的东西做出来。目前市场上的书，整体的感觉已经形成一个套路，并不能说这个套路有问题，但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等着你探索。”所以，《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都别废话》、《花乱开》、《鸳鸯谱》、《江南》、《那些有伤的年轻人》等等这些经由张国辰策划编辑的图书作品，虽然主题和形式各异，甚至略显纷杂，但始终坚持着一个共通的本质，即以各种表现形式充分呈现出文本和作者的特性，这是张国辰始终坚持的。
以创意转化文本
张国辰自2009年到华文天下图书公司，现担任华文天下旗下星河出版中心的总监。自入行至今，关注的始终是华文原创主题图书。无论大陆抑或台湾，原创文学的出版境况并不乐观。大陆原创出版，近五年最热潮的，大概是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出版契机吧。而星河的定位又并非这样的重磅型大作家，而是挖掘、培养新一代年轻作者。真正的好作者不易寻，出版方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现在出版的难做，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彼此的不信任，而是隔阂。为什么那么多年，大家讨论的所谓出版经纪人模式迟迟没法实行，因为一本畅销书或一个著名作者高价一出便挖走了。星河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如何在激烈竞争中把选题拿到？除了常规的版税条件之外，我更多的工作是跟对方沟通对他的作品出版的想法和规划，用创意来吸引人。”譬如去年出版的老树画画的《花乱开》便是如此。
“老树画画”是微博的热门ID，博主在微博上隔几日发布一些水墨小画，并给每一幅画附上小诗。画中人物，一袭长衫，立于山水间，是极好的意境。有时，飞机之类的现代元素也会入画。不求技艺的传统，反而表达得自由。“老树画画”其实是一位大学教授，“老树”是学生起的绰号，本名叫刘树勇。“刘树勇”这个名号在大陆摄影界如雷贯耳，算得上当代摄影评论圈的前辈。上世纪80年代前后拜师学画，中途放弃直至2005年又重新动笔，倒是多了些自由和诚恳，颇有丰子恺作品的气息。后来在微博上随画附上的诗文也是有绝对的风味，“昨夜无事窗前坐，一枚流星落尘埃。人生此来为何事，无非担水与砍柴”，“昨夜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误入枫林深处。呕吐，呕吐，惊起鸳鸯无数”之类，逗趣且耐人寻味。据说老树早年师从叶嘉莹教授研习诗文，难怪。微博的热门，自然引来出版商的关注，不过老树并没有出版的计划，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当时还没有一个出版商提出切中老树心怀的出版方案。张国辰与老树经过几次沟通后，便决定以锁线装帧的形式将现代感和传统方式做结合，这对于老树的“文人画”是最恰当的表现。当老树看到张国辰打印的设计图稿，才应了《花乱开》的出版。
类似的，还有青简的摄影集《江南》，也是张国辰透过网络找寻到的选题。老树和青简在微博上集聚的人气当然为后来这些书的热销预热了市场，但最关键的那一步，是书稿未成行时所欠缺的部分——“怎么把作品创意转化成出版的理念，这是你需要给它们的。它们本身很有特点，经过你的策划、包装，包括后期的营销推动这样的长期经营，形成了整体的向心力。”这是张国辰视为出版最核心的部分，他的用心便在此处。《小蓝本》、《远远的村庄》等等作品，像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对老顾客的量身订做，又多了份年轻人的热情和新意。当然对于一本书，张国辰所考虑的要更多更细，书名的选定、纸张的选用、内文版心的设计、营销定位等等环节，每个地方都倾注了心力。
新鲜感来自于陌生处
诚然，这些书之所以能以这样灵动丰富的形式呈现，与星河的定位也不无关系。星河所合作的作家，如庄雅婷、东东枪、扎西拉姆·多多等，都是青年作家，思路相对活跃，而且他们恰又多不是纯粹的写作者，他们或是媒体人，或是艺文界的活跃分子，其跨界和专业延展性，大概也是与张国辰在出版中的这种实验性、创新性相契合的。
与张国辰合作多次的作者庄雅婷，便是媒体出身的作家。“她每次对书名的定位取法、封面设计以及后期的营销创意，都能给编辑带来很大的启发。而且通过上市的反应，都证明是非常有效果的，都是加分项。包括最近刚刚上市便引发话题而热卖的《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书名就讨论了整整好几周的时间。我觉得她以一个传媒人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针对群体，并且有效地采取了一整套的方法来进行推广。”张国辰说，这样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他来说是有益的。相反，他也会遇见一些比较执拗的作者，“有些作者对自己的文本非常自信，听不进去编辑的合理建议，出版之后的效果就差了一半。”所以，对于张国辰来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适中的立场，平衡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便非常之重要。“我尽量会和每一个作者沟通，如果作者有好的建议，我立马觉得要听人家的；如果他的方向和你的方向有区别，要尽量说服作者。包括在后期包装环节，作者这一方或多或少要给编辑一方自由度和信任，这样平衡起来出版的作品往往会更佳。”
一个有灵感的作者，一个创意的编辑，自然会在彼此信任的状态下碰撞出花火来，不但出版过程事半功倍，而且流露出不同于同类图书的特质。有时，张国辰为了追求这一层面的惊喜，会更倾向于同非传统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合作。
3月上市的地下天鹅绒和东东枪的合集《鸳鸯谱》的最终设计是请了某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做的设计，与最初的设计不同。“第一稿设计方案，我和作者有过分歧，因为第一稿设计感足，但是缺乏温暖和文艺范儿，所以我听取了东东枪的意见，由他找到另一个平面设计师进行二次包装，结果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感觉。”张国辰说，这次沟通促成了他对图书包装方面的进一步思考，“非传统意义上的书装设计师往往带来更为新奇的创意和灵感，这样的互助成长对一个编辑来讲是非常有学习价值的。”其实，这样的思路，在张国辰自身的编辑过程中是早就便有的探索和印证。比如对于传统意义上属于“冷门”题材的产品的关切，就像做《花乱开》时对现代感和传统装帧方式的结合；或者从广告设计、电影海报、创意笔记本等方向汲取细节的灵感，积累图书包装的想法。“我觉得对于自身要求比较高的编辑确实应该跨界关注，不要总拘泥于图书自身的小圈子里，新鲜感来自于陌生处。”从跨界的角度上看，无论是与作者合作，或者在书籍呈现方式方面的尝试，都将作品带往了自由的空间。出版，对张国辰来说，是不给自己设限。“现在的出版，你是引领，而不是跟风。跟风或许是求稳了，但是对编辑自身来讲，创新的意义是不大的。”而创新透过书籍映照给读者的，是满满的惊喜。
张国辰于2010年策划编辑的香港作家素黑的《好好爱自己》销售业绩超过五十万册。张国辰说，“一本书卖了十万二十万之后，你心里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开心，但是更长远地来讲，对策划眼光的锤炼，这种收获是最长远的。”近年来张国辰所策划编辑的图书，算不得太畅销，但所做的探索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一本书经过策划，可能就是两三万册，量不是特别大，但是经过你策划出版，是自己跟它学习的过程，也是让书和读者一起成长。中国出版业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让读者和你的图书共同成长起来，现在彼此的脱节很严重。”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尝试，张国辰正转入一种更纯粹的编辑状态，一种更活络的出版形态。张国辰说，未来计划从图书形式上寻找一些相似性，“我曾看到过国外的企鹅出版社等出版社，能在相同的方向感的形式下，保持具体每个项目的特色，这是我在慢慢探索的。”而在图书出版之外，会尝试围绕出版做更多模式的操作，“比如说做一些论坛、演讲、沙龙这样的形式，围绕图书做有意思的事情。图书形式是内容的基点，如果让它开出不同的花，是很关键的。”
转变，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机缘巧合，不如说是一个人身上积蓄着一种天份和能量，决定你去往最恰适的位置。你有时甚至兀自不清楚，这种天份的所得或者从他处的经验带入另一种工作形态会滋生出如何的惊喜来。即使是最微小的，势必会与众不同。张国辰说，当初离开纸媒，是因为“感觉报纸的吸引力不大，因为创意性的东西太少”，继而转入出版圈寻求创意的可能。创意，似乎便成为张国辰一直在出版工作中追索的特质。
张国辰说，“从纸质图书来说，出版业未来一个很大的提高的方面，是把书的新潮方面的东西做出来。目前市场上的书，整体的感觉已经形成一个套路，并不能说这个套路有问题，但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等着你探索。”所以，《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都别废话》、《花乱开》、《鸳鸯谱》、《江南》、《那些有伤的年轻人》等等这些经由张国辰策划编辑的图书作品，虽然主题和形式各异，甚至略显纷杂，但始终坚持着一个共通的本质，即以各种表现形式充分呈现出文本和作者的特性，这是张国辰始终坚持的。
以创意转化文本
张国辰自2009年到华文天下图书公司，现担任华文天下旗下星河出版中心的总监。自入行至今，关注的始终是华文原创主题图书。无论大陆抑或台湾，原创文学的出版境况并不乐观。大陆原创出版，近五年最热潮的，大概是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出版契机吧。而星河的定位又并非这样的重磅型大作家，而是挖掘、培养新一代年轻作者。真正的好作者不易寻，出版方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现在出版的难做，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彼此的不信任，而是隔阂。为什么那么多年，大家讨论的所谓出版经纪人模式迟迟没法实行，因为一本畅销书或一个著名作者高价一出便挖走了。星河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如何在激烈竞争中把选题拿到？除了常规的版税条件之外，我更多的工作是跟对方沟通对他的作品出版的想法和规划，用创意来吸引人。”譬如去年出版的老树画画的《花乱开》便是如此。
“老树画画”是微博的热门ID，博主在微博上隔几日发布一些水墨小画，并给每一幅画附上小诗。画中人物，一袭长衫，立于山水间，是极好的意境。有时，飞机之类的现代元素也会入画。不求技艺的传统，反而表达得自由。“老树画画”其实是一位大学教授，“老树”是学生起的绰号，本名叫刘树勇。“刘树勇”这个名号在大陆摄影界如雷贯耳，算得上当代摄影评论圈的前辈。上世纪80年代前后拜师学画，中途放弃直至2005年又重新动笔，倒是多了些自由和诚恳，颇有丰子恺作品的气息。后来在微博上随画附上的诗文也是有绝对的风味，“昨夜无事窗前坐，一枚流星落尘埃。人生此来为何事，无非担水与砍柴”，“昨夜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误入枫林深处。呕吐，呕吐，惊起鸳鸯无数”之类，逗趣且耐人寻味。据说老树早年师从叶嘉莹教授研习诗文，难怪。微博的热门，自然引来出版商的关注，不过老树并没有出版的计划，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当时还没有一个出版商提出切中老树心怀的出版方案。张国辰与老树经过几次沟通后，便决定以锁线装帧的形式将现代感和传统方式做结合，这对于老树的“文人画”是最恰当的表现。当老树看到张国辰打印的设计图稿，才应了《花乱开》的出版。
类似的，还有青简的摄影集《江南》，也是张国辰透过网络找寻到的选题。老树和青简在微博上集聚的人气当然为后来这些书的热销预热了市场，但最关键的那一步，是书稿未成行时所欠缺的部分——“怎么把作品创意转化成出版的理念，这是你需要给它们的。它们本身很有特点，经过你的策划、包装，包括后期的营销推动这样的长期经营，形成了整体的向心力。”这是张国辰视为出版最核心的部分，他的用心便在此处。《小蓝本》、《远远的村庄》等等作品，像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对老顾客的量身订做，又多了份年轻人的热情和新意。当然对于一本书，张国辰所考虑的要更多更细，书名的选定、纸张的选用、内文版心的设计、营销定位等等环节，每个地方都倾注了心力。
新鲜感来自于陌生处
诚然，这些书之所以能以这样灵动丰富的形式呈现，与星河的定位也不无关系。星河所合作的作家，如庄雅婷、东东枪、扎西拉姆·多多等，都是青年作家，思路相对活跃，而且他们恰又多不是纯粹的写作者，他们或是媒体人，或是艺文界的活跃分子，其跨界和专业延展性，大概也是与张国辰在出版中的这种实验性、创新性相契合的。
与张国辰合作多次的作者庄雅婷，便是媒体出身的作家。“她每次对书名的定位取法、封面设计以及后期的营销创意，都能给编辑带来很大的启发。而且通过上市的反应，都证明是非常有效果的，都是加分项。包括最近刚刚上市便引发话题而热卖的《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书名就讨论了整整好几周的时间。我觉得她以一个传媒人的眼光准确地把握了作品的针对群体，并且有效地采取了一整套的方法来进行推广。”张国辰说，这样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他来说是有益的。相反，他也会遇见一些比较执拗的作者，“有些作者对自己的文本非常自信，听不进去编辑的合理建议，出版之后的效果就差了一半。”所以，对于张国辰来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一个适中的立场，平衡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便非常之重要。“我尽量会和每一个作者沟通，如果作者有好的建议，我立马觉得要听人家的；如果他的方向和你的方向有区别，要尽量说服作者。包括在后期包装环节，作者这一方或多或少要给编辑一方自由度和信任，这样平衡起来出版的作品往往会更佳。”
一个有灵感的作者，一个创意的编辑，自然会在彼此信任的状态下碰撞出花火来，不但出版过程事半功倍，而且流露出不同于同类图书的特质。有时，张国辰为了追求这一层面的惊喜，会更倾向于同非传统的书籍装帧设计师合作。
3月上市的地下天鹅绒和东东枪的合集《鸳鸯谱》的最终设计是请了某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做的设计，与最初的设计不同。“第一稿设计方案，我和作者有过分歧，因为第一稿设计感足，但是缺乏温暖和文艺范儿，所以我听取了东东枪的意见，由他找到另一个平面设计师进行二次包装，结果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感觉。”张国辰说，这次沟通促成了他对图书包装方面的进一步思考，“非传统意义上的书装设计师往往带来更为新奇的创意和灵感，这样的互助成长对一个编辑来讲是非常有学习价值的。”其实，这样的思路，在张国辰自身的编辑过程中是早就便有的探索和印证。比如对于传统意义上属于“冷门”题材的产品的关切，就像做《花乱开》时对现代感和传统装帧方式的结合；或者从广告设计、电影海报、创意笔记本等方向汲取细节的灵感，积累图书包装的想法。“我觉得对于自身要求比较高的编辑确实应该跨界关注，不要总拘泥于图书自身的小圈子里，新鲜感来自于陌生处。”从跨界的角度上看，无论是与作者合作，或者在书籍呈现方式方面的尝试，都将作品带往了自由的空间。出版，对张国辰来说，是不给自己设限。“现在的出版，你是引领，而不是跟风。跟风或许是求稳了，但是对编辑自身来讲，创新的意义是不大的。”而创新透过书籍映照给读者的，是满满的惊喜。
张国辰于2010年策划编辑的香港作家素黑的《好好爱自己》销售业绩超过五十万册。张国辰说，“一本书卖了十万二十万之后，你心里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开心，但是更长远地来讲，对策划眼光的锤炼，这种收获是最长远的。”近年来张国辰所策划编辑的图书，算不得太畅销，但所做的探索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一本书经过策划，可能就是两三万册，量不是特别大，但是经过你策划出版，是自己跟它学习的过程，也是让书和读者一起成长。中国出版业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让读者和你的图书共同成长起来，现在彼此的脱节很严重。”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尝试，张国辰正转入一种更纯粹的编辑状态，一种更活络的出版形态。张国辰说，未来计划从图书形式上寻找一些相似性，“我曾看到过国外的企鹅出版社等出版社，能在相同的方向感的形式下，保持具体每个项目的特色，这是我在慢慢探索的。”而在图书出版之外，会尝试围绕出版做更多模式的操作，“比如说做一些论坛、演讲、沙龙这样的形式，围绕图书做有意思的事情。图书形式是内容的基点，如果让它开出不同的花，是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