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道德判断作为起笔书写的。盘古开辟、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等神话与历史传说中流淌着的浓烈的尚德爱民意识，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民族精神的发扬和传承，于是泱泱五千年的文化史便从未脱离过这个起笔所确定的基色。从此一基色流淌而出的，是更深层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的道德美学与忧患意识的历史观两相交融，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先天精神架构。其后逐渐确立并普世化的儒学和儒学精神似乎也正因此具有道德美学与历史观的二重性。
　　回溯五千年间的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涌现出一些地标式的人物，公元10世纪的中国，在统一的、经历了四十余年承平小康的封建帝国开始走向积贫积弱的这一节点上，一位知识分子跃然而出，承担了历史的沉重期待。而他正是堪称中国人“脊梁”的知识分子之范本，范仲淹。
　　范仲淹乃名门之后，且家风敦厚、黾勉治学。然范仲淹时家道中衰，二岁失孤，与母亲“贫而无依”。甚至家谱都已经遗失，家道之衰，由此可叹。（事具《范文正公集》补编之《续家谱序》）后母亲改嫁长山（今山东淄川）朱文翰，范仲淹随之易夺姓名。
　　幼年贫苦、改名易姓的经历，使得范仲淹自励苦学，至弱冠学成，自然器宇不凡。司马光《涑水纪闻》有一段生动记载：
　　（仲淹）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毅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仲淹冒名）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
　　其后范仲淹果然声华籍甚，一则因为他的儒家责任感。他为官以能言直谏著称，他所历任辖地，无不谨庠序、则争讼，黎民称赞，吏治清明。这些正是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正面责任所自觉履行的内心道义。一则因为亲历困苦而形成的感恩之心。当他得知冒名身世后，悲慨离家，官居要津后，仍对朱氏怀有感孝之情，奉行孝道。
　　然而，他的忧患天下不止于这些具体可感的史传故实。真正让他逐渐在传统文化中确立范本地位的，是源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种源发于历史道德美学的深重情怀，更是一种悲悯世人的无差别的终极关怀。这种蓝图，正是激发他锐意革新的核心动力。


　　北宋的貧弱，在整个封建历史中也是相当突出的。它的建立是在唐代之后的大分裂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中完成的。太祖的一系列军政措施，几乎都是出于防范重蹈前代覆辙而强力推行。至于“强干弱枝”“崇文抑武”等不过都是史笔温暾的轻描淡写。总之，赵宋中央集权的完成，确乎到了牙缝间隙也有计较的细密程度。于是一个官制繁冗而全责不清、地方极弱而中央过盛的偏坠局面就这样一步步开始消耗国运。
　　范仲淹的历史舞台大抵就是这样的状况。他所面对的正是封建集权制留下的一笔糊涂账。正是此数年的高压状态，使得范仲淹看清了北宋贫弱的实质以及军事、吏治、经济、法制、文化等诸方面的漏洞。于是他主持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对新政的评价，可咨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范仲淹全集·前言》的评价：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文风和社会风气改革，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脱颖而出和文化学术视野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昌盛。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弥久的影响。
　　由此，范仲淹完成了个人使命的实践，虽然后期，庆历新政随着推行不力以及仁宗的疏远而成为一叹，但是却为之后王安石熙宁变法做了充分准备。不仅如此，范仲淹的改革为后世社会制度确立了许多范式，如规范科举的建立、吏治管理的科学化、大兴民间教育的观念等等都为后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于是，一个悲天悯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历史形象在之后的一千年里，伟岸而坚毅地矗立着，他无愧为中国人的“脊梁”，无愧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