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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谈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确非常重要。因为人的行为由思想决定,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行为才能走向正确的轨道。建国以来,我们开展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是为了回答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一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任何一次思想革新的背后都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坚实的根基。建国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都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三易”原理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三易”原理
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活源头,是中华民族先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长期观察而体悟的天地人事现象背后的隐约规则。东汉郑康成在其所作《易赞,易论》中云: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经》的“不易”、“变易”、“简易”的“三易”原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任何一个体系当中都包含三种易的东西。
“三易”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客观外界在变,事物本身也必须相应变化,但事物只要拥有了一个不变的核心或者规律,即“不易”。拥有了对付变化的一整套手段,那么事物就会保持自身的属性,使得事物的本质始终是自身而不是其它。如果你只有不变的东西,只有永恒的东西你一定会是僵化的,就会成为教条主义。事物必须随着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事物的一个核心哲学理论,即“变易”。事物如果不适时变易的话,就会导致事物的停滞,最后发展到事物的否定,即发生质变。只有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变易”就是为了维护“不易”,使得“不易”能随着客观外界的变化而不断成长,不至于达到事物的根本否定。但如果你只有变的东西,而没有不变的内核,这种变本身是盲目的,不会拥有核心的框架,当然也立不起来,最后只能导致质变。变必须以不变为基础,只有坚持才能发展。最后,“不易”和“变易”必须通过“简易”来实现,如果你没有“简易”的东西,你面对每一个事物,都是见招拆招的话,那么大多数人是难以掌握的,无论是“不易”还是“简易”都难以推广。
“三易”的根本是“变易”。对于“变易”,自古先贤就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经·系辞上传》)。这就是说的变通。《易传》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这实质上就指明了变易的绝对性。老子也这样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同时,《易传》又进一步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把变易理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龚自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改革的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康有为提出“盖变者,天道也。”“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不易”作为真理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必须通过“变易”来实现。“变易”使得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达到统一。就是“变易”使得真理的相对性得到发展,从而使得真理的绝对性得到维护。
“变易”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变易、解放。根据心理学的理论,认识指导实践。只有思想变了,行动才会变。思想在前,行为在后。时代发展了,客观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必须通过变易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主观认识,使得主观认识符合甚至超越客观现实,使得真理的相对性得到长足发展从而维护真理的绝对性。《周易》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坐标中,没有一事一物、一种情况、一种思想或一种观念是不变的。
简言之,“不易”指一些永远不变的规律(真理),“简易”指复杂的问题必须通过最简单的逻辑解决(大道至简),而“变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变一定是暂时的(静止的相对性),而变化是永恒的(运动的绝对性),“变易”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解放。
二、三次思想解放与“三易”原理
根据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统一规律,思想的发展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改造我们的旧思想,使得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尽量趋近一致的时候,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符合实际,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变革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不变革只能守旧,只能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而思想解放解放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讲,思想解放就要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与时俱进、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扫除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建国以来,我们开展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而提出的,都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的。
1.第一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进行的,当时人们的思想仍然没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当时的“不易”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思想上的障碍仍然坚持两个“凡是”,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就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真理,是符合实践的所有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正确的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包括毛泽东晚年个人错误。两个“凡是”抓住了现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没有抓住“不易”。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坚持毛泽东思想,讲到底,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教条主义,唯上唯书不唯实,于是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即“变易”。怎么样梳理人们的思想,从纷繁复杂的理论中找出头绪,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这就是“简易”,即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讨论,我们才能认识到毛澤东晚年的错误,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出来,抓住了历史重要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是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实行了改革开放。
2.第二次思想解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搞了十年了,国内外面临这样一个形势: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正急剧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这种复杂的形势使有些人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疑虑和动摇,认为改革开放犯了方向性错误。有人甚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提出了质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大的困扰和阻力。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不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当时,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首先站出来,指出要通过改革开放谋发展,全党都要讲改革。在1990年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明确提出来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区分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邓小平认同志认为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因势利导,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标准问题,并开展了大讨论,这也就是三易的“简易”部分。他对症下药,提出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终结果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三易的“变易”部分。
3.第三次思想解放
2004、2005年,社会上又出现了争论。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三大差别越来越大,尤其贫富差别是历史上最高的;社会管理滞后,包括社会治安,教育、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腐败比较严重,官商勾结,社会价值观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多问题直接涉及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经济发展了,似乎应该高兴。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许多老百姓的日子却难过了,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
农民不用上缴农业税了,但种子和化肥的价格上涨很多,到年底结算还不如以前。從理论上说,农民应该得到实惠,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想当然。物价上涨太快而且早已超越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病看不起了、学上不起了、房买不起了,有部分群众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退回到过去”。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根据“三易”理论,这次思想大讨论的“不易”是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改革开放。十七大的主题回答了部分人的疑问,使得全党全国人民统一了认识。“变易”部分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解决长期以来积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矛盾,通过实际行动回答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简易”部分不同学者有不同认识,大体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体制改革等。一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三易”中的“不易”部分),为进一步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二是推进科学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行政府体制改革。政府是服务型单位不是与民争利的单位。民富才能国强。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极个别干部只要对自己有利,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怕违法犯罪;只要对自己不利,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让干部从利益主体返还到“公仆”,天下为公。三是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含义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这都是说人的和谐。人要和谐就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为了人的发展观,一切为了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观。前面两次解放思想,都是以“物”为本的,好的方面是经济发展了,消极方面是社会加重了功利主义的蔓延,整个社会浮躁。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四是推行民主法治。有人说,这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确非常重要,其中主要涉及到民主法治。五是保障民生。民生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从古到今,许多先贤都做过精彩的论述。孟子在描述他所理想的社会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应该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十七大为我们描绘了民生的蓝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个有)。
三次思想解放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前两次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次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发展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其次,前两次是还利于民,重点发展经济;第三次除此之外,更主要是还权于民,通过权利的实现来保障利益的兑现。最后,前两次侧重于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制度创新、秩序的建立,是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这个要求更高了,更难了。制度创新必须靠思想解放来实现,制度创新本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结语:“三易”、三十年、三次思想解放、“革言三就”(《周易·革》“改革的言论须经三次商定才决定下来”),这些数字的确很有意思。“三”在中国古代的含义是多,也指的是时间的渐进、条件的成熟。无论哪一次思想解放其本质都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为民谋福利,所变的是具体的制度。由思想解放而导致的改革是一个逐步渐进、完善的过程。但不能因为渐进而让老百姓期望太久,也必须有阶段性成果体现,体现民本思想,通过改革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需要的秩序井然,稳步推进,而不是大起大落,但改革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永远不变的。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我们就要发扬《周易·乾》提出的“相时而动,与时俱进”的龙的精神,就应该勇立潮头、不惧风险,以民富国强为己任。正如《彖·革》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改革是顺天应人之举,改革必然如“飞龙在天”(《周易·乾》)一般取得极大成功。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和大刀阔斧的魄力,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作者单位: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
一、“三易”原理
易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活源头,是中华民族先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长期观察而体悟的天地人事现象背后的隐约规则。东汉郑康成在其所作《易赞,易论》中云: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经》的“不易”、“变易”、“简易”的“三易”原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任何一个体系当中都包含三种易的东西。
“三易”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客观外界在变,事物本身也必须相应变化,但事物只要拥有了一个不变的核心或者规律,即“不易”。拥有了对付变化的一整套手段,那么事物就会保持自身的属性,使得事物的本质始终是自身而不是其它。如果你只有不变的东西,只有永恒的东西你一定会是僵化的,就会成为教条主义。事物必须随着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事物的一个核心哲学理论,即“变易”。事物如果不适时变易的话,就会导致事物的停滞,最后发展到事物的否定,即发生质变。只有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变易”就是为了维护“不易”,使得“不易”能随着客观外界的变化而不断成长,不至于达到事物的根本否定。但如果你只有变的东西,而没有不变的内核,这种变本身是盲目的,不会拥有核心的框架,当然也立不起来,最后只能导致质变。变必须以不变为基础,只有坚持才能发展。最后,“不易”和“变易”必须通过“简易”来实现,如果你没有“简易”的东西,你面对每一个事物,都是见招拆招的话,那么大多数人是难以掌握的,无论是“不易”还是“简易”都难以推广。
“三易”的根本是“变易”。对于“变易”,自古先贤就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经·系辞上传》)。这就是说的变通。《易传》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这实质上就指明了变易的绝对性。老子也这样说:“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同时,《易传》又进一步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把变易理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彖·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龚自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提出改革的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康有为提出“盖变者,天道也。”“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不易”作为真理要想长久存在下去,必须通过“变易”来实现。“变易”使得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达到统一。就是“变易”使得真理的相对性得到发展,从而使得真理的绝对性得到维护。
“变易”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变易、解放。根据心理学的理论,认识指导实践。只有思想变了,行动才会变。思想在前,行为在后。时代发展了,客观外界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必须通过变易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主观认识,使得主观认识符合甚至超越客观现实,使得真理的相对性得到长足发展从而维护真理的绝对性。《周易》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坐标中,没有一事一物、一种情况、一种思想或一种观念是不变的。
简言之,“不易”指一些永远不变的规律(真理),“简易”指复杂的问题必须通过最简单的逻辑解决(大道至简),而“变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变一定是暂时的(静止的相对性),而变化是永恒的(运动的绝对性),“变易”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解放。
二、三次思想解放与“三易”原理
根据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统一规律,思想的发展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改造我们的旧思想,使得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尽量趋近一致的时候,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符合实际,才能保证我们的行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变革是事物发展前进的动力,不变革只能守旧,只能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而思想解放解放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从事物的本质属性来讲,思想解放就要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与时俱进、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扫除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建国以来,我们开展了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而提出的,都是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的。
1.第一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进行的,当时人们的思想仍然没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当时的“不易”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思想上的障碍仍然坚持两个“凡是”,认为坚持两个“凡是”就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真理,是符合实践的所有正确的方面。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生正确的部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包括毛泽东晚年个人错误。两个“凡是”抓住了现象而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没有抓住“不易”。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坚持毛泽东思想,讲到底,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教条主义,唯上唯书不唯实,于是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即“变易”。怎么样梳理人们的思想,从纷繁复杂的理论中找出头绪,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口号?这就是“简易”,即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讨论,我们才能认识到毛澤东晚年的错误,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出来,抓住了历史重要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是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实行了改革开放。
2.第二次思想解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搞了十年了,国内外面临这样一个形势: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正急剧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这种复杂的形势使有些人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疑虑和动摇,认为改革开放犯了方向性错误。有人甚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提出了质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极大的困扰和阻力。中国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不易”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当时,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首先站出来,指出要通过改革开放谋发展,全党都要讲改革。在1990年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明确提出来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区分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邓小平认同志认为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因势利导,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判断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的标准问题,并开展了大讨论,这也就是三易的“简易”部分。他对症下药,提出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应该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终结果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就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三易的“变易”部分。
3.第三次思想解放
2004、2005年,社会上又出现了争论。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三大差别越来越大,尤其贫富差别是历史上最高的;社会管理滞后,包括社会治安,教育、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腐败比较严重,官商勾结,社会价值观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很多问题直接涉及到民生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经济发展了,似乎应该高兴。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许多老百姓的日子却难过了,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成了问题。
农民不用上缴农业税了,但种子和化肥的价格上涨很多,到年底结算还不如以前。從理论上说,农民应该得到实惠,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想当然。物价上涨太快而且早已超越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病看不起了、学上不起了、房买不起了,有部分群众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于是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退回到过去”。中国又一次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要向何处去?
根据“三易”理论,这次思想大讨论的“不易”是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改革开放。十七大的主题回答了部分人的疑问,使得全党全国人民统一了认识。“变易”部分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解决长期以来积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矛盾,通过实际行动回答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简易”部分不同学者有不同认识,大体有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体制改革等。一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三易”中的“不易”部分),为进一步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二是推进科学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行政府体制改革。政府是服务型单位不是与民争利的单位。民富才能国强。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极个别干部只要对自己有利,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怕违法犯罪;只要对自己不利,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让干部从利益主体返还到“公仆”,天下为公。三是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含义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这都是说人的和谐。人要和谐就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为了人的发展观,一切为了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发展观。前面两次解放思想,都是以“物”为本的,好的方面是经济发展了,消极方面是社会加重了功利主义的蔓延,整个社会浮躁。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四是推行民主法治。有人说,这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突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确非常重要,其中主要涉及到民主法治。五是保障民生。民生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从古到今,许多先贤都做过精彩的论述。孟子在描述他所理想的社会时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应该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十七大为我们描绘了民生的蓝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个有)。
三次思想解放有比较大的区别。首先,前两次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次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发展成果要让老百姓共享。其次,前两次是还利于民,重点发展经济;第三次除此之外,更主要是还权于民,通过权利的实现来保障利益的兑现。最后,前两次侧重于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制度创新、秩序的建立,是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这个要求更高了,更难了。制度创新必须靠思想解放来实现,制度创新本身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结语:“三易”、三十年、三次思想解放、“革言三就”(《周易·革》“改革的言论须经三次商定才决定下来”),这些数字的确很有意思。“三”在中国古代的含义是多,也指的是时间的渐进、条件的成熟。无论哪一次思想解放其本质都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为民谋福利,所变的是具体的制度。由思想解放而导致的改革是一个逐步渐进、完善的过程。但不能因为渐进而让老百姓期望太久,也必须有阶段性成果体现,体现民本思想,通过改革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需要的秩序井然,稳步推进,而不是大起大落,但改革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永远不变的。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我们就要发扬《周易·乾》提出的“相时而动,与时俱进”的龙的精神,就应该勇立潮头、不惧风险,以民富国强为己任。正如《彖·革》所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改革是顺天应人之举,改革必然如“飞龙在天”(《周易·乾》)一般取得极大成功。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和大刀阔斧的魄力,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作者单位: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