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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民PE时代”到来,也许我们应该跳过那些全球闻名的并购大鳄和时过境迁的硅谷VC,把目光投向欧荚崛起年代的“另类”投资家
谁也不曾想到,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的2009年却是“全民PE”爆发的一年。
根据统计,2009年全年中国共有105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122.95亿美元(约合839 38亿人民币)。在创业板创富神话的感召下,许多券商、银行甚至是出身政界的精英都纷纷加入这一行业,越来越多的生产型企业也开始试水创投。在经历了2007年的“全民炒股”之后,2010年的中国俨然进入了“全民PE”的时代。然而,许多在创投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对此却忧心忡忡。在他们眼里,PE和创投是有专业资质的投资者,技术性强,投资周期长,不可能是全民的。放眼美日等创投发展了几十年的国家,有哪里的创投是一个“全民”的产业呢?
侣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已基本完成城市化,从瓦特到奠尔斯到爱迪生的科技进步成为它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中国的崛起道路有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在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两面性。一方面,今天中国的发展处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资本人才高度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创新和创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紧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仍然占主导的现实国情使得中国还将经历长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这种二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环境使得作为产业助推器的PE在中国要走独特的道路。也许,我们在审视西方PE发展历史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应该更多地跳过今天风行全球的并购大鳄和时过境迁的硅谷VC,把目光投向欧美崛起年代的“另类”投资家。
创投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也许并不是Google或苹果,而是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远洋探险之旅。哥伦布在见到女王前就是—个经验丰富的“创业家”,出生在布商家庭的他从小就对商业耳濡目染,在葡萄牙又有了八年的航海经历。面对这样的创业者价码必然不好谈。1492年,伊莎贝尔女王和哥伦布就Term Sheet(投资邀约)谈73个月,总算达成一致:哥伦布被任命为发现地的统帅(CEO),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伊莎贝尔女王能够把国家的意志同创业家的愿望完美结合,也正是因为她从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何不妥。今天的中国,在央企们大举杀入PE,外资投行高管频传效力“国家队”之时,哥伦布的创业史是否对我们也殷鉴不远呢?
安德鲁-梅隆(1855～1937年)是美国崛起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之一。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商业领袖(包括和他同在匹兹堡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不同,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梅隆银行和联合信托公司,在许多行业发展的早期就介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家”。1899年,一个钻探油矿的勘测家约翰-盖雷从梅隆银行得到30万美元的支持,成立了海湾石油公司的前身。今天它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垄断企业之一,在美国化学公司中占第三位。梅隆用今天看来是风险投资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囊括海湾石油、美国铝业、匹兹堡煤矿、金刚砂公司、标准铁路机车公司、纽约造船公司等上百家大型企业在内的商业帝国。
梅隆的成功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快速崛起的美国经济将催生众多全新的商业机会。而把握这些机会的最好方法就是用自己独特的产业视角发现机会,找到合适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支持。其实,梅隆的成功经验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被许多家族企业效仿。
银行大亨JP摩根和铁路大王范德堡用3万美元共同支持了爱迪生白炽灯泡的开发。美国石油大亨约翰
洛克菲勒的孙子劳伦斯·洛克菲勒1g37年继承了祖父买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从华尔街踏上创业之路,开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先河。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购入更多的蓝筹股,而是开始投资并协助新成立的企业创业。1938年,他资助瑞肯贝克成立了东方航空,成为战后赢利最多的航空公司。他在1939年投资的麦道航空公司也成为军用航空器的主要供货商。1969年,他把洛克菲勒家族的创投转型为创业投资基金Venrock,发展高科技和其他新兴行业,包括投资苹果电脑和全美最大的芯片公司英特尔,劳伦斯也因此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美国“风险投资之父”。这些产业大亨和“富二代”们从实业到创投的成功转型是否给中国今天对PE跃跃欲试的民营企业家们有所启示呢?
如果说劳伦斯·洛克菲勒代表了家族产业资本向创投的“亮丽转身”,乔治斯·多里奥特(1899～1987年)和他1946年创立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RD)”则开了美国现代风险投资产业的先河。和许多成功的投资家一样,多里奥特并没有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的背景。他曾执教哈佛商学院,并参加“二战”成为美国陆军准将,战后抱着以创新金融手段推动美国高新产业发展的愿望创立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他无疑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上世纪50年代,他用5万美元投资的开发海水淡化产品的Ionics公司,2004年被通用电器以11亿美元收购。1957年,多里奥特用7万美元买下了数字设备公司(DEC)70%的股权,几年后当该公司上市后ARD获得了超过500倍的回报,这也许是风险投资作为一个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很多其他投资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电脑、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和海水淡化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与进步。然而,多里奥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位经营正规风险投资企业的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
今天“全民PE”的中国可谓群雄并起,既有“伊莎贝尔女王”的国家队,又有“梅隆、洛克菲勒”的产业队,还有新一代“乔治斯·多里奥特”的专业队。如同伊莎贝尔女王所处的海上争霸年代,梅隆、洛克菲勒经历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腾飞,多里奥特面对的“二战”后科技大发展,今天中国的PE和创投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国家队、产业队还是专业队,我们是否能有这些先辈们志存高远的宏大目标,贯通产业而非短期套利的清晰战略和打造百年老店的胸襟和执行力?这也许是中国创投业能否在世界创投发展史留下浓墨重彩的关键。
谁也不曾想到,金融危机余波未了的2009年却是“全民PE”爆发的一年。
根据统计,2009年全年中国共有105只人民币基金募集资金122.95亿美元(约合839 38亿人民币)。在创业板创富神话的感召下,许多券商、银行甚至是出身政界的精英都纷纷加入这一行业,越来越多的生产型企业也开始试水创投。在经历了2007年的“全民炒股”之后,2010年的中国俨然进入了“全民PE”的时代。然而,许多在创投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对此却忧心忡忡。在他们眼里,PE和创投是有专业资质的投资者,技术性强,投资周期长,不可能是全民的。放眼美日等创投发展了几十年的国家,有哪里的创投是一个“全民”的产业呢?
侣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已基本完成城市化,从瓦特到奠尔斯到爱迪生的科技进步成为它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中国的崛起道路有着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在过去未曾经历过的两面性。一方面,今天中国的发展处于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资本人才高度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创新和创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联系得更紧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仍然占主导的现实国情使得中国还将经历长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这种二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环境使得作为产业助推器的PE在中国要走独特的道路。也许,我们在审视西方PE发展历史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时,应该更多地跳过今天风行全球的并购大鳄和时过境迁的硅谷VC,把目光投向欧美崛起年代的“另类”投资家。
创投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也许并不是Google或苹果,而是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远洋探险之旅。哥伦布在见到女王前就是—个经验丰富的“创业家”,出生在布商家庭的他从小就对商业耳濡目染,在葡萄牙又有了八年的航海经历。面对这样的创业者价码必然不好谈。1492年,伊莎贝尔女王和哥伦布就Term Sheet(投资邀约)谈73个月,总算达成一致:哥伦布被任命为发现地的统帅(CEO),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伊莎贝尔女王能够把国家的意志同创业家的愿望完美结合,也正是因为她从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何不妥。今天的中国,在央企们大举杀入PE,外资投行高管频传效力“国家队”之时,哥伦布的创业史是否对我们也殷鉴不远呢?
安德鲁-梅隆(1855～1937年)是美国崛起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家和企业家之一。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商业领袖(包括和他同在匹兹堡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不同,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梅隆银行和联合信托公司,在许多行业发展的早期就介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风险投资家”。1899年,一个钻探油矿的勘测家约翰-盖雷从梅隆银行得到30万美元的支持,成立了海湾石油公司的前身。今天它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垄断企业之一,在美国化学公司中占第三位。梅隆用今天看来是风险投资的思路构造了一个囊括海湾石油、美国铝业、匹兹堡煤矿、金刚砂公司、标准铁路机车公司、纽约造船公司等上百家大型企业在内的商业帝国。
梅隆的成功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快速崛起的美国经济将催生众多全新的商业机会。而把握这些机会的最好方法就是用自己独特的产业视角发现机会,找到合适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支持。其实,梅隆的成功经验在上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被许多家族企业效仿。
银行大亨JP摩根和铁路大王范德堡用3万美元共同支持了爱迪生白炽灯泡的开发。美国石油大亨约翰
洛克菲勒的孙子劳伦斯·洛克菲勒1g37年继承了祖父买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从华尔街踏上创业之路,开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先河。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购入更多的蓝筹股,而是开始投资并协助新成立的企业创业。1938年,他资助瑞肯贝克成立了东方航空,成为战后赢利最多的航空公司。他在1939年投资的麦道航空公司也成为军用航空器的主要供货商。1969年,他把洛克菲勒家族的创投转型为创业投资基金Venrock,发展高科技和其他新兴行业,包括投资苹果电脑和全美最大的芯片公司英特尔,劳伦斯也因此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美国“风险投资之父”。这些产业大亨和“富二代”们从实业到创投的成功转型是否给中国今天对PE跃跃欲试的民营企业家们有所启示呢?
如果说劳伦斯·洛克菲勒代表了家族产业资本向创投的“亮丽转身”,乔治斯·多里奥特(1899～1987年)和他1946年创立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RD)”则开了美国现代风险投资产业的先河。和许多成功的投资家一样,多里奥特并没有长期从事金融行业的背景。他曾执教哈佛商学院,并参加“二战”成为美国陆军准将,战后抱着以创新金融手段推动美国高新产业发展的愿望创立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他无疑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上世纪50年代,他用5万美元投资的开发海水淡化产品的Ionics公司,2004年被通用电器以11亿美元收购。1957年,多里奥特用7万美元买下了数字设备公司(DEC)70%的股权,几年后当该公司上市后ARD获得了超过500倍的回报,这也许是风险投资作为一个产业淘到的第一桶金。美国研究开发公司很多其他投资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电脑、核粒子加速器、医疗设备和海水淡化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与进步。然而,多里奥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位经营正规风险投资企业的专业人士。在他的大力促进与领导下,风险投资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
今天“全民PE”的中国可谓群雄并起,既有“伊莎贝尔女王”的国家队,又有“梅隆、洛克菲勒”的产业队,还有新一代“乔治斯·多里奥特”的专业队。如同伊莎贝尔女王所处的海上争霸年代,梅隆、洛克菲勒经历的19世纪末美国经济腾飞,多里奥特面对的“二战”后科技大发展,今天中国的PE和创投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国家队、产业队还是专业队,我们是否能有这些先辈们志存高远的宏大目标,贯通产业而非短期套利的清晰战略和打造百年老店的胸襟和执行力?这也许是中国创投业能否在世界创投发展史留下浓墨重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