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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接到静哥电报，我们是如何的欣慰啊！当天，我就多吃了两碗饭。为这事，二姐他们还笑了半天，说长春米贵，多吃两碗饭就是多花九万块钱。”
“忠老不能双全，又奈何之。且观年底情形决定。”
“不敢说我们的生活有黄豆吃就是苦，大多数的人连把街的柔叶和青草全都吃光了。生长在这乱世的，岂但是人遭殃，连草、树亦不可幸免！”
这些段落，出自一封封67年前未曾寄出的家书。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后从一架飞机上截获了1396封书信，移交长春市公安局。1982年，吉林省档案馆将这些书信作为历史档案接收入馆。
2015年，吉林省档案馆决定公布家书目录，寻找这些家书的收信者与寄信人。一旦确认身份，将送还家书的仿真件。时至今日，档案馆已为30封家书找到主人。这一千多封书信，借着这场时隔67年的寻找，重新连接起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伤痛与记忆。
台湾作家龙应台，得知这一场寻找行动后如此评价：“你们做的是一件让沙漠重新找回草原的任务，意义深重。”
标着“敌伪政治档案案卷”字样的蓝色硬皮纸夹，被装进两百多个档案盒，一盒盒地排列在架上。每个夹子中，数十位不同人物的书信、照片、证件等等被随机装订在一起。竖排稿纸、繁体字，笔迹各不相同。因时光久远，信纸泛黄、发脆，一页页翻动时，似乎一不小心就变成碎片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吉林省档案馆将这批信件接收入馆时，整理为案卷级档案，做了卡片式目录。2013年，又按邮寄地址省份，整理分类;如今，为了配合家书寻访，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三次整理，由案卷级档案整理为文件级档案，即把每一个人的信件作为一件档案重新整理立卷，接着进行档案数字化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这批家书会这么丰富。”吉林省档案馆征集处处长王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家书，还有不少照片、证件、汇票，甚至还有日记。“他们的才华和情感在信里都很真实”，这是她简单翻阅了几封家书后得出的印象。
2014年，当网易找到吉林省档案馆，希望合作推出一个寻访家书主人的专题时，吉林省档案馆起初有些犹豫。这个话题，始终有些敏感。长春围城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伤痕。
另外，他们从来没有试过网络传播。寻访家书主人的工作，吉林省档案馆其实早已默默展开。2002年，档案馆出版了《1948 · 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2008年与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合作，出版了《1948·长春——兵临城下的家书》。
不过，书籍的信息反馈并不乐观。2013年起，吉林省档案局同时启动了“1948——围困长春亲历者”口述档案征集工作，为了寻找当事人，工作人员开始到派出所、老小区、公园等老人家密集的场所寻找线索。
征集处最年轻的女同事乔会博，曾随身携带着宣传单，四处散发。有一次，她开车路过文化广场，看见一群老人正聚在一起聊天，便将宣传单发给他们。不料，因为没有事先联络，小乔被保安抓了起来。
这种人工的寻找工作，效率低又需要大量人员，几经考虑之后，吉林省档案局接受了网易的合作提案。双方组成十余人的寻找团队，用半年时间策划最佳寻找方案。
但鉴于这批家书是不公开档案，不能将内容全部对外公开，而是先由得知线索的家书关系人填写“档案认领申请表”，说明认领人与收（发）信人关系，再由档案局核准后，寄回信件仿真件。
2015年7月11日，一个名为“寻访1948长春家书”的专题在网易手机客户端发布。点开后，首先是一幅中国地图，16个省份标注着家书数量。最多的在辽宁，298封;其次是云南，271封。最少的是陕西和河南，分别是18封和10封。
来自云南的信件多，是因为驻守长春的主力之一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的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1946年4月，第六十军奉命海运东北增援“剿匪”作战，被调入长春防守城东。
在长春，一条笔直的中正大街将城区分为东西两半。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另一支新七军驻守西半部。新七军是陈诚于1947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38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据说，两军之间隔膜很深，不但互不来往，还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
孟繁柏，是新七军六十一师一团二营营长。新七军暂编六十一师7000余人，1947年冬改编而成，成员大部分为土匪、伪军及铁路警察。这样的杂牌军，让孟繁柏颇生感慨，他在信中写道：“此部队素质装备皆较差，人员又不足，又未得训练。命令已下，无可为何耳。”
这封信写于1948年6月2日，长春围城开始后不久。信中，孟繁柏依然相信“长春守御似不成问题”——然而，事情发展却不如他所料。
课间休息的长春第二女中的女学生们 
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5年圣诞之夜，新一军军官在广州与盟军联欢 
这是曾经受命出城刺探解放军情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李某的照片
他甚至记不得自己多少岁数。可能是90，也可能是94。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把信的内容给他看时，他也记不得了。谈话中，他常常突然停顿，就像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半晌，不好意思地重复：“记不住了。”
他的信，是写给一位远在汉口的同乡薛天白的。两人都是安徽萧县人，曾是实验小学校友。1937年底，从萧县乡村师范学校停课的孟繁柏与哥哥一道，去汉口投奔一位做军官的亲戚。与此同时，薛天白也去武汉投奔他父亲。薛父随军队转移后，薛天白便去和孟繁柏同住。
1938年夏，两人一起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一起行军前往成都学习。毕业后，孟繁柏留在92军当兵，两人分开。1943年一场战役中，孟繁柏腰被打穿，回家养伤，便与薛天白断了音信。直到1948年6月写信时，两人已多年未见。那时，薛天白已在国军某部担任迫击炮排排长。
在给薛天白的信中，孟繁柏详述了自己抗战胜利后的经历。到1948年，他先后在国民党军队71军、国民党军队新七军担任过连长、参谋、营长，“（1947年）九月间，弟调第七兵团司令部任侦察连长，于（1947）年底司令部解散，编入新七军工兵营。弟调军官队任队附，上月（1948年5月）调六一师一团二营营长。”
“上次出去购粮损失一师，本营亦损失一连”，孟繁柏的信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是长春战役的转折点。1948年5月24日，解放军乘国民党守军主力北调出击抢粮之际，集中部队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占领了大房身机场。
国民党新三十八师急忙撤回，在机场外围与人民解放军激战。这一仗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不仅粮食颗粒未得，暂五十六师两个团兵力被歼，暂六十一师损失约两个营。长春、沈阳间唯一空中交通彻底断绝。之后，守军再不敢贸然出击，解放军遂采取“长围久困”方针，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
在这封信中，孟繁柏称人民解放军为“匪”。“那时候认为八路军和其他军阀都一样，不服从国民党，就打，”回忆起那段经历，孟繁柏常常重复，“那时候不懂啊！”每说上几句话，都忍不住重重地咳上几声。
他是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的。有一次，黄埔军校开大会，七八千人一齐举了手，就算是加入了国民党。炊事员、马夫也都没落下。不过，国民党没有什么党课和党的活动，也从来没交过党费。
在信里，他还与薛天白谋划着今后发展方向：“王总座如能东山再起，希兄前往追随，如可能弟亦欲前往，望代设法。”王总座指王仲廉，是他一位好友的长辈，1947年冬因作战失利被逮捕扣押，保释后闲居。
孟繁柏的部队，与解放军只隔两百米。解放军很少主动进攻，在他的印象中，双方只正式交手一两次。因为距离近，解放军会运用心理攻防战。解放军在对面杀了一只猪，喊着：“老乡，出来吧，都饿了，咱这儿有肉吃。”孟繁柏这边也立马安排士兵杀一只鸡，说：“来吧，咱这边有鸡吃！”
孟繁柏说自己从来没饿过肚子，对长春城中缺粮情况印象不深。这应该是与他身在司令部、位居营长有关。大米不够了，至少还有馒头，最差也是掺野菜。看哪个连吃野菜吃得多了，孟繁柏就去和连队官兵一起吃。
普通军人待遇差，“初食高粱米，后参黄豆三七成，后又改为对掺。近来更苦了，高粱米黄豆也几乎不能维持，现已改食粮食小豆（红豆）、苞米、小米，都是对掺，初食不能进口，现在也觉习惯了，饭的颜色不是紫黑色的就是黄色的，只见豆翻，食下去肚子实在难受。因营养不足，吃了四五碗甚至六七碗也还不饱，因此引起食欲、消化不良之病状。”
此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饥荒。当年5月，长春市对全市人口和存粮作了一次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7月初，蒋介石下令“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却仍只是杯水车薪。
“久困的长春一切都呈着麻木不神、入不敷出”，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由于粮源告绝，所以老百姓都集体到公园空地上摘一种榆树的嫩菜，及其他草根用来裹（果）腹。小孩子组织童囝抢吃各种食物，一抢到就往口里塞。”另一封信中写，“马车夫一天所挣的车钱给喂马还不够呢，三轮车夫吃了豆渣豆皮踏车子也不够劲最近学生中毒数十起，合家吃了榆树叶与干鱼粉而发生惨案。”
1948年6月11日，长春守敌组成了空投接收委员会，由勤联总部交通主任张伯僚为主任。最初一段时期，空投飞机每日少则五至六架，多则十余架。以2至3袋或4至5袋大米为一捆，用降落伞降落。之后，开始用麻袋或面袋直接下投。
7月份以后，解放军高射炮从四面八方控制了长春上空，敌机临空，立即遭高炮火力袭击。胆小的飞机驾驶员为了勉强完成任务，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有的甚至没到长春上空就投，因此，经常一包包地落到解放军阵地上。大米，白面，服装，弹药。据不完全统计，仅空投大米一项，解放军就得到三千多包。
因食物缺乏，城内物价飞涨，一天几变。一封家书中专门记载了长春市五月三十日物价：小葱斤一万一二千元，韭菜斤一万七八千元。豆腐斤两万二三干元。猪肉斤六万五千元“每天仍在猛涨中。一天变三四次价格。如何活呀？ ”
另一封妹妹写给“兴邦兄”的家书，妹妹说自己的丈夫“他（伟）每月只得薪七十多万元又兼军队每月的主食完全给钱，妹现在每日只有豆腐渣以及豆面等入腹”。那时，“高粱米卖到十四万元一斤”。时间再过半个月，“高粱米已经卖到七十多万元一斤，鸡蛋八万元一个，草同树叶也要五万到六万一斤”，写信的这位士兵自嘲：“将来也许土也要卖几万元一斤！”
网易专题上线第二天，吉林档案馆就接到了咨询电话。一位杨先生来电，说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左右去长春经商，围城时肯定在长春，之后失去联系，不知道档案馆里是否有他的消息。 接电话的是征集处副处长陈景涛。他很清楚，经商的老百姓肯定不在这一批书信档案中。双方交谈几句后，陈景涛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推测：以1948年的战况时局来看，父亲很可能已去世。电话那头的杨先生有些失望，但还是不停地说着“谢谢”。
第一个被找到主人的家书，是一位叫潘庆彪的人写的信。这一天，一位来自天津的李先生打来电话，问是否有潘庆彪的家书，可否提供书信内容。陈景涛很快确认，确实有这封信，但是需要潘本人家属与档案局联系。
又隔了两天，一个自称为“中国人”的网友打来了电话。大概二三十岁，口音是外地人，言语间带着怒气，质问刊登家书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对方还特别问到，寻找到收件人后，只发给信件的仿真件而不是原件，这是“土匪作风”！
陈景涛耐着性子解释，档案局并没有公开原信件内容。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多年前因战乱而无法收信的人们，证实身份以后将信做出仿真件送给家人。
挂掉电话后，陈景涛立刻咨询了律师。一位律师答复他说，在媒体上刊登的内容篇幅要少些，多了则可能侵权。至于信件，它们已是国家档案资源，当时接收的手续合理合法，吉林档案馆有权利保留原件。
网上发布短短一周之内，档案馆就找到了二十封书信的主人。其中，安徽最多，有11封。剩下的分布在浙江、湖南等地。8月6日，陈景涛与同事乔会博一起，从吉林长春辗转到达安徽安庆。在当地媒体《新安晚报》记者的帮助下，安庆一地就找到了五位家书主人。
一位中年男人席一波，父亲席邦和早年上山砍茅草被抓壮丁，如今家里唯一一张照片因受潮湿而粉碎，这份家书和照片便是父亲唯一的遗物。在记者打电话告知这封家书的前一天晚上，席一波梦到了父亲。梦中看到父亲一生艰辛，他心酸得大哭不止。哭声吵醒了妻子，她把丈夫推醒。没想到第二天就得知，父亲还有一封信在吉林，“这真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吧。”他对记者说。
70岁的王国翠说，家书是家父寄给二叔的。她3岁时，二叔就去长春当兵了，在长春解放后也没有回乡。家书中，父亲在信的结尾处提到了她，“国翠过得很好，你不要挂念她，每次提到你的信，她就问我二爷（注：即二叔）什么时候回家来”。从这封家书中，王国翠第一次得知二叔的名字叫“王邦旺”。
陈景涛则亲自带着其中一封家书，去了安庆一位叫做查明祥的后人家里。查明祥肤色白净，戴着眼镜，如今在安庆城区做生意。写信人查怀根，是他的爷爷，解放后回到安庆太湖定居，很早去世。
家书中有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照片上盖三个印章都是“查怀根”。查明祥不认识，拍下照片传给家中哥哥，转给父亲辨认。父亲也不认识，只“猜测可能是奶奶”——查明祥的爷爷奶奶都去世很早，在父亲7个月大时，奶奶去世。父亲10岁那年，爷爷也在阑尾炎手术中离世了。
陈景涛一行人离开时，查明祥表示了感谢，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激动。这件事离他的现实生活太过遥远——因为业务繁忙，他的手机已多次响起;而这封信的故事，连他的父亲都记不起来了。
接下来是浙江缙云与湖南长沙。东北人陈景涛，对8月的南方天气很不习惯。闷热潮湿，他们坐飞机转火车，10天的行程，女同事乔会博瘦了9斤。
这趟送信回家的行程，费用由吉林省档案馆负责。受信者不需付费，陈景涛和同事也不接受吃请。即便这样，还是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在浙江缙云，一位收信人的孙女一度“威胁”着要找当地媒体过来，验证真假。她不相信陈景涛说的故事，偷偷录了音。
缙云这位老人家名叫尚园梅，93岁了。她眼窝深陷，瘦削得像纸片一样，戴着一副大大的老花镜。1940年，尚郑两家换亲，17岁的她嫁给了郑志达，郑的姐姐则嫁给了她的哥哥。第二个女儿刚满3个月时，郑志达出门当了兵。
这个女儿再次见到父亲时，已经是44岁了。郑志达1943年离家，辗转至杭州、吉林等地，之后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文革时，两岸彻底断了联系，郑在台湾娶妻生子，直到1988年春天，才在当地台办、统战部的安排下，回了一趟缙云老家。
“像看外星人一样。”女儿回忆起那场相聚。10天后，郑志达回了台湾，直至2011年去世，父女再也不曾相见。尚园梅至今住着的一幢三层毛坯小楼，也是上世纪80年代郑志达寄钱回来修的。
当陈景涛将信交给老人时，老人睁大了眼睛，努力看，但是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郑志达的信件非常简短，“日前给你的钱收到没有？是否买东西存起来？如若不买，那是有些对不起人。”
“我回家之日不远了，时时准备中。其他面叙。敬你安好。志达”，信的末尾是写信日期，六月七日。此时，长春围城刚刚开始。郑志达以为的“回家之日不远”，事实是，他再也没能回去。
尚园梅本来还保留着一些丈夫的家信，文革时全被烧毁了。两人没有领过结婚证，她最珍视的一张定亲帖，是结婚时郑家送过来的，也没能留下来。唯一剩下的一张证件照，是1988两人重逢时郑志达留下的。照片上，郑志达发际线后退、颧骨高耸，已然是暮年样貌。
女儿记得，父亲的信从来不超过一百字，“他总是牵挂两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特别是老母亲，很少提到我妈妈。”坐在一旁的尚园梅，安静不言语。这一辈子，她只和丈夫相处6年。之后，她终身未嫁，独自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还替丈夫为公公、婆婆送了终。
因为郑在台湾，文革时一家人深受其害，子女的上学、参军都受了影响。以前做农活、摘玉米时，她左手的小指被折断了，不能活动。还有一次，公社食堂里突然起火，她用双脚踩火苗，被深度烧伤后毛孔坏死，至今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双腿依然不能出汗。
陈景涛眼前的这位老人，似乎已经把这七十年的分离与艰难默默咀嚼，咽进了肚子里。她没有流泪，表情似乎也没什么变化。看完信后，老人家说了一句带着浓重乡音的地方话，“商商（深深）感霞（谢）你们。”随后，第一次笑得露出了牙齿。
据幸存者回忆，这片难民营地被他们称为“卡子”。卡子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大，四周都是铁丝网，东西方向是双方对峙的军队。这个卡子实际上是没有人管理的。孟繁柏说他没有亲眼见到，但确实听说大批死难正发生在这卡子里。
此时的中国也并不太平。1948至1949年湖南省连续两年水灾，灾民四十多万。一位籍贯是湖南益阳的上尉梓湘写给父亲的家信中说，“儿虽力微不足以济事，白发苍老之待养，九泉未尽襁褓惠之天灵，与其幼妹出阁等繁重责任，儿当尽其所能，酬助你老于万一，虽不刻事收完满之效，亦当竭尽绵能为天任。”
一位媳妇张凤英在家书中向公婆汇报丈夫的离世：“印缅作战之期，因过于劳苦，那时纯良就患着轻的肋膜炎，并且数年来所积蓄的钱一共是一两多金子全部叫勤务兵给拐跑了，所以一着急就病倒了。”
国民党士兵洪信则对家乡的抽丁结果表示不满。那时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度，是由选出的保长甲长按照居民的出生年月，建立户口名册和壮丁名册。每年进行壮丁抽签，谁抽中签，就去当兵。这种办法容易徇私舞弊。洪信家中，四兄弟已有三兄弟当兵，保甲还要将家中唯一奉养母亲的大哥也抽去当兵。
洪信很生气，“请大人把乡长姓名、保甲姓名写来，我好写公函回来。这个不通人性的保甲叫他小心一点，都有一天能见面，等到见面再说，真气死我！”他附了一张“直接参与作战官兵证明书”，以此证明自己已在军中服役。
还有情书，写给“宏英小姐”：“英，你奇怪吧？凭空有一个如毛遂似的人。很冒昧的给你第一封信，说不定你惊讶，也许在你意料中。迢迢万里的飞鸿，投到故乡的海里，希望如精卫衔的石，也能引出了你。”
家书里，围城生活、家长里短、情意绵长。陈景涛也曾当过兵，刚入伍时想家，会独自一人跑到操场上冲着家的方向磕头。因此，他特别能理解这些70年前的军人们，“回家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与精神寄托。”
家书中，有不少说自己打算逃跑的。一位名叫陈毓坤的国民党士兵，打算带着“胡三太爷”一起走，“胡三太爷是准背着一同走，什么东西都不要也得把太爷像背着。一路全仗他老仙灵保佑太平呢。”民间流传，胡三太爷在保家仙信仰中道行地位颇高，有降祸福于人的能力。
1948年夏，孟繁柏手下有一个排临阵起义。那位排长曾被解放军俘虏，然后又放回来。后来，孟繁柏听人说，解放军告诉这位排长：“你这样单独被俘，影响不大，位置不高;如果带一个排过来，那影响就大些。”
10月16日锦州沦陷的消息传到长春，第二天傍晚，守城国军60军通电起义。随后，新七军放下武器，第一兵团司令部举白旗投降。至此，长春和平解放，5个多月的惨烈围城终于告终。
孟繁柏随部队投诚，随后参加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往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任教，后来又去了劳动局技工学校、针织厂。退休时，他已是齐齐哈尔市政协常委、齐齐哈尔市民革委员会四、五、六届副主委，等等。
文革时，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教室里十个多月。家里被抄，大衣、自行车都被拿走，解放纪念章也不见了。有一段时间，他还被撵回老家做了农民，直到平反后才回到齐齐哈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见过一次薛天白。薛在解放后回到安徽老家，做了中学教师，三四年前去世了。见面时，两人都没有再提起这封信的事儿。那67年前的颠沛流离、战场硝烟，已然远去。
目前已找到的30位家书主人，收信写信人在世的寥寥无几。去年，吉林省档案馆曾见过一位写信的国民党军官，还向他们细致描述战场上的种种;今年再去，老人家毫无印象：“你们是谁？”
在这场与时间的竞赛中，他们胜算极少。不过，这场被时代阻滞、被光阴埋没的寻找，仍将继续。
（感谢吉林省档案局征集处大力支持）
“忠老不能双全，又奈何之。且观年底情形决定。”
“不敢说我们的生活有黄豆吃就是苦，大多数的人连把街的柔叶和青草全都吃光了。生长在这乱世的，岂但是人遭殃，连草、树亦不可幸免！”
这些段落，出自一封封67年前未曾寄出的家书。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后从一架飞机上截获了1396封书信，移交长春市公安局。1982年，吉林省档案馆将这些书信作为历史档案接收入馆。
2015年，吉林省档案馆决定公布家书目录，寻找这些家书的收信者与寄信人。一旦确认身份，将送还家书的仿真件。时至今日，档案馆已为30封家书找到主人。这一千多封书信，借着这场时隔67年的寻找，重新连接起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伤痛与记忆。
台湾作家龙应台，得知这一场寻找行动后如此评价：“你们做的是一件让沙漠重新找回草原的任务，意义深重。”
小心翼翼地寻找
标着“敌伪政治档案案卷”字样的蓝色硬皮纸夹，被装进两百多个档案盒，一盒盒地排列在架上。每个夹子中，数十位不同人物的书信、照片、证件等等被随机装订在一起。竖排稿纸、繁体字，笔迹各不相同。因时光久远，信纸泛黄、发脆，一页页翻动时，似乎一不小心就变成碎片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吉林省档案馆将这批信件接收入馆时，整理为案卷级档案，做了卡片式目录。2013年，又按邮寄地址省份，整理分类;如今，为了配合家书寻访，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三次整理，由案卷级档案整理为文件级档案，即把每一个人的信件作为一件档案重新整理立卷，接着进行档案数字化工作。
“没有想到的是，这批家书会这么丰富。”吉林省档案馆征集处处长王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家书，还有不少照片、证件、汇票，甚至还有日记。“他们的才华和情感在信里都很真实”，这是她简单翻阅了几封家书后得出的印象。
2014年，当网易找到吉林省档案馆，希望合作推出一个寻访家书主人的专题时，吉林省档案馆起初有些犹豫。这个话题，始终有些敏感。长春围城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伤痕。
另外，他们从来没有试过网络传播。寻访家书主人的工作，吉林省档案馆其实早已默默展开。2002年，档案馆出版了《1948 · 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2008年与吉林省政协文史委合作，出版了《1948·长春——兵临城下的家书》。
不过，书籍的信息反馈并不乐观。2013年起，吉林省档案局同时启动了“1948——围困长春亲历者”口述档案征集工作，为了寻找当事人，工作人员开始到派出所、老小区、公园等老人家密集的场所寻找线索。
征集处最年轻的女同事乔会博，曾随身携带着宣传单，四处散发。有一次，她开车路过文化广场，看见一群老人正聚在一起聊天，便将宣传单发给他们。不料，因为没有事先联络，小乔被保安抓了起来。
这种人工的寻找工作，效率低又需要大量人员，几经考虑之后，吉林省档案局接受了网易的合作提案。双方组成十余人的寻找团队，用半年时间策划最佳寻找方案。
但鉴于这批家书是不公开档案，不能将内容全部对外公开，而是先由得知线索的家书关系人填写“档案认领申请表”，说明认领人与收（发）信人关系，再由档案局核准后，寄回信件仿真件。
2015年7月11日，一个名为“寻访1948长春家书”的专题在网易手机客户端发布。点开后，首先是一幅中国地图，16个省份标注着家书数量。最多的在辽宁，298封;其次是云南，271封。最少的是陕西和河南，分别是18封和10封。
来自云南的信件多，是因为驻守长春的主力之一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的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1946年4月，第六十军奉命海运东北增援“剿匪”作战，被调入长春防守城东。
在长春，一条笔直的中正大街将城区分为东西两半。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另一支新七军驻守西半部。新七军是陈诚于1947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38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据说，两军之间隔膜很深，不但互不来往，还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
孟繁柏，是新七军六十一师一团二营营长。新七军暂编六十一师7000余人，1947年冬改编而成，成员大部分为土匪、伪军及铁路警察。这样的杂牌军，让孟繁柏颇生感慨，他在信中写道：“此部队素质装备皆较差，人员又不足，又未得训练。命令已下，无可为何耳。”
这封信写于1948年6月2日，长春围城开始后不久。信中，孟繁柏依然相信“长春守御似不成问题”——然而，事情发展却不如他所料。
信中的东北困城
他甚至记不得自己多少岁数。可能是90，也可能是94。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把信的内容给他看时，他也记不得了。谈话中，他常常突然停顿，就像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半晌，不好意思地重复：“记不住了。”
他的信，是写给一位远在汉口的同乡薛天白的。两人都是安徽萧县人，曾是实验小学校友。1937年底，从萧县乡村师范学校停课的孟繁柏与哥哥一道，去汉口投奔一位做军官的亲戚。与此同时，薛天白也去武汉投奔他父亲。薛父随军队转移后，薛天白便去和孟繁柏同住。
1938年夏，两人一起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一起行军前往成都学习。毕业后，孟繁柏留在92军当兵，两人分开。1943年一场战役中，孟繁柏腰被打穿，回家养伤，便与薛天白断了音信。直到1948年6月写信时，两人已多年未见。那时，薛天白已在国军某部担任迫击炮排排长。
在给薛天白的信中，孟繁柏详述了自己抗战胜利后的经历。到1948年，他先后在国民党军队71军、国民党军队新七军担任过连长、参谋、营长，“（1947年）九月间，弟调第七兵团司令部任侦察连长，于（1947）年底司令部解散，编入新七军工兵营。弟调军官队任队附，上月（1948年5月）调六一师一团二营营长。”
“上次出去购粮损失一师，本营亦损失一连”，孟繁柏的信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是长春战役的转折点。1948年5月24日，解放军乘国民党守军主力北调出击抢粮之际，集中部队由东西南三面围攻长春，占领了大房身机场。
国民党新三十八师急忙撤回，在机场外围与人民解放军激战。这一仗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不仅粮食颗粒未得，暂五十六师两个团兵力被歼，暂六十一师损失约两个营。长春、沈阳间唯一空中交通彻底断绝。之后，守军再不敢贸然出击，解放军遂采取“长围久困”方针，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
在这封信中，孟繁柏称人民解放军为“匪”。“那时候认为八路军和其他军阀都一样，不服从国民党，就打，”回忆起那段经历，孟繁柏常常重复，“那时候不懂啊！”每说上几句话，都忍不住重重地咳上几声。
他是稀里糊涂加入国民党的。有一次，黄埔军校开大会，七八千人一齐举了手，就算是加入了国民党。炊事员、马夫也都没落下。不过，国民党没有什么党课和党的活动，也从来没交过党费。
在信里，他还与薛天白谋划着今后发展方向：“王总座如能东山再起，希兄前往追随，如可能弟亦欲前往，望代设法。”王总座指王仲廉，是他一位好友的长辈，1947年冬因作战失利被逮捕扣押，保释后闲居。
孟繁柏的部队，与解放军只隔两百米。解放军很少主动进攻，在他的印象中，双方只正式交手一两次。因为距离近，解放军会运用心理攻防战。解放军在对面杀了一只猪，喊着：“老乡，出来吧，都饿了，咱这儿有肉吃。”孟繁柏这边也立马安排士兵杀一只鸡，说：“来吧，咱这边有鸡吃！”
孟繁柏说自己从来没饿过肚子，对长春城中缺粮情况印象不深。这应该是与他身在司令部、位居营长有关。大米不够了，至少还有馒头，最差也是掺野菜。看哪个连吃野菜吃得多了，孟繁柏就去和连队官兵一起吃。
普通军人待遇差，“初食高粱米，后参黄豆三七成，后又改为对掺。近来更苦了，高粱米黄豆也几乎不能维持，现已改食粮食小豆（红豆）、苞米、小米，都是对掺，初食不能进口，现在也觉习惯了，饭的颜色不是紫黑色的就是黄色的，只见豆翻，食下去肚子实在难受。因营养不足，吃了四五碗甚至六七碗也还不饱，因此引起食欲、消化不良之病状。”
此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饥荒。当年5月，长春市对全市人口和存粮作了一次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7月初，蒋介石下令“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却仍只是杯水车薪。
“久困的长春一切都呈着麻木不神、入不敷出”，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由于粮源告绝，所以老百姓都集体到公园空地上摘一种榆树的嫩菜，及其他草根用来裹（果）腹。小孩子组织童囝抢吃各种食物，一抢到就往口里塞。”另一封信中写，“马车夫一天所挣的车钱给喂马还不够呢，三轮车夫吃了豆渣豆皮踏车子也不够劲最近学生中毒数十起，合家吃了榆树叶与干鱼粉而发生惨案。”
1948年6月11日，长春守敌组成了空投接收委员会，由勤联总部交通主任张伯僚为主任。最初一段时期，空投飞机每日少则五至六架，多则十余架。以2至3袋或4至5袋大米为一捆，用降落伞降落。之后，开始用麻袋或面袋直接下投。
7月份以后，解放军高射炮从四面八方控制了长春上空，敌机临空，立即遭高炮火力袭击。胆小的飞机驾驶员为了勉强完成任务，只好躲在云层之上作漫无目标的高空投掷。有的甚至没到长春上空就投，因此，经常一包包地落到解放军阵地上。大米，白面，服装，弹药。据不完全统计，仅空投大米一项，解放军就得到三千多包。
因食物缺乏，城内物价飞涨，一天几变。一封家书中专门记载了长春市五月三十日物价：小葱斤一万一二千元，韭菜斤一万七八千元。豆腐斤两万二三干元。猪肉斤六万五千元“每天仍在猛涨中。一天变三四次价格。如何活呀？ ”
另一封妹妹写给“兴邦兄”的家书，妹妹说自己的丈夫“他（伟）每月只得薪七十多万元又兼军队每月的主食完全给钱，妹现在每日只有豆腐渣以及豆面等入腹”。那时，“高粱米卖到十四万元一斤”。时间再过半个月，“高粱米已经卖到七十多万元一斤，鸡蛋八万元一个，草同树叶也要五万到六万一斤”，写信的这位士兵自嘲：“将来也许土也要卖几万元一斤！”
千里送家书
网易专题上线第二天，吉林档案馆就接到了咨询电话。一位杨先生来电，说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左右去长春经商，围城时肯定在长春，之后失去联系，不知道档案馆里是否有他的消息。 接电话的是征集处副处长陈景涛。他很清楚，经商的老百姓肯定不在这一批书信档案中。双方交谈几句后，陈景涛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推测：以1948年的战况时局来看，父亲很可能已去世。电话那头的杨先生有些失望，但还是不停地说着“谢谢”。
第一个被找到主人的家书，是一位叫潘庆彪的人写的信。这一天，一位来自天津的李先生打来电话，问是否有潘庆彪的家书，可否提供书信内容。陈景涛很快确认，确实有这封信，但是需要潘本人家属与档案局联系。
又隔了两天，一个自称为“中国人”的网友打来了电话。大概二三十岁，口音是外地人，言语间带着怒气，质问刊登家书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对方还特别问到，寻找到收件人后，只发给信件的仿真件而不是原件，这是“土匪作风”！
陈景涛耐着性子解释，档案局并没有公开原信件内容。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多年前因战乱而无法收信的人们，证实身份以后将信做出仿真件送给家人。
挂掉电话后，陈景涛立刻咨询了律师。一位律师答复他说，在媒体上刊登的内容篇幅要少些，多了则可能侵权。至于信件，它们已是国家档案资源，当时接收的手续合理合法，吉林档案馆有权利保留原件。
网上发布短短一周之内，档案馆就找到了二十封书信的主人。其中，安徽最多，有11封。剩下的分布在浙江、湖南等地。8月6日，陈景涛与同事乔会博一起，从吉林长春辗转到达安徽安庆。在当地媒体《新安晚报》记者的帮助下，安庆一地就找到了五位家书主人。
一位中年男人席一波，父亲席邦和早年上山砍茅草被抓壮丁，如今家里唯一一张照片因受潮湿而粉碎，这份家书和照片便是父亲唯一的遗物。在记者打电话告知这封家书的前一天晚上，席一波梦到了父亲。梦中看到父亲一生艰辛，他心酸得大哭不止。哭声吵醒了妻子，她把丈夫推醒。没想到第二天就得知，父亲还有一封信在吉林，“这真是亲人间的心灵感应吧。”他对记者说。
70岁的王国翠说，家书是家父寄给二叔的。她3岁时，二叔就去长春当兵了，在长春解放后也没有回乡。家书中，父亲在信的结尾处提到了她，“国翠过得很好，你不要挂念她，每次提到你的信，她就问我二爷（注：即二叔）什么时候回家来”。从这封家书中，王国翠第一次得知二叔的名字叫“王邦旺”。
陈景涛则亲自带着其中一封家书，去了安庆一位叫做查明祥的后人家里。查明祥肤色白净，戴着眼镜，如今在安庆城区做生意。写信人查怀根，是他的爷爷，解放后回到安庆太湖定居，很早去世。
家书中有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照片上盖三个印章都是“查怀根”。查明祥不认识，拍下照片传给家中哥哥，转给父亲辨认。父亲也不认识，只“猜测可能是奶奶”——查明祥的爷爷奶奶都去世很早，在父亲7个月大时，奶奶去世。父亲10岁那年，爷爷也在阑尾炎手术中离世了。
陈景涛一行人离开时，查明祥表示了感谢，但是并没有想象中激动。这件事离他的现实生活太过遥远——因为业务繁忙，他的手机已多次响起;而这封信的故事，连他的父亲都记不起来了。
接下来是浙江缙云与湖南长沙。东北人陈景涛，对8月的南方天气很不习惯。闷热潮湿，他们坐飞机转火车，10天的行程，女同事乔会博瘦了9斤。
这趟送信回家的行程，费用由吉林省档案馆负责。受信者不需付费，陈景涛和同事也不接受吃请。即便这样，还是有人怀疑他们是骗子。在浙江缙云，一位收信人的孙女一度“威胁”着要找当地媒体过来，验证真假。她不相信陈景涛说的故事，偷偷录了音。
缙云这位老人家名叫尚园梅，93岁了。她眼窝深陷，瘦削得像纸片一样，戴着一副大大的老花镜。1940年，尚郑两家换亲，17岁的她嫁给了郑志达，郑的姐姐则嫁给了她的哥哥。第二个女儿刚满3个月时，郑志达出门当了兵。
这个女儿再次见到父亲时，已经是44岁了。郑志达1943年离家，辗转至杭州、吉林等地，之后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文革时，两岸彻底断了联系，郑在台湾娶妻生子，直到1988年春天，才在当地台办、统战部的安排下，回了一趟缙云老家。
“像看外星人一样。”女儿回忆起那场相聚。10天后，郑志达回了台湾，直至2011年去世，父女再也不曾相见。尚园梅至今住着的一幢三层毛坯小楼，也是上世纪80年代郑志达寄钱回来修的。
当陈景涛将信交给老人时，老人睁大了眼睛，努力看，但是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郑志达的信件非常简短，“日前给你的钱收到没有？是否买东西存起来？如若不买，那是有些对不起人。”
“我回家之日不远了，时时准备中。其他面叙。敬你安好。志达”，信的末尾是写信日期，六月七日。此时，长春围城刚刚开始。郑志达以为的“回家之日不远”，事实是，他再也没能回去。
尚园梅本来还保留着一些丈夫的家信，文革时全被烧毁了。两人没有领过结婚证，她最珍视的一张定亲帖，是结婚时郑家送过来的，也没能留下来。唯一剩下的一张证件照，是1988两人重逢时郑志达留下的。照片上，郑志达发际线后退、颧骨高耸，已然是暮年样貌。
女儿记得，父亲的信从来不超过一百字，“他总是牵挂两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特别是老母亲，很少提到我妈妈。”坐在一旁的尚园梅，安静不言语。这一辈子，她只和丈夫相处6年。之后，她终身未嫁，独自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还替丈夫为公公、婆婆送了终。
因为郑在台湾，文革时一家人深受其害，子女的上学、参军都受了影响。以前做农活、摘玉米时，她左手的小指被折断了，不能活动。还有一次，公社食堂里突然起火，她用双脚踩火苗，被深度烧伤后毛孔坏死，至今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双腿依然不能出汗。
陈景涛眼前的这位老人，似乎已经把这七十年的分离与艰难默默咀嚼，咽进了肚子里。她没有流泪，表情似乎也没什么变化。看完信后，老人家说了一句带着浓重乡音的地方话，“商商（深深）感霞（谢）你们。”随后，第一次笑得露出了牙齿。
乱世荒年
眼看着长春困局难解，蒋介石决定，从1948年8月1日开始疏散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哨卡，不准进哨卡。这是为了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以降低市内粮食消耗。于是，大量饥民开始滞留在城外中间地带。据幸存者回忆，这片难民营地被他们称为“卡子”。卡子大概有一个足球场大，四周都是铁丝网，东西方向是双方对峙的军队。这个卡子实际上是没有人管理的。孟繁柏说他没有亲眼见到，但确实听说大批死难正发生在这卡子里。
此时的中国也并不太平。1948至1949年湖南省连续两年水灾，灾民四十多万。一位籍贯是湖南益阳的上尉梓湘写给父亲的家信中说，“儿虽力微不足以济事，白发苍老之待养，九泉未尽襁褓惠之天灵，与其幼妹出阁等繁重责任，儿当尽其所能，酬助你老于万一，虽不刻事收完满之效，亦当竭尽绵能为天任。”
一位媳妇张凤英在家书中向公婆汇报丈夫的离世：“印缅作战之期，因过于劳苦，那时纯良就患着轻的肋膜炎，并且数年来所积蓄的钱一共是一两多金子全部叫勤务兵给拐跑了，所以一着急就病倒了。”
国民党士兵洪信则对家乡的抽丁结果表示不满。那时的国民义务兵役制度，是由选出的保长甲长按照居民的出生年月，建立户口名册和壮丁名册。每年进行壮丁抽签，谁抽中签，就去当兵。这种办法容易徇私舞弊。洪信家中，四兄弟已有三兄弟当兵，保甲还要将家中唯一奉养母亲的大哥也抽去当兵。
洪信很生气，“请大人把乡长姓名、保甲姓名写来，我好写公函回来。这个不通人性的保甲叫他小心一点，都有一天能见面，等到见面再说，真气死我！”他附了一张“直接参与作战官兵证明书”，以此证明自己已在军中服役。
还有情书，写给“宏英小姐”：“英，你奇怪吧？凭空有一个如毛遂似的人。很冒昧的给你第一封信，说不定你惊讶，也许在你意料中。迢迢万里的飞鸿，投到故乡的海里，希望如精卫衔的石，也能引出了你。”
家书里，围城生活、家长里短、情意绵长。陈景涛也曾当过兵，刚入伍时想家，会独自一人跑到操场上冲着家的方向磕头。因此，他特别能理解这些70年前的军人们，“回家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与精神寄托。”
家书中，有不少说自己打算逃跑的。一位名叫陈毓坤的国民党士兵，打算带着“胡三太爷”一起走，“胡三太爷是准背着一同走，什么东西都不要也得把太爷像背着。一路全仗他老仙灵保佑太平呢。”民间流传，胡三太爷在保家仙信仰中道行地位颇高，有降祸福于人的能力。
1948年夏，孟繁柏手下有一个排临阵起义。那位排长曾被解放军俘虏，然后又放回来。后来，孟繁柏听人说，解放军告诉这位排长：“你这样单独被俘，影响不大，位置不高;如果带一个排过来，那影响就大些。”
10月16日锦州沦陷的消息传到长春，第二天傍晚，守城国军60军通电起义。随后，新七军放下武器，第一兵团司令部举白旗投降。至此，长春和平解放，5个多月的惨烈围城终于告终。
孟繁柏随部队投诚，随后参加了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往齐齐哈尔第七步兵学校任教，后来又去了劳动局技工学校、针织厂。退休时，他已是齐齐哈尔市政协常委、齐齐哈尔市民革委员会四、五、六届副主委，等等。
文革时，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教室里十个多月。家里被抄，大衣、自行车都被拿走，解放纪念章也不见了。有一段时间，他还被撵回老家做了农民，直到平反后才回到齐齐哈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见过一次薛天白。薛在解放后回到安徽老家，做了中学教师，三四年前去世了。见面时，两人都没有再提起这封信的事儿。那67年前的颠沛流离、战场硝烟，已然远去。
目前已找到的30位家书主人，收信写信人在世的寥寥无几。去年，吉林省档案馆曾见过一位写信的国民党军官，还向他们细致描述战场上的种种;今年再去，老人家毫无印象：“你们是谁？”
在这场与时间的竞赛中，他们胜算极少。不过，这场被时代阻滞、被光阴埋没的寻找，仍将继续。
（感谢吉林省档案局征集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