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她是邓稼先、杨振宁的老师和好友，是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是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项目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隐姓埋名30余载，用三个“我愿意”肩负起国家的重托。她，就是王承书——一位不为公众了解的核物理学家。
　　不为诱惑的爱国者
　　王承书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诗书之家。和普通的女孩子不同，她从小就有着极高的理科天赋。1930年，成绩优异的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在她看来，物理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被严重破坏的国家需要这样的科学来支撑。她所热爱的物理学，不仅是个人兴趣，更是日后拯救国家的利器。
　　1941年，王承书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1944年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期间，她勤奋好学的品质在异国他乡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她与导师合作提出“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一发表就轰动了世界，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乌伦贝克教授对她高度评价：“她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的前途无可限量，如果在美国继续工作研究下去，将会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然而，王承书没有被美国优越的物质条件所诱惑，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回国，并且要带着一身本事回去！”她虽是一位女子，可她瘦弱的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她说：“我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王承书夫妇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动身前她还邮寄了300多个包裹的书籍回国。
　　1956年10月6日是王承书终身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国土上，她第一次看到了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她坚信，祖国的未来一定会美好。
　　隐姓埋名的大专家
　　王承书的一生面临有很多选择，在一次次国家需要的时候，她肩负起国家的重托，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多次从零开始，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
　　1956年，刚刚回国的王承书连家都没安顿好，就按照组织安排立即投入工作，到北京大学任教。由于当时国家的需要，王承书放弃了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统计物理学和熱力学专业，调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4研究室）从事铀同位素理论研究。面对回国后的第一次选择，她没有犹豫，也没提任何条件和要求，毅然决然服从国家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1958年，我国筹备了热核聚变研究室。聚变能被认为是人类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也称人造太阳。当时这一技术在国内是一片空白，也是王承书从未接触过的领域，这对于年至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她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半路改行我不怕，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接到任务，王承书马上带领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在回国的七天七夜路途中，她把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很快印刷出版。经过两年努力，王承书已经十分熟悉这个领域了，她带领着一支理论队伍潜心钻研，填补了我国在热核聚变理论方面的空白，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一个突然的情况，不但令她再次从零开始，更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当时，苏联撤走在我国的高科技领域专家，带走大量技术资料，只留下一堆拆不走的机器和厂房，我国浓缩铀生产随即陷入困境，而生产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面对严峻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说：“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她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掷地有声的三个字。从此之后，王承书的行踪不为人知，因为这次的选择，意味着她将放弃之前所有的成就，从此隐姓埋名。
　　尽职尽责的好党员
　　王承书不仅将毕生精力献给了铀浓缩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甘当人梯，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铀同位素分离领域的高级人才。1961年，王承书主持了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培训班，培养了我国第一代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队伍，为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很快渡过技术难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底，高浓铀投入试产，其优与劣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大家都不敢保证数千台机器启动后能否产出合格的高浓铀。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结果的出现。终于报告出来了，王承书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投产成功了！王承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保证了原子弹的装料。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
　　为了搞科研，王承书常年住在集体宿舍，很少回家，也顾不上照顾丈夫和孩子。由于工作地点离家较远，1958-1978年期间，她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与家人团聚。为了带队伍，她言传身教，直到80岁高龄还拿着放大镜一篇篇看学生论文；为了保密，她从国内、国际的物理学术殿堂销声匿迹，再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连给学生的著作审校也不愿署名。
　　1961年，王承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开始，她就把工资里的大部分钱用来交党费，剩下的几十元钱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有人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承书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丈夫去世后，王承书将家里积蓄10万元以丈夫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工程”。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在遗嘱中强调，将家中的国库券交最后一次党费，银行存款捐献给“希望工程”。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王承书为我国核工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崇高精神。她光辉的一生将鞭策着核工业人牢记使命，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