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渤海国与欧亚东部世界的多元外交视角,能够更为超脱地观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特点.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设置“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渤海国主要京、府的设置,与其最重要的对外联络交通道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京、府所对应的交通道分别是: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上京龙泉府以北的“黑水秣箱道”.通过辐射状的陆海交通线,渤海国完成了与唐、日本、突厥、契丹、新罗、秣鞘的多元外交.其中,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多面性、而不是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关于渤海与新罗两国关系性质的定位,朝鲜、韩国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历史认识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累积、因袭的结果,它源自李朝时代对北方土地的现实考虑与历史想象,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等.渤海国自己的文字记录显示出鲜明的“自尊”意识,而新罗所谓的“同族意识”则并无直接的证据.渤海国对外关系的更丰富的细节,仍有赖于今后更多考古资料的及时发布和深入解读,以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上的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