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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驱动力的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驱动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均衡发力，形成共同拉动经济的格局。
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之中，投资过度强劲，内部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出口增速下降，但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至50％，消费占比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拉动。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转变到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上，已经成为举国共识。
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内部消费需求转变，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思路并不清晰。要找到实现转变的正确路径，首先要把握清楚消费不足的原因。
消费不足源于市场难开拓
对消费不足的原因，目前流行的主要看法包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而较低的收入就会只有较低的消费；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强烈，而低收入者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
这三个因素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和内需不足的因果关系，即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即使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导致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近期之内这些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
增加劳动收入当然会增加消费，但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立了明确的劳动收入增长目标，但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劳动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由技能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
这不是由政府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实现的。因此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增加消费的说法，其实因果不清，至少近期内于事无补。
另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但提高保障水平依赖于国家财力的提高，短期内建立一个全面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部分人没有后顾之忧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顾之忧，也有医疗保险、养老等诸多的问题，也一样要为子女上大学存钱。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能真正实现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我国现在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这样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到建立全面福利社会的时代，所以这样一个药方也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最后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当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上现在最关注的热点，但收入分配格局不是通过简单调整一点个人所得税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短期之内通过政府的一些税收和财政的补贴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需要相对的时间，也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不可能成为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有效药方。
因此，以上关于内需不足的这几个观点，要么看似很有道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要么即使有道理，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角度去思考，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找到一些近期可能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内部消费不足，不简单是一个总量不足的问题，它更多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人们常说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是指实际实现的消费总额。但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从几个角度就可以说明：比如就奢侈品消费而言，2010年底，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攀升107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在201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再比如海外购物，海外购物不一定是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人在海外疯狂消费，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去店里扫货的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此外，国内的收藏品市场现在也是异常的活跃。
人们一方面说我们消费不足，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流动性太多、钱太多，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谓流动性多、所谓钱太多、所谓物价会被炒起来，其实就是说潜在的需求还是很多。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并不是说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而是相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仍然只是潜在需求。
如果我们承认国内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被满足，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去积极挖掘这个身边的巨大市场？从供需匹配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企业的行为和选择，思考造成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最大的出口国，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满足。并且，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近两年来受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本国企业挖掘本国市场的积极性却不高。很多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动力去开拓国内市场，而更有动力去开拓国外市场。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理解中国企业出口的行为。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丰裕度较高的产品。中国劳动力禀赋较为丰富，相对而言，物资资本及人力资本水平丰裕度较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外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把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做了划分之后却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数倍于中国现在收入水平的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口真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就是说违反了基本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其次，现在有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因出口企业要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在海外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能够成功出口的企业通常生产率水平较高。也就是说，“新新贸易理论”认为效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效率高的企业先占国内市场然后再出口。
但最近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跟这个理论正好相反。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分析显示，行业内参与出口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低。比如每个工人的销售额，中国的出口企业是不出口企业的91％，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出口企业的效率比不出口企业的效率高好几十个百分点。
更奇怪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其主要市场在国外，基本不做国内市场。这与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大国的情况迥然不同。
具体来说，在美国的出口企业中，外销产量为总产量10％以下的企业占了66％，德国为50％，而中国的企业要不就不出口，要不就基本上全出口， 其中近40％的出口企业其出口比例超过90％。即使去掉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会发现同样的规律。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直接与国际贸易实践及新新贸易理论相悖。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有悖于国际贸易理论，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与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反。这些理论往往假设开拓国际市场难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正好相反。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本土市场可能难于开拓国际市场。
所以，虽然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很大，虽然这个潜在的市场就在身边，但中国企业面对开拓国内市场的高额成本和风险，只能望而兴叹，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四大困难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内贸比外贸更难做。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于国际市场， 市场整合程度低，国内市场分割，同时市场营销渠道不畅，营销成本高。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国内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导致内需不足。具体而言，导致内贸难做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商业环境不完善，国内交易成本高。
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形成和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还不够理想。2010年世界银行用商业环境量表（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对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测量和排名，中国总体排在第79位，其中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甚至在150名之后。商业环境不够理想决定了中国企业内贸的艰难。
其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进入门槛高。
除了商业环境之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应该说仍然非常严重。
由于对于本地GDP和税收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一个反映是， 企业对省内法制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等指标的评价明显高于省外。地方保护主义虽然维护了地方企业的经济利益，却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正常竞争，损害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其三，市场分割，区域间贸易成本高。
除了制度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贸易成本也成为横亘在不同地区市场间的贸易壁垒。尽管不存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省际间贸易成本比很多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得多，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
前段时间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物流成本的报道，物流成本高其实会对国内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
比如全国物流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称，从广州到北京的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一辆卡车从四川跑到北京要花费1万余元，其中近半成本为高速过路费。
有报道称中国物流成本超发达国家一倍，“高速路”变身“高价路”。
据计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总量的20％左右，而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约为10％左右，德国仅有7.2％。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高昂的物流成本使得企业放弃了国内市场，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其四，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
国内商品的营销成本高昂。据报道，“在中国，大型的经销商较少，企业时常要每家商场去铺货，进入沃尔玛这种集中采购的超市还好，大部分超市是要一个个去谈，其间还有条码费、进场费、上架费、节庆费、信息处理费等，一个品项进入商场就要花费6万－8万元的相关费用。”
设想一个出口企业，要是选择出口，在得到订单后，只需要负责生产，但是如果要开拓国内市场，比如广东的企业打算销售商品到北京，无论是构建营销渠道还是进入大超市，企业都面临较大的营销成本，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物流贸易成本，企业对这个潜在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只能望洋兴叹。
市场化推进和改革的必要
理解中国当前的内部需求不足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结构，看需求和供给的匹配。
中国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但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整合、高效、统一的全国市场，内贸比外贸难做，使得中国企业开拓本土市场的积极性不高，潜在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内部实际需求不足。
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要使内贸比外贸容易做。
“十二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整合、高效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间贸易的成本。
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全球化市场回归到全国一体化市场，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市场促发展”。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内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内需的增长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注重市场一体化建设，实现供给能力从瞄准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将成为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均衡化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之中，投资过度强劲，内部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出口增速下降，但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至50％，消费占比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拉动。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转变到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上，已经成为举国共识。
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内部消费需求转变，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思路并不清晰。要找到实现转变的正确路径，首先要把握清楚消费不足的原因。
消费不足源于市场难开拓
对消费不足的原因，目前流行的主要看法包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而较低的收入就会只有较低的消费；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强烈，而低收入者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
这三个因素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和内需不足的因果关系，即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即使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导致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近期之内这些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
增加劳动收入当然会增加消费，但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立了明确的劳动收入增长目标，但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劳动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由技能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
这不是由政府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实现的。因此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增加消费的说法，其实因果不清，至少近期内于事无补。
另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但提高保障水平依赖于国家财力的提高，短期内建立一个全面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部分人没有后顾之忧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顾之忧，也有医疗保险、养老等诸多的问题，也一样要为子女上大学存钱。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能真正实现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我国现在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这样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到建立全面福利社会的时代，所以这样一个药方也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最后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当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上现在最关注的热点，但收入分配格局不是通过简单调整一点个人所得税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短期之内通过政府的一些税收和财政的补贴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需要相对的时间，也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不可能成为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有效药方。
因此，以上关于内需不足的这几个观点，要么看似很有道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要么即使有道理，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角度去思考，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找到一些近期可能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内部消费不足，不简单是一个总量不足的问题，它更多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人们常说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是指实际实现的消费总额。但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从几个角度就可以说明：比如就奢侈品消费而言，2010年底，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攀升107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在201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再比如海外购物，海外购物不一定是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人在海外疯狂消费，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去店里扫货的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此外，国内的收藏品市场现在也是异常的活跃。
人们一方面说我们消费不足，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流动性太多、钱太多，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谓流动性多、所谓钱太多、所谓物价会被炒起来，其实就是说潜在的需求还是很多。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并不是说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而是相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仍然只是潜在需求。
如果我们承认国内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被满足，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去积极挖掘这个身边的巨大市场？从供需匹配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企业的行为和选择，思考造成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最大的出口国，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满足。并且，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近两年来受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本国企业挖掘本国市场的积极性却不高。很多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动力去开拓国内市场，而更有动力去开拓国外市场。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理解中国企业出口的行为。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丰裕度较高的产品。中国劳动力禀赋较为丰富，相对而言，物资资本及人力资本水平丰裕度较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外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把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做了划分之后却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数倍于中国现在收入水平的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口真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就是说违反了基本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其次，现在有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因出口企业要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在海外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能够成功出口的企业通常生产率水平较高。也就是说，“新新贸易理论”认为效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效率高的企业先占国内市场然后再出口。
但最近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跟这个理论正好相反。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分析显示，行业内参与出口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低。比如每个工人的销售额，中国的出口企业是不出口企业的91％，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出口企业的效率比不出口企业的效率高好几十个百分点。
更奇怪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其主要市场在国外，基本不做国内市场。这与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大国的情况迥然不同。
具体来说，在美国的出口企业中，外销产量为总产量10％以下的企业占了66％，德国为50％，而中国的企业要不就不出口，要不就基本上全出口， 其中近40％的出口企业其出口比例超过90％。即使去掉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会发现同样的规律。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直接与国际贸易实践及新新贸易理论相悖。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有悖于国际贸易理论，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与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反。这些理论往往假设开拓国际市场难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正好相反。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本土市场可能难于开拓国际市场。
所以，虽然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很大，虽然这个潜在的市场就在身边，但中国企业面对开拓国内市场的高额成本和风险，只能望而兴叹，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四大困难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内贸比外贸更难做。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于国际市场， 市场整合程度低，国内市场分割，同时市场营销渠道不畅，营销成本高。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国内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导致内需不足。具体而言，导致内贸难做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商业环境不完善，国内交易成本高。
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形成和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还不够理想。2010年世界银行用商业环境量表（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对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测量和排名，中国总体排在第79位，其中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甚至在150名之后。商业环境不够理想决定了中国企业内贸的艰难。
其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进入门槛高。
除了商业环境之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应该说仍然非常严重。
由于对于本地GDP和税收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一个反映是， 企业对省内法制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等指标的评价明显高于省外。地方保护主义虽然维护了地方企业的经济利益，却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正常竞争，损害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其三，市场分割，区域间贸易成本高。
除了制度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贸易成本也成为横亘在不同地区市场间的贸易壁垒。尽管不存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省际间贸易成本比很多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得多，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
前段时间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物流成本的报道，物流成本高其实会对国内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
比如全国物流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称，从广州到北京的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一辆卡车从四川跑到北京要花费1万余元，其中近半成本为高速过路费。
有报道称中国物流成本超发达国家一倍，“高速路”变身“高价路”。
据计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总量的20％左右，而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约为10％左右，德国仅有7.2％。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高昂的物流成本使得企业放弃了国内市场，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其四，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
国内商品的营销成本高昂。据报道，“在中国，大型的经销商较少，企业时常要每家商场去铺货，进入沃尔玛这种集中采购的超市还好，大部分超市是要一个个去谈，其间还有条码费、进场费、上架费、节庆费、信息处理费等，一个品项进入商场就要花费6万－8万元的相关费用。”
设想一个出口企业，要是选择出口，在得到订单后，只需要负责生产，但是如果要开拓国内市场，比如广东的企业打算销售商品到北京，无论是构建营销渠道还是进入大超市，企业都面临较大的营销成本，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物流贸易成本，企业对这个潜在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只能望洋兴叹。
市场化推进和改革的必要
理解中国当前的内部需求不足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结构，看需求和供给的匹配。
中国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但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整合、高效、统一的全国市场，内贸比外贸难做，使得中国企业开拓本土市场的积极性不高，潜在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内部实际需求不足。
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要使内贸比外贸容易做。
“十二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整合、高效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间贸易的成本。
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全球化市场回归到全国一体化市场，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市场促发展”。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内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内需的增长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注重市场一体化建设，实现供给能力从瞄准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将成为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均衡化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