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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半岛是世界增长极的地理中心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已迈入了务实推进的阶段。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等五个领域被优先推出，作为澜湄机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符合中南半岛国家所处阶段的发展需求，这是澜湄合作机制从提出概念到建立机制花费仅一年多时间的最大缘由。
之所以说澜湄合作机制有可能成为东亚的下一个增长极，乃是源于中南半岛地区在未来世界新增长级中的地位以及东亚发展模式的特点。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ACI”概念（东盟 中国 印度），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预测三个经济体到2030年各自的人均GDP将翻两番，占全球GDP的份额将从2010年的24%上升到39%。届时，ACI区域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一极，而中南半岛地区则是这个增长极地理上的中心区域。
从二战后东亚的发展进程看，增长中心从日本往西移动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日本在鼎盛时期经济增速连续十多年保持在10%以上，之后过渡到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也有十多年保持在10%以上，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大，也有人提出若干产业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模式。而这些产业一旦从中西部地区跨越国门，就会有机融入中国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目前有理论认为，产业转移的母国和目标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相差20年或者一倍左右最为合适。以人均收入衡量，美国和欧洲处于最高阶段，日本紧随其后，这些国家在中南半岛也参与建立过一些合作机制，但效果不彰，人均收入差距过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在澜湄机制国家中，中国属于人均GDP最高一方，柬埔寨相当于1995年的中国，越南相当于2005年的中国。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泰国，但由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收入远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中南半岛地区是中国推进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从对外贸易来看，澜湄机制国家的表现很不错，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在体制上是开放的，容易实现对接。目前，全球贸易进入了所谓“新平庸”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时代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中国外贸也已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而中南半岛的贸易增速，2010-2015年达到年均12.8%，今后五年仍将保持在10%左右。
此外，澜湄机制成员国贸易平衡的发展动力比较足，通过跨境经济合作、产能合作、产业投资等合作方式，这个机制可能进一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平衡关系，这对推进互利共赢、巩固双方关系十分重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机制不同，澜湄合作各方中，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在出现摩擦时，中国拥有罕见的回旋空间和让利空间。
推进地区一体化要保持足够动力，也必须看到各个国家这种一体化是否适应各国内部发展需求，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按2005年不变价格美元水平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895美元，对应的家庭消费支出是1420美元，中国很快将整体性进入一个消费快速提高的阶段，这是未来中国能够提供给周边和国际社会的一次大机遇。结合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升级过程，下一阶段中南半岛社会迫切需要改善的是住房、交通和教育。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南半岛国家富裕阶层在这三个领域的消费比例大大高于中国，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中下阶层的相应消费也将稳步提高。
澜湄机制将有效缓解南海紧张局势
从目前发展态势看，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已经很明显，美欧等遥远的势力都在借南海问题窥探中国对地区旧秩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动的地区合作机制无法遮蔽地缘政治的影响。
互联互通被摆在澜湄合作机制的首要位置，尽管符合中南半岛国家的需求，但不可避免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效应。一个历史证据是，1904年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背景就是西伯利亚远东铁路开通。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南半岛南北铁路建设，国际舆论已经担心，这可能加速陆上东南亚与海上东南亚的分离。从中国的政策立场看，澜湄机制只是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分离东盟。就此政策意图而言，下一阶段中国有必要加速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
一般而言，地区一体化推进后，将有效促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东盟其实也有类似效应。因此，也可以预期，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推进，作为整体，中南半岛国家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会维持稳定，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目前，美国对南海的安全威慑主要依靠在菲律宾部署武力。但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也已表明，对抗中国没有出路，还是要回到合作与谈判的思路上来。这种转变既源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需求，也是地区一体化进展的结果，菲律宾不能离开东盟。
新加坡是美国在南海安全上的另外一个依托者。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新加坡对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心态复杂，担心失去运输通道的中转地位。实际上，新加坡的人力和制度优势，已保证了它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加工和创新中心，但其地缘政治优势有可能衰落。
一旦澜湄合作机制在互联互通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提供安全公共品的能力显著增强，那么周边国家的某些利益集团将不得不降低利用美国势力谋求私利的期望，转而致力于提升本国的整体利益乃至于地区共同利益。因此，南海沿岸各国应该多考虑地区共同利益，而不只是各自的国家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已迈入了务实推进的阶段。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等五个领域被优先推出，作为澜湄机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个领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符合中南半岛国家所处阶段的发展需求，这是澜湄合作机制从提出概念到建立机制花费仅一年多时间的最大缘由。
之所以说澜湄合作机制有可能成为东亚的下一个增长极，乃是源于中南半岛地区在未来世界新增长级中的地位以及东亚发展模式的特点。亚洲开发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ACI”概念（东盟 中国 印度），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预测三个经济体到2030年各自的人均GDP将翻两番，占全球GDP的份额将从2010年的24%上升到39%。届时，ACI区域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一极，而中南半岛地区则是这个增长极地理上的中心区域。
从二战后东亚的发展进程看，增长中心从日本往西移动也是一个历史事实。日本在鼎盛时期经济增速连续十多年保持在10%以上，之后过渡到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也有十多年保持在10%以上，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大，也有人提出若干产业从东部沿海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模式。而这些产业一旦从中西部地区跨越国门，就会有机融入中国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中。
目前有理论认为，产业转移的母国和目标国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相差20年或者一倍左右最为合适。以人均收入衡量，美国和欧洲处于最高阶段，日本紧随其后，这些国家在中南半岛也参与建立过一些合作机制，但效果不彰，人均收入差距过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在澜湄机制国家中，中国属于人均GDP最高一方，柬埔寨相当于1995年的中国，越南相当于2005年的中国。尽管中国的人均GDP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超过泰国，但由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收入远高过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中南半岛地区是中国推进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
从对外贸易来看，澜湄机制国家的表现很不错，这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在体制上是开放的，容易实现对接。目前，全球贸易进入了所谓“新平庸”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时代很可能一去不复返，中国外贸也已站在历史转折点上。而中南半岛的贸易增速，2010-2015年达到年均12.8%，今后五年仍将保持在10%左右。
此外，澜湄机制成员国贸易平衡的发展动力比较足，通过跨境经济合作、产能合作、产业投资等合作方式，这个机制可能进一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平衡关系，这对推进互利共赢、巩固双方关系十分重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机制不同，澜湄合作各方中，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在出现摩擦时，中国拥有罕见的回旋空间和让利空间。
推进地区一体化要保持足够动力，也必须看到各个国家这种一体化是否适应各国内部发展需求，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这些国家的消费能力。按2005年不变价格美元水平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895美元，对应的家庭消费支出是1420美元，中国很快将整体性进入一个消费快速提高的阶段，这是未来中国能够提供给周边和国际社会的一次大机遇。结合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升级过程，下一阶段中南半岛社会迫切需要改善的是住房、交通和教育。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南半岛国家富裕阶层在这三个领域的消费比例大大高于中国，那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中下阶层的相应消费也将稳步提高。
澜湄机制将有效缓解南海紧张局势
从目前发展态势看，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已经很明显，美欧等遥远的势力都在借南海问题窥探中国对地区旧秩序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推动的地区合作机制无法遮蔽地缘政治的影响。
互联互通被摆在澜湄合作机制的首要位置，尽管符合中南半岛国家的需求，但不可避免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效应。一个历史证据是，1904年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的背景就是西伯利亚远东铁路开通。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中南半岛南北铁路建设，国际舆论已经担心，这可能加速陆上东南亚与海上东南亚的分离。从中国的政策立场看，澜湄机制只是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分离东盟。就此政策意图而言，下一阶段中国有必要加速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对接。
一般而言，地区一体化推进后，将有效促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欧盟是这方面的典型，东盟其实也有类似效应。因此，也可以预期，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推进，作为整体，中南半岛国家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会维持稳定，甚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目前，美国对南海的安全威慑主要依靠在菲律宾部署武力。但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也已表明，对抗中国没有出路，还是要回到合作与谈判的思路上来。这种转变既源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需求，也是地区一体化进展的结果，菲律宾不能离开东盟。
新加坡是美国在南海安全上的另外一个依托者。作为一个城市型国家，新加坡对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心态复杂，担心失去运输通道的中转地位。实际上，新加坡的人力和制度优势，已保证了它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加工和创新中心，但其地缘政治优势有可能衰落。
一旦澜湄合作机制在互联互通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提供安全公共品的能力显著增强，那么周边国家的某些利益集团将不得不降低利用美国势力谋求私利的期望，转而致力于提升本国的整体利益乃至于地区共同利益。因此，南海沿岸各国应该多考虑地区共同利益，而不只是各自的国家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