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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早期“情报三杰”之一的胡底（另两位是李克农、钱壮飞）曾经两度和我在一个机关生活、工作和战斗，既是战友，又是我的领导。他虽然离开人间半个多世纪了，但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依然深刻。他在生活上与大家同甘共苦；工作中富有远见，善于团结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机智勇敢。
胡底，安徽舒城人，受过高等教育，谈吐幽默，思路敏捷，多才多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他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任职。1931年，顾顺章叛变，胡底秘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在瑞金，我曾看过胡底演出的文明戏（含话剧、歌剧、活报剧），演技高超，人物刻画逼真。一次他饰演国民党军一个士兵，把劳动人民受欺凌、被强迫去当兵的内心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又一次，他饰演汉奸，使汉奸的丑态毕露，当时便激起台下观众的强烈愤怒，高呼“打倒汉奸走狗！”足见其表演的感染力之大。
俘获少校副官
胡底先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部长，后又先后兼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侦察部部长、执行部部长（前任分别为李一氓、谭政文）。这时，他和我同住一室。他天资聪明，兴趣广泛，工作之余，拉二胡消遣，有时自拉自唱，哼一段京戏，有板有眼。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4年底，中革军委保卫分局改称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侦察科科长胡底、副科长毕占云、技术书记刘琦（即笔者）。下设侦察队，队长张明远。侦察员共编成4组，每组14人，每人配一支驳壳枪或手枪，这是一支真正的尖兵队伍。侦察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包括山、水、桥梁、船只、道路情况和距离等），并找向导；三是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一般在宿营当晚11时左右，要将绘制的较为复杂的路线图和敌情等呈总参谋长参阅。
胡底科长领导有方，大家虽然感到工作疲惫艰辛，但心情舒畅、干劲十足。在他的领导下，侦察科在长征途中起到了一定的耳目作用和助手作用。红军威逼昆明时，我率10名侦察员化装为国民党军，奔袭昆明东北约40华里的杨林镇，一下子闯到了龙云部一个少校副官面前。他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答曰：“薛岳部打前站的。”他说：“你们来得好快呀！”高兴得立刻电话报告龙云的副官长，并通过他把假军事情报传递过去，迷惑了敌人。未几，红军后续部队和机关到达了，街上熙熙攘攘，引起他的惊疑，便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答曰：“红军。”这下可把他吓坏了，意欲逃走。我们对他说：“不要怕，按照我们的意思回答昆明，决不伤害你。”后来，他在与副官长的一次通话中，对方说：“据飞机侦察，共军已到杨林，你是在共军监视之下，是叛徒！”电话从此中断。这台戏就这样收场了。
无独有偶。1949年8月，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香港宣布起义。1951年，他由广州乘火车来北京。他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与我们去北京办事的人同坐一个包厢内。闲谈时，龙云颇有感触地谈及当年红军在云南战斗的经过，并盛赞红军俘虏政策的宽大，提到在杨林被俘的那个少校军官被放回后颇有影响。我笑着说：“老主席，对不起，那是小老弟干的。”龙云随即起身同我握手，表示敬意。
找船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在云南禄劝县属的团街，总参谋长刘伯承下达给侦察队一项紧急任务：迅速找到船渡过金沙江。当即，胡底科长进行工作布置，派张明远队长率领4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插到团街以北的皎西乡公所，声称：“我們是中央军，找你们的乡长说话。”接待人员看是“中央军”，毕恭毕敬地说：“乡长有病在家休养，我是代理乡长，老总有什么事情请吩咐，我照办。”张说：“可否把船借给我们一用？”该代理乡长便叫身旁的一个人带我们去弄船，不料此人途中逃跑了。张明远于是直扑皎平渡，一位船老大叫张朝寿的老汉在看守船，看到后便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答曰：“做小买卖的。”张老汉打量一番后说，“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也不是中央军，是共产军。听说共产军要来，我们不怕，他们对我们穷人好。”他还告诉我们，南岸这里有两只船，还有两只船在江北岸，由四五十个税警守护着。经过张老汉传话，马上来了14名艄公。当张明远把南岸两只船弄到手后，便率侦察员过江，由于事先已摸清了情况，由向导带路，偷袭了税警，一枪未放便缴获了税警的全部武装，并立刻把江北岸的两只船撑回南岸。干部团三连过江后，立刻占据了江北岸的制高点。这时，兄弟部队也找来了两三只木船，使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约3万余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北上，又一次摆脱了大量敌军的围追堵截。
为了能迅速完成找船任务，胡底科长要我率部分侦察员分头行动。我们没有找到船，上级命令星夜赶到皎平渡。日行百余里，既累又饿，在离皎平渡约10华里的地方稍事休息，做饭吃。由于缺乏生活经验，我们错把桐油当菜油炒菜吃了，一个个呕吐不止，行动困难，倒于路旁。刘总参谋长得悉后，立刻派人来接应。这就是传闻中的侦察员吃桐油的故事。
1935年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闹独立、进行分裂，侦察科的同志对这种恶劣行为极为不满。当时食粮特别困难，有一天，侦察员捡回一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我们一些人食后不同程度地中了毒。我被送进了医院。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说了两句对张国焘不满的话，被安插到侦察队进行监视的张国焘的心腹听见，不几日胡底被捕，后遭到暗害。
一个曾在敌特心脏活动的虎胆英雄，对革命忠心耿耿，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令人殊为痛心！他那坚贞不屈，赤胆忠心，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将永世流芳！
（本文作者曾任中革军委侦察科技术书记，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胡底，安徽舒城人，受过高等教育，谈吐幽默，思路敏捷，多才多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他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任职。1931年，顾顺章叛变，胡底秘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在瑞金，我曾看过胡底演出的文明戏（含话剧、歌剧、活报剧），演技高超，人物刻画逼真。一次他饰演国民党军一个士兵，把劳动人民受欺凌、被强迫去当兵的内心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又一次，他饰演汉奸，使汉奸的丑态毕露，当时便激起台下观众的强烈愤怒，高呼“打倒汉奸走狗！”足见其表演的感染力之大。
俘获少校副官
胡底先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侦察部部长，后又先后兼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侦察部部长、执行部部长（前任分别为李一氓、谭政文）。这时，他和我同住一室。他天资聪明，兴趣广泛，工作之余，拉二胡消遣，有时自拉自唱，哼一段京戏，有板有眼。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4年底，中革军委保卫分局改称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侦察科科长胡底、副科长毕占云、技术书记刘琦（即笔者）。下设侦察队，队长张明远。侦察员共编成4组，每组14人，每人配一支驳壳枪或手枪，这是一支真正的尖兵队伍。侦察科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二是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包括山、水、桥梁、船只、道路情况和距离等），并找向导；三是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一般在宿营当晚11时左右，要将绘制的较为复杂的路线图和敌情等呈总参谋长参阅。
胡底科长领导有方，大家虽然感到工作疲惫艰辛，但心情舒畅、干劲十足。在他的领导下，侦察科在长征途中起到了一定的耳目作用和助手作用。红军威逼昆明时，我率10名侦察员化装为国民党军，奔袭昆明东北约40华里的杨林镇，一下子闯到了龙云部一个少校副官面前。他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答曰：“薛岳部打前站的。”他说：“你们来得好快呀！”高兴得立刻电话报告龙云的副官长，并通过他把假军事情报传递过去，迷惑了敌人。未几，红军后续部队和机关到达了，街上熙熙攘攘，引起他的惊疑，便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答曰：“红军。”这下可把他吓坏了，意欲逃走。我们对他说：“不要怕，按照我们的意思回答昆明，决不伤害你。”后来，他在与副官长的一次通话中，对方说：“据飞机侦察，共军已到杨林，你是在共军监视之下，是叛徒！”电话从此中断。这台戏就这样收场了。
无独有偶。1949年8月，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香港宣布起义。1951年，他由广州乘火车来北京。他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与我们去北京办事的人同坐一个包厢内。闲谈时，龙云颇有感触地谈及当年红军在云南战斗的经过，并盛赞红军俘虏政策的宽大，提到在杨林被俘的那个少校军官被放回后颇有影响。我笑着说：“老主席，对不起，那是小老弟干的。”龙云随即起身同我握手，表示敬意。
找船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在云南禄劝县属的团街，总参谋长刘伯承下达给侦察队一项紧急任务：迅速找到船渡过金沙江。当即，胡底科长进行工作布置，派张明远队长率领4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军，插到团街以北的皎西乡公所，声称：“我們是中央军，找你们的乡长说话。”接待人员看是“中央军”，毕恭毕敬地说：“乡长有病在家休养，我是代理乡长，老总有什么事情请吩咐，我照办。”张说：“可否把船借给我们一用？”该代理乡长便叫身旁的一个人带我们去弄船，不料此人途中逃跑了。张明远于是直扑皎平渡，一位船老大叫张朝寿的老汉在看守船，看到后便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答曰：“做小买卖的。”张老汉打量一番后说，“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也不是中央军，是共产军。听说共产军要来，我们不怕，他们对我们穷人好。”他还告诉我们，南岸这里有两只船，还有两只船在江北岸，由四五十个税警守护着。经过张老汉传话，马上来了14名艄公。当张明远把南岸两只船弄到手后，便率侦察员过江，由于事先已摸清了情况，由向导带路，偷袭了税警，一枪未放便缴获了税警的全部武装，并立刻把江北岸的两只船撑回南岸。干部团三连过江后，立刻占据了江北岸的制高点。这时，兄弟部队也找来了两三只木船，使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约3万余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北上，又一次摆脱了大量敌军的围追堵截。
为了能迅速完成找船任务，胡底科长要我率部分侦察员分头行动。我们没有找到船，上级命令星夜赶到皎平渡。日行百余里，既累又饿，在离皎平渡约10华里的地方稍事休息，做饭吃。由于缺乏生活经验，我们错把桐油当菜油炒菜吃了，一个个呕吐不止，行动困难，倒于路旁。刘总参谋长得悉后，立刻派人来接应。这就是传闻中的侦察员吃桐油的故事。
1935年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闹独立、进行分裂，侦察科的同志对这种恶劣行为极为不满。当时食粮特别困难，有一天，侦察员捡回一些野蘑菇，其中有毒菌，我们一些人食后不同程度地中了毒。我被送进了医院。胡底食毒菌后神志不清，说了两句对张国焘不满的话，被安插到侦察队进行监视的张国焘的心腹听见，不几日胡底被捕，后遭到暗害。
一个曾在敌特心脏活动的虎胆英雄，对革命忠心耿耿，坚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令人殊为痛心！他那坚贞不屈，赤胆忠心，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将永世流芳！
（本文作者曾任中革军委侦察科技术书记，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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