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慎人》曰：“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这话告诉我们，要成就事功，要有“天”与“人”两个条件。“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因;“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因。“天”与“人”两相遇合，也就是孟子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人才能建立不世的功名。
　　“功名大立，天也。”这句话充分证明，要成就事功，有没有时运，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读辛弃疾的词，就能深切感受这一点。辛弃疾是个军事天才，他独骑闯入金营杀掉背叛起义军的叛徒，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就是这样一个率领起义军长途跋涉，回归南宋阵营的军事统帅，却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一生郁郁寡欢，有力无处使。“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我们常说，某某是我的贵人。所谓“贵人”，就是那个能助推你成功的人。贵人难得，可遇不可求，这就是“天”。辛弃疾没有这片“天”，所以一生只能蹉跎岁月。自然也有人遇到了这个“天”，像《吕氏春秋》里所说，舜遇到尧，禹遇到舜，就是这样。但问题是，有些人即使遇到了“天”，但抓不住机会，那“天”也就与他擦肩而过，白白浪费了好机会，是最可惜的。所以《吕氏春秋·首时》篇强调：“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这句话真是说得好。“时”也就是那个机会，不会长久地等着你，你抓不住，它马上就溜走了。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必然是不会将好不容易来到的“时”白白放弃的。“事在当之”，就是当机立断，把好机会及时抓住。《吕氏春秋》中举了个例子：“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纣），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武王灭纣，看起来是牧野一戰成名的事情，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简单。可以说是从季历到文王到武王三代才成就的事功，其中的关键，是“时”太难得。等这个时机等了三代人，终于在武王这代，抓住了时机猝然一击，将商王朝扳倒。所以《吕氏春秋》强调：“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
　　属于“天”的时机难得，所以要及时抓住。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使有这个机运，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有这个能力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这个“天”，对你来说也没有意义。所以《吕氏春秋》在强调“天”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他举舜禹汤武的例子来说明：“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这表明，有那个“天”，却没有“人”的主观努力，还是成不了事。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关系”，有一套复杂的关系学。我们姑且承认“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即使“关系”再硬，他在事业上也是走不远的。不要太相信“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做官是要有硬本事的，有人重要，有能力，更重要。
　　我们通常说：“时势造英雄。”这话没错。没有“天”，“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有秦末的大动乱，就不可能产生刘邦、项羽这样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我们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也一点不错。一个人能乘时而起，紧紧抓住时运，就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大舞台。但换一个角度，一个人没有时运，是不是就不活了？不然。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而弦歌不辍。这大约就是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具体历史背景吧。有“时”乘“时”，无“时”待“时”，这大约才是正确的态度。庄子说：“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深根宁极”，就是不灰心丧气，不心浮气躁，一点点，积累自己的本领，等待那个时机。而时机一旦来临，准备充分的自己，自然会一把抓住，就像青蛙一跃而起，一口吞下飞过面前的蚊蝇。
　　“天”是自己不能把握的，所以对待“天”，要用道家的眼睛，顺其自然。来了，就抓住;没来，也不着急。别人有，不嫉妒;自己有，不傲慢。“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所以对待“人”，要用儒家的眼睛，执著不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才是“人”的态度。一个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思改变的人，即使机会来了，也难得看见。看见了，也难得抓到。所以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内因，也就是“人”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
　　人成不成得了事，有时自己说了不算，“天”说了算。但反过来，人成不成得了事，更多时候，“天”说了不算，“人”说了才算。懂得了这个道理，则尽人事而顺天意，人，走向成功的几率，恐怕就比较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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