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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若愚（James J.Y.Liu）是一位著名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认识和解读上，刘若愚以其学贯中西、博览古今的文化底蕴提出非常有开创性的见解和观点。他一生都在探索中西文学和诗学的相互阐发和交汇途径，并构建了中国诗学体系，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将从其背景介绍、比较实践和理论、诗学研究特点以及其在比较诗学史上的地位探讨刘若愚的中国比较诗学观，即从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比较诗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对于探索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多元途径，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刘若愚;中西比较诗学;比较诗学体系;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9-0033-03
一、背景简介
刘若愚是一位著名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有着丰富的求学经历。自1967年起，他一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亚洲语言学系主任（1969-1975）。刘若愚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学术传统和翻译视角对他后期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传统国学和西方文学两方面的训练，使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既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刘若愚一生著作甚丰：有《中国诗艺》《北宋主要抒情家》《中国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等。除了这些著作，还有大量的论文。总的来说，他的著作和文章都是他研究思路、过程和目的显现：通过操用英语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学和诗学，并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寻找中西诗学的契合点，致力于探索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世界诗学体系[1]。
二、刘若愚的中西诗学比较理论与实践
（一）构建比较诗学体系
中西文学存在着先天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其通约的困难性;中国古诗特有的复杂性和语言的深奥性，更是加深了理解的难度。近百年来，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发展前途的人，对此提出过许多如“中体西用”“西学东渐”等观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给探索中国文化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启示。童庆炳讲道：“我认为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话’问题。”他指出这里有两个对话，一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那么，如何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呢？刘若愚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他意识到只有找到一个路径和窗口，作为突破中西异质文化圈的樊篱，才能真正地使中国优秀传统诗学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界。
刘若愚一生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诗学的诗学体系，并做出了两次尝试。首先是在《中国的诗歌艺术》著作中勇敢地开始了将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化的尝试，他希望以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点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英语语境阐释[2]。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于是，他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再次对构建中国诗学体系进行了努力。他启用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所构建的西方诗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构建出符合中国诗学的体系，作为他向西方学界引渡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路径和窗口[3]。
刘若愚通过比较，旨在有助于形成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二）区分“诗人译者”和“批评家译者”
刘若愚提倡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理解和阐释中国诗歌，即通过比较不同的文本，综合中西文论的某些因素不同语言的各自特点来研究中国文学。首先，刘若愚将从事中国诗歌英译的学家分为两类：“诗人译者（A）”（poet-translator） 和“批评家译者（B）”（critic-translator） ，并对他们做了详细的区分，如下表：
可以看出，两种译者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但并非相互排斥，刘若愚指出理想的译者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批评家合于一身，遗憾的是在现实中，除了施耐德（Gary Snyder）等少数翻译家之外，很少有译者兼二职于一身，即使是施耐德也不可避免的由于对原作的误解而产生翻译的错误。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方法自然也存在差异。比如，对于古诗中的典故（中国诗歌中充满了典故），诗人译者会避免繁琐的脚注，但可以在翻译中改写或加入他认为必要的解释。而批评家译者会保留所有典故，然后加上注释或评注来解释其意义和诗歌功能。只有结合二者，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
三、刘若愚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特点
（一）操用英语写作
刘若愚的著作几乎都是英文版本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不同于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虽然刘若愚有很好的汉语写作能力，但他明确地宣称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写给西方学者阅读的：“我没有用中文写作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只不过是时间不允许我把英文写下的文章再用中文全部重写一遍，再说，我的大多数作品是专门写给西方读者的。[4]”这也决定他必须操用西方学术界所通行的英语进行写作。其次，刘若愚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追问“世界性的文学评论”[5]。然而这是困难也是艰巨的。因为一直以来，国际的学术界实际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操控的学术空间，任何文化的进入都被视为有威胁性的“异文化”。而中国诗学思想和研究只有走向国际学术界，才可能达到终极目标。走向國际学术界，必须要让国际学术学者理解你写的文章，英语是诗学研究者必须使用的语言。最后，可以联系到刘若愚的学术背景。他特殊的中西人生阅历，不仅造就了他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而且赋予了他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他借助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通过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构建中国诗学体系，这不仅是他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他借学术研究为开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门所做的贡献。所以刘若愚抓住英语这一有力的工具，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到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东方读者拓宽了视野[6]。 （二）重视语言形式和诗学功能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陈晏中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7]。相对于以往对一个翻译去探讨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刘若愚着重对语言形式与诗学功能转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翻译时，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样的语言结构在原文中起到了什么样的诗意功能和英语中的哪些语言结构能起到类似的诗意功能。刘若愚指出汉诗英译有“野蛮化”和“自然化”有两种倾向。“野蛮化”即试图重塑英语来保留汉诗的语言结构及其负载的思维和感受方式，翻译读起来就像翻译。“自然化”即试图将汉诗转换成英诗，而不违反英语的语言规范，翻译读起来则不像翻译。刘若愚对这两种翻译策略也是了然于心。但是，目前翻译界尚未接受刘若愚称之为“自然化”（naturalization ）和“野蛮化”（barbarization ）的翻译策略。绝大部分译者都主张应该平衡、折衷这两种极端的翻译策略。所以，对于这两种翻译策略，仍有待探讨。但是，刘若愚对语言形式和诗学功能的探讨对后来学者在汉诗英译中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四、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地位
刘若愚的八部著作和相关的论文真正的引起了中西方学者们的关注，他以平等的眼光、融通中西的视角，从架通中西比较诗学的桥梁入手，进行开创性的尝试，他对于中西诗学独到的见解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启迪，也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在东西方对话中，加强中国学者“诠释中国”的声音，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跨文化主流背景下，是尤为重要的。如何向国际发声需要找到路径和窗口，刘若愚无疑在这个探索上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尤其是他为构建中国诗学体系做出的探索和努力，给后学者们在跨文化的主流背景下理解和研究中西比较诗学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先见性的路径和窗口。正如邱霞讲到：“进入中西异质文化圈之后的比较文学，其比较的对象与背景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面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字体系，美国汉学家刘若愚对汉语特性的研究无疑跨越了横亘在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之间的第一道樊篱，为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8]” 可见，刘若愚先见性和创新性留下的成果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刘若愚在研究中国诗学的过程中，常能融汇中西，提出自己新颖而独到的理论和见解。作为一名华裔学者，他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西诗学的共通性和互适性，致力于寻找共同的诗学问题。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的典故，刘若愚采用了直译加文外注释的方法。他提倡要遵循原始句法，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他向读者提供原文、音译和逐字逐句的翻译，那么即使是不懂中文的人也能看到原文的句法。但又不是一味地遵循和再现，有时候对英语语法和习语的一些让步可以使译诗语言符合英语语法和表达习惯，这是一种妥协和让步，是译文顺利进入英语读者视野的前提。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中国古典诗歌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至今，他的一些关于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仍具有非常强的参考价值。
再次，刘若愚的教育背景奠基了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在汉诗英译中，都需要用到诗的重构能力，而译者的特性重构能力实际上是多种能力的综合效应，它取决于译者两种背景的文学修养、古汉语和英语的表达能力、叙述模式的转换能力[9]。只有精通和博采中西两种文化，才有可能突破樊篱，达到“和而不同”。遗憾的是如今很少有译者能够兼二者于一身。正如陈宴中等说到，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也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感受和评价。更何况是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学者写出的文章呢。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去了解西方翻译家在翻译汉诗和理解文学的轨迹，从中得到诗学研究的启发。只是后学者中难有像刘若愚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既精通西方文学理论而又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令后学者至今无法超越。他的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则为后辈学人提供了无限启迪。[10]
参考文献：
[1]李洁.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29-34.
[2]邱霞.劉若愚的诗学研究[D].四川大学，2003.
[3]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69-78.
[4]James J.Y.Liu. 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p.XV.
[5]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69-78.
[6]詹杭伦.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J].文艺研究，2005，（02）：57-63+159.
[7]陈晏中，陈志璐.浅析刘若愚的创作与翻译——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J].魅力中国，2011，（7）：278.
[8]邱霞.跨越中西比较诗学的第一道樊篱——一
位汉学家的汉语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05，（04）：
85-87.
[9]魏家海.汉诗英译的比较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5.
[10]黄立.跨文化视野中的刘若愚词学理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9）：190-193.
【关键词】 刘若愚;中西比较诗学;比较诗学体系;重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9-0033-03
一、背景简介
刘若愚是一位著名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者、翻译理论家，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有着丰富的求学经历。自1967年起，他一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亚洲语言学系主任（1969-1975）。刘若愚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学术传统和翻译视角对他后期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传统国学和西方文学两方面的训练，使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既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刘若愚一生著作甚丰：有《中国诗艺》《北宋主要抒情家》《中国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等。除了这些著作，还有大量的论文。总的来说，他的著作和文章都是他研究思路、过程和目的显现：通过操用英语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文学和诗学，并进行现代意义的阐释，寻找中西诗学的契合点，致力于探索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世界诗学体系[1]。
二、刘若愚的中西诗学比较理论与实践
（一）构建比较诗学体系
中西文学存在着先天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决定了其通约的困难性;中国古诗特有的复杂性和语言的深奥性，更是加深了理解的难度。近百年来，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发展前途的人，对此提出过许多如“中体西用”“西学东渐”等观点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给探索中国文化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带来了启示。童庆炳讲道：“我认为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话’问题。”他指出这里有两个对话，一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那么，如何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呢？刘若愚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他意识到只有找到一个路径和窗口，作为突破中西异质文化圈的樊篱，才能真正地使中国优秀传统诗学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界。
刘若愚一生致力于构建符合中国诗学的诗学体系，并做出了两次尝试。首先是在《中国的诗歌艺术》著作中勇敢地开始了将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化的尝试，他希望以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点方法体系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英语语境阐释[2]。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于是，他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再次对构建中国诗学体系进行了努力。他启用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所构建的西方诗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构建出符合中国诗学的体系，作为他向西方学界引渡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路径和窗口[3]。
刘若愚通过比较，旨在有助于形成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二）区分“诗人译者”和“批评家译者”
刘若愚提倡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理解和阐释中国诗歌，即通过比较不同的文本，综合中西文论的某些因素不同语言的各自特点来研究中国文学。首先，刘若愚将从事中国诗歌英译的学家分为两类：“诗人译者（A）”（poet-translator） 和“批评家译者（B）”（critic-translator） ，并对他们做了详细的区分，如下表：
可以看出，两种译者存在多方面的不同，但并非相互排斥，刘若愚指出理想的译者是优秀的诗人和翻译批评家合于一身，遗憾的是在现实中，除了施耐德（Gary Snyder）等少数翻译家之外，很少有译者兼二职于一身，即使是施耐德也不可避免的由于对原作的误解而产生翻译的错误。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方法自然也存在差异。比如，对于古诗中的典故（中国诗歌中充满了典故），诗人译者会避免繁琐的脚注，但可以在翻译中改写或加入他认为必要的解释。而批评家译者会保留所有典故，然后加上注释或评注来解释其意义和诗歌功能。只有结合二者，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
三、刘若愚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特点
（一）操用英语写作
刘若愚的著作几乎都是英文版本的，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不同于中国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虽然刘若愚有很好的汉语写作能力，但他明确地宣称他的比较诗学研究是写给西方学者阅读的：“我没有用中文写作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再用中文写作了：只不过是时间不允许我把英文写下的文章再用中文全部重写一遍，再说，我的大多数作品是专门写给西方读者的。[4]”这也决定他必须操用西方学术界所通行的英语进行写作。其次，刘若愚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追问“世界性的文学评论”[5]。然而这是困难也是艰巨的。因为一直以来，国际的学术界实际是由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操控的学术空间，任何文化的进入都被视为有威胁性的“异文化”。而中国诗学思想和研究只有走向国际学术界，才可能达到终极目标。走向國际学术界，必须要让国际学术学者理解你写的文章，英语是诗学研究者必须使用的语言。最后，可以联系到刘若愚的学术背景。他特殊的中西人生阅历，不仅造就了他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而且赋予了他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他借助英语来传播中国文化，通过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构建中国诗学体系，这不仅是他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他借学术研究为开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门所做的贡献。所以刘若愚抓住英语这一有力的工具，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到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东方读者拓宽了视野[6]。 （二）重视语言形式和诗学功能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陈晏中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7]。相对于以往对一个翻译去探讨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刘若愚着重对语言形式与诗学功能转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翻译时，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样的语言结构在原文中起到了什么样的诗意功能和英语中的哪些语言结构能起到类似的诗意功能。刘若愚指出汉诗英译有“野蛮化”和“自然化”有两种倾向。“野蛮化”即试图重塑英语来保留汉诗的语言结构及其负载的思维和感受方式，翻译读起来就像翻译。“自然化”即试图将汉诗转换成英诗，而不违反英语的语言规范，翻译读起来则不像翻译。刘若愚对这两种翻译策略也是了然于心。但是，目前翻译界尚未接受刘若愚称之为“自然化”（naturalization ）和“野蛮化”（barbarization ）的翻译策略。绝大部分译者都主张应该平衡、折衷这两种极端的翻译策略。所以，对于这两种翻译策略，仍有待探讨。但是，刘若愚对语言形式和诗学功能的探讨对后来学者在汉诗英译中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四、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地位
刘若愚的八部著作和相关的论文真正的引起了中西方学者们的关注，他以平等的眼光、融通中西的视角，从架通中西比较诗学的桥梁入手，进行开创性的尝试，他对于中西诗学独到的见解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启迪，也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在东西方对话中，加强中国学者“诠释中国”的声音，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跨文化主流背景下，是尤为重要的。如何向国际发声需要找到路径和窗口，刘若愚无疑在这个探索上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尤其是他为构建中国诗学体系做出的探索和努力，给后学者们在跨文化的主流背景下理解和研究中西比较诗学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先见性的路径和窗口。正如邱霞讲到：“进入中西异质文化圈之后的比较文学，其比较的对象与背景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面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字体系，美国汉学家刘若愚对汉语特性的研究无疑跨越了横亘在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之间的第一道樊篱，为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8]” 可见，刘若愚先见性和创新性留下的成果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刘若愚在研究中国诗学的过程中，常能融汇中西，提出自己新颖而独到的理论和见解。作为一名华裔学者，他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西诗学的共通性和互适性，致力于寻找共同的诗学问题。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中承载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的典故，刘若愚采用了直译加文外注释的方法。他提倡要遵循原始句法，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他向读者提供原文、音译和逐字逐句的翻译，那么即使是不懂中文的人也能看到原文的句法。但又不是一味地遵循和再现，有时候对英语语法和习语的一些让步可以使译诗语言符合英语语法和表达习惯，这是一种妥协和让步，是译文顺利进入英语读者视野的前提。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中国古典诗歌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至今，他的一些关于诗歌翻译的独到见解仍具有非常强的参考价值。
再次，刘若愚的教育背景奠基了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在汉诗英译中，都需要用到诗的重构能力，而译者的特性重构能力实际上是多种能力的综合效应，它取决于译者两种背景的文学修养、古汉语和英语的表达能力、叙述模式的转换能力[9]。只有精通和博采中西两种文化，才有可能突破樊篱，达到“和而不同”。遗憾的是如今很少有译者能够兼二者于一身。正如陈宴中等说到，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也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感受和评价。更何况是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学者写出的文章呢。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去了解西方翻译家在翻译汉诗和理解文学的轨迹，从中得到诗学研究的启发。只是后学者中难有像刘若愚这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既精通西方文学理论而又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学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令后学者至今无法超越。他的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则为后辈学人提供了无限启迪。[10]
参考文献：
[1]李洁.刘若愚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观[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29-34.
[2]邱霞.劉若愚的诗学研究[D].四川大学，2003.
[3]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69-78.
[4]James J.Y.Liu. 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p.XV.
[5]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69-78.
[6]詹杭伦.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J].文艺研究，2005，（02）：57-63+159.
[7]陈晏中，陈志璐.浅析刘若愚的创作与翻译——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例[J].魅力中国，2011，（7）：278.
[8]邱霞.跨越中西比较诗学的第一道樊篱——一
位汉学家的汉语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05，（04）：
85-87.
[9]魏家海.汉诗英译的比较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95.
[10]黄立.跨文化视野中的刘若愚词学理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9）：19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