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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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文学书写范围的不断扩大,类型的不断翻新,内容的不断丰富,受众的不断增加,文学情感空间的影响效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文学基于其自身属性成为当代人们回忆、期待、信仰、梦想等情感寄托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通过对于自身情感的个性化表达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文学“情感结构”(feeling structure)(1)的一部分.这里的“情感结构”是英国著名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概念,旨在阐释在某一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存在方式下人们共享和共构的心理构成机制和情感表达.由于“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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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文学书写范围的不断扩大,类型的不断翻新,内容的不断丰富,受众的不断增加,文学情感空间的影响效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文学基于其自身属性成为当代人们回忆、期待、信仰、梦想等情感寄托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通过对于自身情感的个性化表达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文学“情感结构”(feeling structure)(1)的一部分.这里的“情感结构”是英国著名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概念,旨在阐释在某一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存在方式下人们共享和共构的心理构成机制和情感表达.由于“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情感不仅是个体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驱动国家行为、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潜在力量”(2).因此由不同主体构成的文学文化空间既是文学情感基质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个体与集体情感互构的过程.从文学的生产者到文学作品的受众;从文学传播者到情感空间辐射效力的波及者,文学语义所涵盖的人群越多,文学的情感结构就愈加复杂化.从这个意义维度来说,对于情感空间的研究是理解文学语义与文化理性规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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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n在中国历史上,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性拐点.对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内以李治亭先生为主要代表的清史学界基本都将其时间跨度定在了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事变导致的明王朝覆灭,但笔者认为, 若以整体历史的转向过程来建构,则其时间仍需延长至康熙亲政之后.
袁可嘉(1921-2008),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九叶诗人.被认为是“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1).20世纪40年代末,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诗歌理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近四十年间,基于种种原因,袁可嘉关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初,重返现代派的袁可嘉提出要“一分为二”地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提出要构建“中国式现代主义”.而与文学现代性研究并举的,则是袁可嘉长达五十余年的西诗汉译活动.
一rn北宋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经过近十九年的努力,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在西京洛阳完成了二百九十四卷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在呈报给皇帝的表文中,司马光希望这部书能使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可是不久,继位的哲宗和之后的徽宗辜负了司马光的一片苦心,并没有吸取这部书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更没有赢得“稽古之盛德”和“无前之至治”.就在《资治通鉴》问世四十二年后,金朝的大军兵临开封,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连徽宗和他的
理论的实质起点是问题,形式起点则是概念.在当代学术图谱中,学者李泽厚以创造一整套自具体系的概念著称于国内外学界,并自陈为此而找到的依据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有关哲学在于“制造概念”的主张.但德勒兹这一主张旨在激发概念的事件本质,从而打破树形模式的理论结构体系性,代之以重视差异的块茎模式;李泽厚的“制造概念”,却是要通过概念的原创来建构一套首尾相连的树形理论体系,与德勒兹恰恰是相反的.尽管如此,这一误读客观上歪打正着,产生出了正面效应,启发人们比较理论与后理论对待概念的不同态度,以及后者从前者中合理转化而出
近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互动与日俱增,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理解并认同中国,对当前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国家形象”一词的含义和解释具有广延性,对它的认知是多维度的.从文化维度看,国家的文化积淀是国家形象差异化的根本原因,对树立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是多元的,包含文学艺术、历史文物、民族风情,等等.(1)作为艺术的一个类别,设计艺术中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其构建国家形象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人们常谈到的国家设计项目.
“情”为情感经验,“境”为场域空间.无论是审美活动还是美育活动,均与情境有着紧密关系,均离不开情境,与情境交融化合.博物馆美育场域在实体空间、具体形象上呈现为审美情境.博物馆的审美情境强化观众在博物馆美育场域中的具身经验.情境的主观层面是“情”,即审美情感,如愉悦、欣快、兴奋、惊奇、哀愁、悲伤、愤怒、静谧、神秘、尊崇、敬畏、恐惧等;情境的客观层面是“境”,包括物理空间、环境氛围、可为视觉感官及其他感官经验的艺术形象等.情境是主客观化合而生,在客观层面,情境美的营造需要人进行艺术美的加工,审美情境是可以被建
我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却说不清这座古城的底细,至于对那些旧岁里的风景感受就更为模糊了.北京旧迹,已经成为一门学问,今人叙述它时,是在不同的层面展开的.史学家关注台阁间风雨,文人却喜谈市井烟云,后者多诗意与谣俗之趣,每每被世人青睐.不过,至今没有谁敢说写透这座古城,旧迹与新风都在漩涡里,跳出其间来看世界,并不容易.
这本书很早就开始写了.rn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去浙江图书馆时,除了借书,还喜欢进馆里的阅览室浏览各种报刊.当时,二楼的外文阅览室订有不少苏联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如《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苏维埃文汇报》和《苏联画报》《苏联妇女》《星火杂志》《鳄鱼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与生活》等.《星火杂志》当然是我喜欢的,记得在这里,我看到一篇记述《安娜·卡列尼娜》女主人公几个原型人物的事,并据此写出一篇随笔.另外,《科学与生活》也很吸引人.记忆很深的是里面曾刊载过一篇从德文翻译过来的文章,说有一位公司经理的
关于曾纪鑫作品研究的论文、评论集已出版三本,杨天松先生的书稿作为曾纪鑫作品的第一部系统性研究专著,内容丰富,论述全面,其中不乏精辟独到、切中肯綮之处.比如第三章《文学性持守》之《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中的文学性》便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评述:“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学性是非常突出的,这源于他渊博而专精的学识,源于他深刻的阅读与理解,源于他对所描写与叙述对象的深入考察与认知, 源于他丰富的充满诗意的想象,源于他充满个性化的语言艺术,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源于他对这个国度对这片土地的至诚热爱, 源于他扎根在深厚
1984年2月29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谈道:\"就我所知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欧洲文化中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东西:艺术家生活.于是,有了一种观念,就是认为艺术家要作为艺术家,必须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它不能还原为一般的规范……这个艺术家生活的主题,在19世纪如此重要,其基础是两条原理.第一个:艺术可以给人一种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体验,一种真实生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