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死刑就能治得了人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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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涉拐案件,其背后的犯罪动机都是牟利。如果拐1人是死,拐100人也是死,既然已经走上了必死之路,你说他是会多拐点还是少拐点?
  一个儿童的失踪,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每一个案例都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痛 。
  当前,全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较为猖獗,受害人及受害家庭数以万计。据民政部估计,目前,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在100万-150万左右。有些地方,买卖儿童几近市场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链。
  拐个孩子很容易
  近日,有不少明星、媒体、警界人士都在转发一个“你是否支持对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判处死刑”的调查,结果自然是支持者占多数,更引发了大量“拐卖儿童哪有不严重的?应该一律判死”的不理性声音。虽然此消息最后被证实系商业炒作,近些年国内对于拐卖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儿童被拐仍无法根除。
  首先,这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有关系:与美国基本不存在因为需要购买“子女”而进行人口拐卖,及日本因为产业发展而需要“购买”人口的情况不同,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延续着“重男轻女”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这使得部分无法生育男婴,或者无法生育的夫妇都产生了因为想要拥有“子女”,而希望通过“拐卖团伙”来购进“子女”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的存在从根本上催生了“拐卖团伙”的产生和壮大。
  另外,拐个孩子很容易助长了儿童被拐气焰。
  彭高峰是湖北潜江人,2007年3月15日,一家三口来到深圳关外公明镇合水口社区,在一家大型的超市门口开了家话吧。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附近一所民办幼儿园,让孩子从小就接受教育。2008年3月25日晚上,和往常一样,孩子上完幼儿园回家,在自家电话超市门前和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转眼彭高峰就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彭高峰丢失儿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另一个来源是贫困的山区,其中有的便是留守儿童。家长监护不力让人贩子有了可趁之机。此外,当地治安环境的不容乐观也让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据了解,人贩子偷了孩子,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卖给想收养孩子但没渠道的人;买卖器官;非法童工(儿童乞丐等)。彭高峰曾接触过人贩子,如果卖给想收养孩子的人,一位女孩几千元,男孩能卖到一万元。公安部陈士渠介绍,在拐入地,通常一个男孩能卖出四五万元,女孩能卖出两三万的高价。不管是几千元还是几万元,人贩子的成本几乎为零,这生意就是暴利。
  拐卖儿童的集团内部分工很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各个环节在相互联系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交易。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介绍自己是外地来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抚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人家送他们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妻子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一条龙”的贩卖儿童产业链,降低了每个参与者的风险。
  那么,是因为对人贩子的判决和惩处力度太轻,或是被判死刑的人贩子太少,导致贩卖儿童现象难以根绝吗?
  按照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罪的量刑标准,起步量刑是五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换言之,在法律上,对人贩子判处死刑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只要是罪大恶极就可以被判处死刑,这与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对于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该判处死刑的呼吁相符。除非说不考虑量刑相符原则,对人贩子“一刀切”的判处死刑,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除了不避讳判死,其重刑率也远高于全部刑事案件均值。
  另外,降低死刑门槛,最大的恶果还不仅仅是违背了刑法的原则,而且会带来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涉拐案件,其背后的犯罪动机都是牟利。如果拐1人是死,拐100人也是死,既然已经走上了必死之路,你说他是会多拐点还是少拐点?
  买个孩子很轻松
  其实,贩卖儿童现象难以根绝,根本原因在于买方市场的巨大,且买个孩子很轻松。在彭高峰扮成买家与人贩子交流时问道:“如果我们买来了孩子要怎么上户口呢?如果警察发现了怎么办,我不想给自己找来什么麻烦。”人贩子答:“警察查到了,死活不要说是买的,要一口咬定是路上捡来的。警察拿你没有办法的。上户口更简单,给计生办交点钱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买了孩子之后,有三种方法可以上户。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
  不仅如此,以前由于刑法对买孩子的行为网开一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等于是在纵容买儿童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很多被解救的被拐儿童,由于找不到亲生父母,在被解救之后还送还给购买儿童的养父母。这等于宣告买小孩无罪,反过来纵容和助长了购买儿童的歪风邪气。
  另一方面,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但考虑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子女行为背后的家庭困难因素,对这类父母的处罚往往也比较轻,达不到震慑作用。
  不过,好消息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近日提請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收买被拐卖儿童,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草案二审稿拟将现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或将一律被追刑责。
  找回孩子很困难
  更悲剧的是,政府在打拐上,有些也出现人力、财力跟不上的情况。据一线民警介绍,人贩子几乎都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大多跨省跨市流窜作案,点多、面广、线长。这既造成了人手上的捉襟见肘,也要面临不小的经济负担,“跨地区救出一个孩子通常得三五万,而一个派出所每年的办公经费只有七八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不妨给社会自治组织放出一个小小的透气口,比如从法律上赋予民间打拐组织以合法身份,减少对它们活动的限制。也要对这些组织减免税收,此前,公益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免税申请成功率不足7%。另外,市民除了通过转发表达自己的态度,更需要发动实实在在的全民参与。而新媒体的加入,让事情更加简单化。
  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公益网站的创始人。她向记者说起新媒体给寻亲带来的变化:一旦有孩子丢失,家长、亲朋好友、媒体、志愿者会马上用微博、微信等方式传播信息。这种传播的速度很快、覆盖面很广,可以对买主、人贩子造成压力。有的孩子已经到买主家里了,买主看到铺天盖地的信息,又把孩子送了回来;有的孩子被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新媒体上迅速传播的信息,孩子在火车站被人认出来,最后得到解救。
  不过,虚假信息致打拐资源遭占用,令张宝艳很是头疼。“宝贝回家”志愿者小杨对记者说,“宝贝回家”网站建有线索组,专门核实那些没有在网站登记、在其他平台转发的信息。有时,也会有热心网友加入“宝贝回家”的接待群,询问一些转发信息的真假。有人打电话或者通过网络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会指导对方先报警,同时上网核对线索的真实性,比对与登记的孩子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张宝艳告诉记者,“有个孩子疑似被拐”的信息出现后被疯狂转发。随后,“宝贝回家”网站的电话被打爆。“宝贝回家”是一个民间公益团体,网站的志愿者都是兼职,他们接听这些电话、回答询问,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假信息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假信息带来的麻烦不仅是社会资源被占用,还会产生“狼来了”效应。“现在,我接到别人转发的寻子信息后都不敢再转发,都要让志愿者核实之后才能转。”张宝艳说,“这给真正需要寻亲的家庭造成了影响,就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宝贝回家”志愿者告诉记者,虚假信息时不时地出现,会让网友对此类信息失去信任,即便看到真实信息也不敢相信,从而导致真实寻亲信息留滞。
  (财新网、凤凰网、腾讯、《法制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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