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西方形而上学自古希腊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萌生于埃利亚的巴门尼德，发展于柏拉图，并完成于亚里士多德。但至欧洲近代，形而上学却产生了认识论上的分歧，突出表现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与重构，即创建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形而上学及其使用立法，以拯救形而上学的危机，这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形而上学；康德；理性；批判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12-02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个阶段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由形而上学的历史嬗变过程我们可以约略看出一些规律来。如果将形而上学比作一个战场，曾经许多的哲学派别在这个战场上厮杀过，曾经许多的哲学家在这个战场上出现过，虽然已偃旗息鼓，战火与硝烟都已消散，可他们的影响却至今犹存，虽不显见，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生存方式，给我们以莫大的启迪。
一、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意为“物理学之后”，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则是它的奠基人。在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安德罗尼柯在编纂和整理他的著作时，把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放在一起，称为《物理学之后》，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形而上学》，也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在这部著作里，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第一哲学”这个概念，“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自然”，也不是“理念型相”，而是“是者”，即他所说的：“有一门研究是者自身以及出于它的本性的属性的科学”[1]，即我们说的形而上学。只有“第一哲学”才是研究“是者”自身及其本质属性的学问。在希腊文里，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的前缀meta-也有超越之意，即超越物理学，超越经验领域到达靠思辨来把握的神圣领域。
二、形而上学的嬗变略影
形而上学最早发端于古希腊，自巴门尼德至黑格尔的2000多年间，形而上学的演变就成为了哲学史演变的主流。
最初，当思辨的希腊人开始他们智慧的思考的时候，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本原”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上。面对茫茫的宇宙，面对昼夜不停变化的这个世界，人们不禁要问，宇宙是怎样生成的？这无数自然万物又是从何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这就是所谓的“本原”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万物无穷变幻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泰勒斯则勇当这“首吃螃蟹者”——提出了哲学史上第一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正因这个命题的提出，他被誉为“哲学之父”，他突破传统的宇宙论而用自然物质本身来说明万物的本原。
而后，在形而上学由“本原”论转向“存在”论的过程中，巴门尼德功不可没。他将“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及万物的始基，并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认为真正的实在就是“存在”，“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并描述了“存在”的一系列特征，没有产生和毁灭，是不变不动无始无终的。他还强调“存在物”只能存在于思想和语言中，“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的这种观点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此后的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的学问就被称为“本体论”或“存在论”，而“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更是奠定了西方哲学中从理性角度探求事物普遍性的思路。
在巴门尼德之后，又一位希腊圣贤苏格拉底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即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2]，所以“可以把两件事情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3]。
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理念”，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柏拉图并通过“分有”和“摹仿”这两种方式来说明理念是如何形成事物的。柏拉图对于“理念”的解释是较为完满的，可他始终没有对事物如何“分有”和“摹仿”理念而作出明确回答，这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对于“理念”论的批判。
被称为“形而上学真正奠基人”的亚里士多德，首次明确了“第一哲学”的地位，即专门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对此，他提出了“范畴”，也就是对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他提出的十个范畴中，“实体”是最主要的，所谓“实体”指的是事物“是其所是”，也就是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本质规定。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想，到黑格尔那里成为了现实。但在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这一问题也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并且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一并导致了形而上学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休谟的哲学中，“经验”和“理性”处于对立的状态，这就又为近代形而上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作为科学知识自身到底有无其普遍必然性？若是有，是如何可能的？
三、康德对形而上学的重构
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新的创建是那一时代哲学思想的缩影，在理论理性论域，经过11年的蛰伏，康德创建了他的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纯粹理性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指责，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分析人类认识何以可能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康德发动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即“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受到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启发，在已往“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种观点走不通的情况下，颠倒了两者的关系，进而提出“对象必须符合知识”的观点，正如康德所说：“前者是理性的理论知识，后者是理性的实践知识。这两者的纯粹部分不管其内容是多还是少，都必定是理性在其中完全先天地规定自己对象的，必须事先单独加以说明的部分，并且不能与那出自别的来源的东西相混淆”[4]，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空空如也，而是具有一些独立于经验并且是经验成立的条件的先天的概念，而我们对于事物的经验都要经过这些先天的概念的整理才能形成我们的知识，这些先天的概念就构成了知识的“先天条件”，正是这些“先天条件”赋予了知识以普遍必然性，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问题——知识何以可能的逻辑条件。
在康德提出其批判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之前，他首先分析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命题，一切真正的即具有严格普遍必然性意义的认识只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既而提出总问题：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何以可能？康德逐次分析了这样四个问题，即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怎样可能的，以及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怎样可能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即他所说：“于是，纯粹思辨理性的这一批判的任务就在于进行那项试验，即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5]，也就是说，这种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源是什么，这也是说明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基础。康德认为，经验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内容，经验可以起到扩大我们知识范围的作用。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康德进而把人类理性的对象分为感性的、理智的和理性的，并分别对应感性，理智和理性三个认识过程。感性认识所产生的结果是感性直观和现象；理智认识又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运用普遍性的范畴来整理直观活动成立的现象；而理性是思维的最高阶段，其所要追求的“物自体”，“灵魂”，“宇宙”，“上帝”在康德看来是绝对的知识。这些论证都构成了康德证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
在这个新的意义上，康德为重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并在形而上学这个方面回答了“我能认识什么”这个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了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及使用范围和所认识的界限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规定，从而为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的基石。康德对于传统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变革与重构，对未来形而上学的构想，以及由此开启的哲学多元化时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借用一种说法，康德不能复活，但康德哲学并没有死去。
在康德的视阙里，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建立形而上学体系，而是要对理性本身进行严格的批判。正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通过这种理性的批判，康德把上帝、灵魂、世界整体之类形而上学虚幻理念统统归结为超验实体，揭示了其凌驾于感性现实之上的不合法地位和虚弱的真相，剥夺了一切超验实体存在理论根据。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超感觉经验的外部实体转向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认识、意志与情感，而研究方法也从理性独断转向先验综合，即从现有经验知识出发，研究人的认识形成的条件、范围与结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认识论哲学，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康德重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为自然立法”，“人是目的”，推动哲学向“人”回归。纵观这场理性的批判革命，令人深思的是，康德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方法，贯彻其中的，仍然是康德的批判精神，但这并不是对理性纯粹化形而上学的回归，而是体现了一种辩证精神的历史超越。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5]（德）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形而上学；康德；理性；批判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12-02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个阶段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由形而上学的历史嬗变过程我们可以约略看出一些规律来。如果将形而上学比作一个战场，曾经许多的哲学派别在这个战场上厮杀过，曾经许多的哲学家在这个战场上出现过，虽然已偃旗息鼓，战火与硝烟都已消散，可他们的影响却至今犹存，虽不显见，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生存方式，给我们以莫大的启迪。
一、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意为“物理学之后”，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则是它的奠基人。在公元前一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安德罗尼柯在编纂和整理他的著作时，把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放在一起，称为《物理学之后》，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形而上学》，也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在这部著作里，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第一哲学”这个概念，“第一哲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自然”，也不是“理念型相”，而是“是者”，即他所说的：“有一门研究是者自身以及出于它的本性的属性的科学”[1]，即我们说的形而上学。只有“第一哲学”才是研究“是者”自身及其本质属性的学问。在希腊文里，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的前缀meta-也有超越之意，即超越物理学，超越经验领域到达靠思辨来把握的神圣领域。
二、形而上学的嬗变略影
形而上学最早发端于古希腊，自巴门尼德至黑格尔的2000多年间，形而上学的演变就成为了哲学史演变的主流。
最初，当思辨的希腊人开始他们智慧的思考的时候，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本原”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上。面对茫茫的宇宙，面对昼夜不停变化的这个世界，人们不禁要问，宇宙是怎样生成的？这无数自然万物又是从何而来？最后又到哪里去？这就是所谓的“本原”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万物无穷变幻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泰勒斯则勇当这“首吃螃蟹者”——提出了哲学史上第一个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正因这个命题的提出，他被誉为“哲学之父”，他突破传统的宇宙论而用自然物质本身来说明万物的本原。
而后，在形而上学由“本原”论转向“存在”论的过程中，巴门尼德功不可没。他将“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及万物的始基，并提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认为真正的实在就是“存在”，“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并描述了“存在”的一系列特征，没有产生和毁灭，是不变不动无始无终的。他还强调“存在物”只能存在于思想和语言中，“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巴门尼德的这种观点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此后的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的学问就被称为“本体论”或“存在论”，而“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更是奠定了西方哲学中从理性角度探求事物普遍性的思路。
在巴门尼德之后，又一位希腊圣贤苏格拉底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做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即提出了“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2]，所以“可以把两件事情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3]。
苏格拉底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理念”，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柏拉图并通过“分有”和“摹仿”这两种方式来说明理念是如何形成事物的。柏拉图对于“理念”的解释是较为完满的，可他始终没有对事物如何“分有”和“摹仿”理念而作出明确回答，这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对于“理念”论的批判。
被称为“形而上学真正奠基人”的亚里士多德，首次明确了“第一哲学”的地位，即专门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对此，他提出了“范畴”，也就是对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即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他提出的十个范畴中，“实体”是最主要的，所谓“实体”指的是事物“是其所是”，也就是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本质规定。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想，到黑格尔那里成为了现实。但在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这一问题也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并且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一并导致了形而上学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在休谟的哲学中，“经验”和“理性”处于对立的状态，这就又为近代形而上学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作为科学知识自身到底有无其普遍必然性？若是有，是如何可能的？
三、康德对形而上学的重构
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新的创建是那一时代哲学思想的缩影，在理论理性论域，经过11年的蛰伏，康德创建了他的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一——《纯粹理性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指责，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分析人类认识何以可能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康德发动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即“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受到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启发，在已往“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种观点走不通的情况下，颠倒了两者的关系，进而提出“对象必须符合知识”的观点，正如康德所说：“前者是理性的理论知识，后者是理性的实践知识。这两者的纯粹部分不管其内容是多还是少，都必定是理性在其中完全先天地规定自己对象的，必须事先单独加以说明的部分，并且不能与那出自别的来源的东西相混淆”[4]，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空空如也，而是具有一些独立于经验并且是经验成立的条件的先天的概念，而我们对于事物的经验都要经过这些先天的概念的整理才能形成我们的知识，这些先天的概念就构成了知识的“先天条件”，正是这些“先天条件”赋予了知识以普遍必然性，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问题——知识何以可能的逻辑条件。
在康德提出其批判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之前，他首先分析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命题，一切真正的即具有严格普遍必然性意义的认识只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既而提出总问题：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何以可能？康德逐次分析了这样四个问题，即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怎样可能的，以及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怎样可能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根本问题，即他所说：“于是，纯粹思辨理性的这一批判的任务就在于进行那项试验，即通过我们按照几何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范例着手一场形而上学的完全革命来改变形而上学迄今的处理方式”[5]，也就是说，这种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源是什么，这也是说明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基础。康德认为，经验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内容，经验可以起到扩大我们知识范围的作用。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康德进而把人类理性的对象分为感性的、理智的和理性的，并分别对应感性，理智和理性三个认识过程。感性认识所产生的结果是感性直观和现象；理智认识又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运用普遍性的范畴来整理直观活动成立的现象；而理性是思维的最高阶段，其所要追求的“物自体”，“灵魂”，“宇宙”，“上帝”在康德看来是绝对的知识。这些论证都构成了康德证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
在这个新的意义上，康德为重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并在形而上学这个方面回答了“我能认识什么”这个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了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及使用范围和所认识的界限范围，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规定，从而为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的基石。康德对于传统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变革与重构，对未来形而上学的构想，以及由此开启的哲学多元化时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借用一种说法，康德不能复活，但康德哲学并没有死去。
在康德的视阙里，哲学的任务不是要建立形而上学体系，而是要对理性本身进行严格的批判。正是站在“人”的立场上，通过这种理性的批判，康德把上帝、灵魂、世界整体之类形而上学虚幻理念统统归结为超验实体，揭示了其凌驾于感性现实之上的不合法地位和虚弱的真相，剥夺了一切超验实体存在理论根据。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超感觉经验的外部实体转向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认识、意志与情感，而研究方法也从理性独断转向先验综合，即从现有经验知识出发，研究人的认识形成的条件、范围与结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认识论哲学，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康德重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人为自然立法”，“人是目的”，推动哲学向“人”回归。纵观这场理性的批判革命，令人深思的是，康德所运用的方法仍然是一种理性的批判方法，贯彻其中的，仍然是康德的批判精神，但这并不是对理性纯粹化形而上学的回归，而是体现了一种辩证精神的历史超越。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3]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5]（德）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