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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1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和经合组织(OECD)秘书长古里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IMF前总裁康德苏与二十国财长、央行行长以及国际经济和货币领域的重要学者齐聚南京，参加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尽管此次会议是非正式的、学术性的，但是，从出席会议的成员规格上和所讨论的会议主题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增长模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从对金融创新滥用问题的全球监管到控制国际收支失衡以避免今后由此引起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治理模式“优化”的渴望。本次大会所提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是一个棘手而又重要的变革方向，因为，当全球进入到信用本位(目前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阶段后，“主导货币”的国家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危机管理的方式再次以本国的经济基本面为基础，而不顾主导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货币锚”的作用，那么，泡沫破灭和“救市”所需要的宽松的货币环境就会给其他国家的财富及其价值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机和愿望在欧美中之间存在着认识上明显的差异。
首先，欧洲是美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灾国，法国总统又是今年G20的轮值主席，当然现在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改变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今天国际贸易结算中的6成货币单位是以美元来结算，全球储备资产也有6成是以美元资产构成的。即使是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元的“强势”却让脆弱的欧元体制喘不过气来。甚至欧洲机构的投资方向在2008年之前也与美国金融创新业务密切相关。再加上危机后的2010年，美国对冲基金又借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的题材，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意在外汇市场中“做空”欧元，从中牟取暴利，这更加让欧洲阵营意识到：若不改变美元霸权地位，那么欧元的成长就会障碍重重，欧洲经济也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其次，中国是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机构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买家之一。所以，我们的存量资产(巨额的外汇储备)随时可能会受到“美国利益至上”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财政部“救市计划”的深度影响，争取“货币的主导权”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加鲜明起来。事实上，很多跟中国一样的东亚制造业国家危机后都在反思：如何才能做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自己能够管理好它。为此，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出于这种大国发展战略的考虑。
第三，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和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它需要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中国的财力支持，但同时它又担心中国竞争力在世界舞台上的渗透。于是，在积极争取让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提升地位(实际上让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的同时，强烈要求中国放弃以汇率和其他“金融”要素市场的价格及其相关“缺乏竞争力的要素市场”的“保护手段”，目的就是想以此削弱中国产业对外的价格竞争力。甚至危机后，美方不少人一直坚持认为：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上，中国也有一半的责任。因为华尔街即使是“巧妇”也必然面临“无米之炊”的挑战——若没有中国源源不断提供“流动性”(所谓中国贸易顺差积累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失衡的言论)那么不可能会造成今天那么大的泡沫和后续那么严重的全球波及效应。
因此，在目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链面前，以SDR作为这场利益较量的切入点，相对其他的改革较为直观，而且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相对能够在全球达成一定的共识(可能事后的结果并非如此)。即使对最敏感的美国，也觉得SDR的体制改革比起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小很多，而且很多美国学者自信短时间内替代美元的有效方案很难全面实施。
即使这样，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在SDR份额上的提高似乎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不过他们却同时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场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完成。虽然SDR体制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但是今天SDR的变革似乎在引导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除了要发挥“储备资产”功能外，还要求作为投资和贸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所需要的“记账功能”(即需要自由变化的定价功能)和“结算功能”，否则，SDR仅仅是发挥“储备资产”功能，那么就没有必要向中国设定进场的先决条件!但欧美决策层明明知道目前SDR机制不可能流通(否则美国不会答应)，却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拖SDR的后腿”。这如果不是“混淆概念”，那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国内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来大力推行，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种“倒逼机制”来推动中国结构调整的加速。因为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日本当年大企业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被倒逼出了国内市场，推动了他们产业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现在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等“负面冲击”，有不少“产业资本”已经转向了投资楼市的金融资本(不单单局限于民营资本)，造成了我们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那时日本国内产业也出现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鲜明特征，但是至少其产业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当年要素价格的剧烈变动而被抹杀。
所以，中国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结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来加快中国国力强盛的步伐，还是要让中国的民众尽快富裕起来以提高他们“抗衡”来自要素市场价格变动对他们财富和就业机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为此，现在任何西方“有条件”的对中国提升世界影响的赞誉之词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建议”，我们都要三思而行!切勿洋洋得意，盲目自信，迷失了方向——“破旧立新”不等于选择“无家可归”!如果我们急于打“破”自己擅长的、传统的产业竞争力，而我们不擅长的、暂时条件不具备的新东西又没有及时“立”起来，那么，在一个看不到改革绩效(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来推动我们“理念上”认为完美无缺的结构调整是不可持续的：东欧90年代初的激进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为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下推进，所以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支持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强化全球一体化监管的呼声，甚至可以配合美国政府修复和规范本国金融体系所做的有利于“货币锚”稳定的努力，以弥补我们自身因“金融体系不成熟”所造成的财富管理能力上的缺陷。
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增长模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从对金融创新滥用问题的全球监管到控制国际收支失衡以避免今后由此引起的流动性泛滥问题，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治理模式“优化”的渴望。本次大会所提到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是一个棘手而又重要的变革方向，因为，当全球进入到信用本位(目前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阶段后，“主导货币”的国家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危机管理的方式再次以本国的经济基本面为基础，而不顾主导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货币锚”的作用，那么，泡沫破灭和“救市”所需要的宽松的货币环境就会给其他国家的财富及其价值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机和愿望在欧美中之间存在着认识上明显的差异。
首先，欧洲是美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灾国，法国总统又是今年G20的轮值主席，当然现在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改变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今天国际贸易结算中的6成货币单位是以美元来结算，全球储备资产也有6成是以美元资产构成的。即使是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元的“强势”却让脆弱的欧元体制喘不过气来。甚至欧洲机构的投资方向在2008年之前也与美国金融创新业务密切相关。再加上危机后的2010年，美国对冲基金又借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的题材，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意在外汇市场中“做空”欧元，从中牟取暴利，这更加让欧洲阵营意识到：若不改变美元霸权地位，那么欧元的成长就会障碍重重，欧洲经济也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其次，中国是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机构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买家之一。所以，我们的存量资产(巨额的外汇储备)随时可能会受到“美国利益至上”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财政部“救市计划”的深度影响，争取“货币的主导权”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加鲜明起来。事实上，很多跟中国一样的东亚制造业国家危机后都在反思：如何才能做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自己能够管理好它。为此，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出于这种大国发展战略的考虑。
第三，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和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它需要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中国的财力支持，但同时它又担心中国竞争力在世界舞台上的渗透。于是，在积极争取让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提升地位(实际上让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的同时，强烈要求中国放弃以汇率和其他“金融”要素市场的价格及其相关“缺乏竞争力的要素市场”的“保护手段”，目的就是想以此削弱中国产业对外的价格竞争力。甚至危机后，美方不少人一直坚持认为：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问题上，中国也有一半的责任。因为华尔街即使是“巧妇”也必然面临“无米之炊”的挑战——若没有中国源源不断提供“流动性”(所谓中国贸易顺差积累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失衡的言论)那么不可能会造成今天那么大的泡沫和后续那么严重的全球波及效应。
因此，在目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链面前，以SDR作为这场利益较量的切入点，相对其他的改革较为直观，而且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相对能够在全球达成一定的共识(可能事后的结果并非如此)。即使对最敏感的美国，也觉得SDR的体制改革比起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小很多，而且很多美国学者自信短时间内替代美元的有效方案很难全面实施。
即使这样，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在SDR份额上的提高似乎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不过他们却同时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进场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完成。虽然SDR体制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但是今天SDR的变革似乎在引导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除了要发挥“储备资产”功能外，还要求作为投资和贸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所需要的“记账功能”(即需要自由变化的定价功能)和“结算功能”，否则，SDR仅仅是发挥“储备资产”功能，那么就没有必要向中国设定进场的先决条件!但欧美决策层明明知道目前SDR机制不可能流通(否则美国不会答应)，却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拖SDR的后腿”。这如果不是“混淆概念”，那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国内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来大力推行，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种“倒逼机制”来推动中国结构调整的加速。因为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日本当年大企业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被倒逼出了国内市场，推动了他们产业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现在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等“负面冲击”，有不少“产业资本”已经转向了投资楼市的金融资本(不单单局限于民营资本)，造成了我们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虽然那时日本国内产业也出现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鲜明特征，但是至少其产业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当年要素价格的剧烈变动而被抹杀。
所以，中国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结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来加快中国国力强盛的步伐，还是要让中国的民众尽快富裕起来以提高他们“抗衡”来自要素市场价格变动对他们财富和就业机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为此，现在任何西方“有条件”的对中国提升世界影响的赞誉之词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建议”，我们都要三思而行!切勿洋洋得意，盲目自信，迷失了方向——“破旧立新”不等于选择“无家可归”!如果我们急于打“破”自己擅长的、传统的产业竞争力，而我们不擅长的、暂时条件不具备的新东西又没有及时“立”起来，那么，在一个看不到改革绩效(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来推动我们“理念上”认为完美无缺的结构调整是不可持续的：东欧90年代初的激进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为在一个没有增长的环境下推进，所以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支持欧洲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强化全球一体化监管的呼声，甚至可以配合美国政府修复和规范本国金融体系所做的有利于“货币锚”稳定的努力，以弥补我们自身因“金融体系不成熟”所造成的财富管理能力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