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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成员在巴黎合影，周恩来（一排左四）、李富春（一排右四）
李富春和周恩来，从旅法勤工俭学时期开始交往、共事，在大革命中和长征路上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经济建设工作。这对革命战友，相知、相交半个世纪，他们相互支持，相互敬重，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法兰西岁月
李富春，1900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春，李富春从长郡中学毕业。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由于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劳动力缺乏，急需从亚洲各地招募工人。从1912年开始，留法运动就在国内迅速开展起来。李富春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
1919年10月31日，19岁的李富春乘法国邮轮“宝勒茄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李富春初到法国，和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一样，是怀着"52学主义”理想的。1920年2月，李富春和李维汉、李林等人共同组建“勤工俭学励进会”（当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李富春到达法国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马赛港，开始了旅欧生活。李富春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远离故土的法国有了人生交集。
1921年6月16日，法国各大报纸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与法国秘密协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等事宜。这个消息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立即与"52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一起联络旅欧的华人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并发表《拒款通告》。6月30日，在法各华人团体组织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的抗议函100多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借款的商谈活动。在这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同志们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这场“拒款”斗争，是李富春与周恩来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点。
在勤工俭学生与当局的多次斗争中，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6月下旬，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1922年6月，旅欧的中国进步青年在巴黎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了配合这项工作，8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理论刊物《少年》月刊。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既担任编辑，又撰写文章。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这里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李富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在这问狭小的公寓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全情投入、忘我工作，“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床上、桌子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菜蔬都吃不上”。据亲历者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半月刊。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以曾琦、李潢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组织青年党，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对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奋笔直书，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同国家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家主义派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本质。
在法兰西的激扬岁月，李富春与周恩来同时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昂扬的斗志、忘我地工作书写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
大革命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东已经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前往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前往广东工作。
1925年8月20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乘坐轮船抵达广州。当时广州全城正在戒严，所有外来的船只都被阻拦在城外。第二天，戒严解除后，李富春和蔡畅才得以上岸进城。原来就在8月20日上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廖仲恺被害事件，使初到广州的李富春在兴奋之余增添了一份忧虑，隐隐感觉到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广州后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下令东征，周恩来因随黄埔军校东征而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由陈延年接替了他的职务，周恩来改任军事部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李富春到广州后，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决定由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是广州国民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6个军。每个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与李富春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此时年僅25岁的李富春还兼任第二军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李富春和蔡畅初到广州，住在离中共广东区委不远的文德东路文德里，周恩来和他的新婚妻子邓颖超也住在这里，李富春到二军工作后才搬到了高第街五号二军司令部附近，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何改造旧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上任后就开始着手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党务工作或宣传工作，并在二军军、师两级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党员。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二军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军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工作成绩十分突出，李富春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 正当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了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正在广州开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赶到时任第二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的住处商讨对付蒋介石进攻的对策。当时李富春的态度十分明确，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致认为，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一军外有5个军长同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根据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更加巩固。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凯歌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日，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李富春是国民党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则重整旗鼓，在他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的领导下，8月1日凌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
长征路上
1934年9月，李富春离开工作3年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到达中共临时中央的驻地瑞金。在这里，红军和中央各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大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未愈，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北的军事要地遵义。红军部队在遵义休整十几天，利用这个“少有的休息机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会上，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将红军失利的原因归咎于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批驳了博古的错误观点。
李富春作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在长征中特别是从湘江战役后一直反思红军存在的问题，认为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出了问题。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尖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修权就在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李富春在中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正确的组织、军事、思想路线。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面临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再次搭档，二人共同肩负起领导红一方面军生存和发展的重任。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当天，周恩来与李富春联名发出指示：“争取洮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而在洮夏战役之前，更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为了执行洮夏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路军，中央再次调整李富春的职务，决定由他到三军团任政委。
在长征中，周恩来“承担着军委的主要责任”，工作非常忙碌，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疲劳，加上营养不良、自然环境恶劣，到达毛儿盖后他就病倒了，连续多日高烧，不能进食。经医生检查，周恩来患有肝炎，已经发展成了肝脓肿，急需排脓。由于缺医少药，只能由战士去附近高山上取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控制炎症发展。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李富春随三军团殿后。周恩来也在这支队伍中，这时他虽然病情略有好转，但身体仍极度虚弱，在平地上行走都很困难。从毛儿盖到班佑需要经过数百里茫茫草地，气候极端恶劣并且变化无常，遍地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为保证周恩来安全通过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三军团指挥员决定为他组织担架队，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李富春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细致，行军路上，他经常随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手脚要轻，并请有关同志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指战员们终于走出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细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得到好转。这是同志战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完美体现。
从东北到中央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到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李富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是东北党、政、军的二把手。
李富春随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援助东北项目的谈判有关。周恩来非常了解和信任李富春，他认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都要深刻;在东北工作时期，李富春领导了东北工业恢复与建设工作，并主持编制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有着领导和管理经验，是党内少数的熟悉现代工业交通、懂经济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周恩来在代表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为便于商定一九320年通商协定中的出入口货单，东北关系最大，除贸易部葉季壮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们认为甚有必要。”
列车一路西行，周恩来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不顾旅途疲劳，紧张地从事谈判的准备工作。1月20日，李富春等随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立即去毛泽东的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22日晚，中苏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这次谈判形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李富春不仅同王稼祥一起协助周恩来参加条约及相关协定的谈判，还在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因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主持中苏贸易谈判。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李富春没有随行，留在莫斯科主持谈判此前中苏谈判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正当李富春在莫斯科负责中苏贸易谈判之时，1950年4月11日，中央决定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贸易协定》，随后，李富春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到东北后，李富春完成交接工作回到中央，为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做准备。
到1952年下半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1953年开始，我国将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1951年就开始了，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編制。周恩来与李富春这对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擘画蓝图。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李富春到莫斯科后和陈云一起协助周恩来与苏联政府会谈，并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联系，通报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在此后的近10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3月10日、11日，李富春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近几个月来中苏双方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商谈的情况。根据商谈情况和我国实际，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分析五年计划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对国家计委、中央财委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周恩来十分重视李富春的这些意见，认为许多意见对改进计划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方进行反复磋商研究后，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取得一致意见，基本具备了签订协定的条件。5月15日，李富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正式签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顺利完成任务。这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的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此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富春继续奋战在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陆续主持编制了“二五”计划、“三五”计划，绘制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完整蓝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1月9日，75岁李富春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弥留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周恩来，他说过：“不知道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恶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周恩来，特别在困难时期。”1月15日，李富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劝说，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的老战友李富春主持追悼会。蔡畅激动而又关切地问周恩来：你怎么还是来了？与李富春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周恩来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病得再厉害，也要来。我们是五十年的老战友了！”
（责任编辑：聂红琴）
李富春和周恩来，从旅法勤工俭学时期开始交往、共事，在大革命中和长征路上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经济建设工作。这对革命战友，相知、相交半个世纪，他们相互支持，相互敬重，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法兰西岁月
李富春，1900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春，李富春从长郡中学毕业。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由于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劳动力缺乏，急需从亚洲各地招募工人。从1912年开始，留法运动就在国内迅速开展起来。李富春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
1919年10月31日，19岁的李富春乘法国邮轮“宝勒茄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李富春初到法国，和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一样，是怀着"52学主义”理想的。1920年2月，李富春和李维汉、李林等人共同组建“勤工俭学励进会”（当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李富春到达法国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马赛港，开始了旅欧生活。李富春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远离故土的法国有了人生交集。
1921年6月16日，法国各大报纸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与法国秘密协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等事宜。这个消息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立即与"52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一起联络旅欧的华人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并发表《拒款通告》。6月30日，在法各华人团体组织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的抗议函100多封。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借款的商谈活动。在这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同志们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这场“拒款”斗争，是李富春与周恩来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点。
在勤工俭学生与当局的多次斗争中，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6月下旬，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1922年6月，旅欧的中国进步青年在巴黎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为了配合这项工作，8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理论刊物《少年》月刊。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既担任编辑，又撰写文章。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这里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李富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在这问狭小的公寓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全情投入、忘我工作，“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床上、桌子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菜蔬都吃不上”。据亲历者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半月刊。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以曾琦、李潢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组织青年党，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对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奋笔直书，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同国家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家主义派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本质。
在法兰西的激扬岁月，李富春与周恩来同时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昂扬的斗志、忘我地工作书写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
大革命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东已经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前往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前往广东工作。
1925年8月20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乘坐轮船抵达广州。当时广州全城正在戒严，所有外来的船只都被阻拦在城外。第二天，戒严解除后，李富春和蔡畅才得以上岸进城。原来就在8月20日上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廖仲恺被害事件，使初到广州的李富春在兴奋之余增添了一份忧虑，隐隐感觉到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广州后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下令东征，周恩来因随黄埔军校东征而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由陈延年接替了他的职务，周恩来改任军事部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李富春到广州后，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决定由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是广州国民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6个军。每个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与李富春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此时年僅25岁的李富春还兼任第二军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李富春和蔡畅初到广州，住在离中共广东区委不远的文德东路文德里，周恩来和他的新婚妻子邓颖超也住在这里，李富春到二军工作后才搬到了高第街五号二军司令部附近，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何改造旧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上任后就开始着手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党务工作或宣传工作，并在二军军、师两级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党员。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二军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军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工作成绩十分突出，李富春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 正当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了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和正在广州开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赶到时任第二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的住处商讨对付蒋介石进攻的对策。当时李富春的态度十分明确，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致认为，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一军外有5个军长同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根据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更加巩固。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凯歌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日，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李富春是国民党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则重整旗鼓，在他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的领导下，8月1日凌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
长征路上
1934年9月，李富春离开工作3年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到达中共临时中央的驻地瑞金。在这里，红军和中央各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大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未愈，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北的军事要地遵义。红军部队在遵义休整十几天，利用这个“少有的休息机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会上，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将红军失利的原因归咎于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批驳了博古的错误观点。
李富春作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在长征中特别是从湘江战役后一直反思红军存在的问题，认为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出了问题。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尖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修权就在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李富春在中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正确的组织、军事、思想路线。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面临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再次搭档，二人共同肩负起领导红一方面军生存和发展的重任。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当天，周恩来与李富春联名发出指示：“争取洮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而在洮夏战役之前，更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为了执行洮夏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路军，中央再次调整李富春的职务，决定由他到三军团任政委。
在长征中，周恩来“承担着军委的主要责任”，工作非常忙碌，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疲劳，加上营养不良、自然环境恶劣，到达毛儿盖后他就病倒了，连续多日高烧，不能进食。经医生检查，周恩来患有肝炎，已经发展成了肝脓肿，急需排脓。由于缺医少药，只能由战士去附近高山上取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控制炎症发展。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李富春随三军团殿后。周恩来也在这支队伍中，这时他虽然病情略有好转，但身体仍极度虚弱，在平地上行走都很困难。从毛儿盖到班佑需要经过数百里茫茫草地，气候极端恶劣并且变化无常，遍地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为保证周恩来安全通过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三军团指挥员决定为他组织担架队，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李富春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细致，行军路上，他经常随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手脚要轻，并请有关同志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指战员们终于走出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细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得到好转。这是同志战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完美体现。
从东北到中央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到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李富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是东北党、政、军的二把手。
李富春随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援助东北项目的谈判有关。周恩来非常了解和信任李富春，他认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都要深刻;在东北工作时期，李富春领导了东北工业恢复与建设工作，并主持编制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有着领导和管理经验，是党内少数的熟悉现代工业交通、懂经济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周恩来在代表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为便于商定一九320年通商协定中的出入口货单，东北关系最大，除贸易部葉季壮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们认为甚有必要。”
列车一路西行，周恩来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不顾旅途疲劳，紧张地从事谈判的准备工作。1月20日，李富春等随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立即去毛泽东的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22日晚，中苏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这次谈判形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李富春不仅同王稼祥一起协助周恩来参加条约及相关协定的谈判，还在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因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主持中苏贸易谈判。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李富春没有随行，留在莫斯科主持谈判此前中苏谈判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正当李富春在莫斯科负责中苏贸易谈判之时，1950年4月11日，中央决定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贸易协定》，随后，李富春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到东北后，李富春完成交接工作回到中央，为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做准备。
到1952年下半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1953年开始，我国将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1951年就开始了，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編制。周恩来与李富春这对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擘画蓝图。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李富春到莫斯科后和陈云一起协助周恩来与苏联政府会谈，并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联系，通报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在此后的近10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3月10日、11日，李富春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近几个月来中苏双方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商谈的情况。根据商谈情况和我国实际，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分析五年计划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对国家计委、中央财委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周恩来十分重视李富春的这些意见，认为许多意见对改进计划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方进行反复磋商研究后，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取得一致意见，基本具备了签订协定的条件。5月15日，李富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正式签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顺利完成任务。这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的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此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富春继续奋战在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陆续主持编制了“二五”计划、“三五”计划，绘制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完整蓝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1月9日，75岁李富春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弥留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周恩来，他说过：“不知道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恶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周恩来，特别在困难时期。”1月15日，李富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劝说，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的老战友李富春主持追悼会。蔡畅激动而又关切地问周恩来：你怎么还是来了？与李富春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周恩来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病得再厉害，也要来。我们是五十年的老战友了！”
（责任编辑：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