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山与黄道都是江西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是赣西南和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先驱。他们也都是新四军的创造者和早期领导人，共同为创建新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协助项英、陈毅进行南方游击队的下山集中和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按照党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在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也设在南昌。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军分会委员；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东南分局委员；黄道任军分会委员。1938年1月6日。曾山和项英等到达南昌，住三眼井一号原张勋公馆。10日晚，黄道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一同来到南昌，受到项英、陈毅、曾山的热情欢迎。经项英等三人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增补黄道为东南分局委员，留在南昌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归东南分局领导，东南分局对外不公开，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掩护。合在一起办公。当时，曾山兼任东南分局组织部长，黄道兼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都在一栋楼房上班。
为了尽快组建新四军，东南分局决定项英和曾山去湘赣边和赣粤边游击区、陈毅去皖赣边游击区、黄道和张云逸去闽北游击区、张云逸去福建其他游击区、赖传珠去湘鄂赣游击区开展工作。1月16日，曾山和项英从南昌出发，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去湘赣边莲花垄上和赣粤边的大余池江，代表党中央看望和慰问了这两个游击区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过了三年野人般生活的游击战士们，并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以后的新形势和党的新任务，动员他们下山改编。由于曾山是本地人，威望高，项英是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在赣粤边坚持领导游击斗争，游击队员们信得过，这两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比较顺利。他们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支队长。同时，赣粤边特委改称赣南特委，杨尚奎任赣南特委书记：湘赣l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湘赣特委书记。另留下一部分同志做地方工作，并在池江、吉安成立了通讯处。尔后，曾山和项英一起，直接带领赣粤边的700多名游击健儿下山，从赣州乘船经万安、吉安、樟树等地，到达南昌。
项英、曾山一回到南昌。就有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派代表龙跃、余龙贵前来汇报。项英立即委托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去浙南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负责指导部队改编。2月28日，曾山随同龙跃、余龙贵从南昌出发，日夜兼程，赶往浙江平阳三门街。曾山向刘英、粟裕和闽浙边游击区的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对他们在蒋介石统治心腹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曾山在大会上说：“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就曾经看到《真理报》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胜利消息。你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给了浙江省的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吸引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其中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省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最后，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宣布：刘英任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留下来坚持斗争：粟裕率领闽浙边红军游击队500余人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粟裕任副司令员。
2月2日，黄道和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从南昌出发，赴江西铅山县石塘镇，指导闽北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团的工作，并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作出安排。9日，他们抵达石塘镇，受到闽北游击队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此前。根据大洲谈判协议，战斗在闽北游击区各地的游击队陆续来到石塘镇集中。共有700多人，其中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有200人。
根据闽赣省委决定，黄道亲自给他们颁发一枚银质“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以表彰他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业绩。黄道、张云逸首先和闽赣省委的负责同志见了面，部署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当天，在石塘小学举行了第五团营以上干部就职仪式。会议由张云逸主持。黄道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命令宣布后，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域的决议》。黄道还代表闽赣省委对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作了系统总结。他指出：“我们的胜利是闽北全体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2月25日，第五团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在石塘河滩上举行。大会结束后，黄道和自己带了多年的部队依依惜别，然后赶回南昌。行前，黄道宣布东南分局决定，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留下一部分自卫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张云逸则继续在福建，奔赴闽东、闽中和闽西游击区指导部队改编。
新四军的组建比长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更为艰难。它是在队伍分散、交通不便、联络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思想工作要更细致，组织安排要更合理，工作部署要更周密，但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这是一个奇迹。曾山、黄道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亲自指导了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曾山、黄道留在南昌。
根据党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曾山、黄道在江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倾心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并在这些团体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平、津、沪、宁沦陷后，许多爱国人士、知识青年和难民流入南昌。南昌城里人声鼎沸，抗日高潮骤然而起。曾山和黄道等因势利导，通过各种途径，把各界人士和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几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宣慰工作团”“平津沪学生流亡团”“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青年抗战后援会”和“南昌农民工作团”等。其中，“江西青年服务团”是黄道利用第三党人士王枕心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私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国民党当局承认的一个较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该团有1000多人，编为11个大队。熊式辉兼总团长，王枕心任总干事，黄道派夏征农到总团部负责宣传工作。黄道向他们作形势报告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陈毅向他们作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曾山在青年服务团设立了中共临时总支，指定余听任书记。各大队均有共产党员，有5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青年服务团以大队为单位，分派到南昌、武宁、九江、景德镇、上饶、吉安、南城、宜春、赣州、宁都等10个地区、36个县，采用话剧、街头剧、演讲、歌咏、壁报、漫画等多种形式，深入各地农村、工厂进行宣传，把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南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许多外省青年。他们把南昌看做“南方的延安”，纷纷前来。黄道和他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正确分析形势。提高革命觉悟。在一年多时间里，办事处先后选送了1000多人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许多同志，都是由办事处介绍进去的。办事处还为新四军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得到前方将士好评。
1938年8月，即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后两个多月，黄道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由大众文化社出版发行。该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闽赣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精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指导游击战争，有着重要意义。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
曾山、黄道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协调党派关系。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他们甚至派地下党员去做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的工作。他们利用公开身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合法斗争，取得显著成效。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不久，曾山、黄道就用办事处的名义，在励志社(今滨江宾馆)宴请国民党在赣高层人士和各党派负责人。曾山代表东南分局阐述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他指出：“大敌当前，国民党、共产党和各党派之间应捐弃前嫌，消除成见，以救亡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曾山指示黄道要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江西省保安处保持联系，凡是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均派人代表新四军参加。黄道在江西省保安处发展了秘密党员。当时蒋经国在南昌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办事处派共产党员利用关系去推动他抗日。蒋经国调任赣州专员后，曾山多次指示赣州市委：“一定要做好对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他的积极性，帮助他做出成绩。只要对抗战有利。有一点成绩就肯定一点。”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日军进入江西，九江、南昌危急。7月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举行招待会，邀请国民党元老和各界知名人士30余人出席。黄道在主持会议时说：“处此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必须捐弃前嫌，进一步紧密团结，消除隔阂，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曾山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散发了由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的文章。文章长达6000字。文中痛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错误滥调，批评了“恐日病”和悲观失望情绪，号召发扬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第一个发言，“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及熊育锡、彭程万、程时奎、许德珩、王枕心等也先后发言，称赞中共保卫江西意见很好。要求江西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保卫江西大计。
积极开展党务工作
东南分局“其党务工作，主要由曾山管理，项英负指导责任”。东南分局的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并同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有工作关系。黄道积极协助曾山在江西地区进行党务工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江西党组织曾经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曾山与黄道一道着力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他们抽调一部分能力比较强的同志来整顿各地党组织，加紧干部教育。东南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发了关于猛烈发展党员的《指示信》。指示各级党委要大胆地积极地发展新党员，不应限于过去的老区域，而主要是向城市及一切没有组织的地方。将一切工农群众积极分子和抗敌救国中青年运动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曾山亲自领导了组建南昌市委和江西省委的工作。1938年2月，中共南昌市临时委员会成立，曾山兼任市委书记。8月，江西省委成立，曾山兼任书记，涂正坤为副书记(后牺牲)。东南地区恢复重建了江西、福建、浙江3个省委、13个特委及南昌市委，党员达到22000多人。黄道在南昌情况熟悉，他帮助南昌市委在各抗日救亡团体、工厂、农村、学校以至国民党的抗日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使南昌市委所属党员由100人发展到近400人，并成立了20多个党支部。黄道因与丰城县县长、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李林私交很好，便委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丰城建立工委，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曾山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省委书记由黄道代理。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中原局书记为刘少奇，东南局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副军长项英(右二)、
参谋长张云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涛(右五)在八路军
办事处留影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曾山。曾山在会上汇报了东南分局的工作，对江西的工作谈得尤为详细。会议结束后，曾山带领中央组织部派到新四军工作的20多名老干部经西安南下。1939年1月，曾山回到南昌。他立即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后到广西桂林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陪同周恩来在江西、浙江和皖南巡视工作。2月19日，周恩来来到吉安，曾山向周恩来全面汇报了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实际上是代表东南局向南方局移交江西党组织的工作。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江西省委划归南方局领导，赣东划给福建省委，赣北由东南局直接领导。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指示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
3月17日。日本侵略军向南昌发动进攻。国民党当局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企图使我办事处落入日军之手。幸而因得到在保安处的地下党员的密报，曾山、黄道才得以指挥东南局、省委及办事处的人员分吉安、上饶两路撤退，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损失。
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迁往上饶，黄道调新四军军部工作。此时，恰遇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江视察。4月1日，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周恩来。黄道调驻赣办事处两部汽车、一个警卫排护卫周恩来人住金华江南旅社，保证了周恩来的安全，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破坏。他还精心安排周恩来在金华接见闽浙赣三省的省委书记。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部署三省党的工作。6日，黄道又陪同周恩来到江西上饶、吉安。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江西樟树告别。周恩来西行，赴湖南衡山视察再返广西桂林；黄道东行，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不料，黄道途经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时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5月23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害死了时年39岁的黄道。
革命情谊延续到关怀下一代
黄道牺牲后，东南局、新四军军部及项英、陈毅、曾山等，都极为震惊和悲痛。1939年5月25日，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指出：“他的死，不但是党的损失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号召“东南党的同志，在前线在后方更加忠勇地奋斗而完成黄同志未竟之功”。“学习黄道同志一贯来忠实党的利益的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在赣东北、闽浙边开追悼会，派曾镜冰代表东南局慰问其家属。中共福建省委也发出关于举行黄道同志的追悼会及报告会的通知。并“建议东南局责成赣东北及闽浙边的党选择适地建立纪念方志敏及黄同志的纪念碑”。陈毅当即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作了高度评价，称赞黄道是“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江西人民革命领袖，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项英对黄道之死作了详尽指示，曾山对黄道后事作了具体安排。东南局派出曾镜冰、陈丕显代表东南局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在河口。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由于国民党方面扬言。不许黄道遗体在江西安葬，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闽北老区人民要求，决定将黄道遗体安葬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长涧源的群众自愿献出保存多年的寿材，并把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给黄道作为安葬之所。中共福建省委在长涧源为黄道烈士设立灵堂，东南分局代表陈丕显，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领导曾镜冰、王文波等参加守灵。
一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黄道的老战友、新四军驻平江办事处主任涂正坤等6人被杀害。
曾山对烈士的后代异常关心。黄道牺牲时。长子黄知真、次子黄知机已在新四军服务。有一天，曾山把在教导队学习的黄知机、涂正坤烈士的女儿涂风英找来。对他们进行慰问。曾山说：“你们的父亲为党为人民牺牲了，你们要好好学习，继承父志，为抗战胜利努力工作。”为使黄道幼子黄知深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曾山交待陈丕显：“追悼会后，把知深带到新四军来。”这样，年仅9岁的黄知深被接到皖南，进入新四军教导队青年队，成为教导队中最小的一名学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曾山担心黄道儿子的安全，决定把黄知机送到江苏，把黄知深送回福建。知深年幼，常到曾山家里玩，与曾山夫妇感情很深，表示不愿意去福建。曾山耐心地对知深说：“现在形势紧张，你祖母在福建。你父亲有许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福建，那里的群众条件好，你回福建安全。”曾山为黄知深做了两套新衣服，派罗华丰把他送到了福建，在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打游击。黄知机、黄知深兄弟后来每谈及此事，感慨尤深。他们说：“我们三兄弟都是在曾山同志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由此可见，曾山与黄道的革命情谊。已不限于老一辈，而是延续到关怀下一代。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协助项英、陈毅进行南方游击队的下山集中和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按照党中央部署，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在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也设在南昌。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军分会委员；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东南分局委员；黄道任军分会委员。1938年1月6日。曾山和项英等到达南昌，住三眼井一号原张勋公馆。10日晚，黄道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一同来到南昌，受到项英、陈毅、曾山的热情欢迎。经项英等三人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增补黄道为东南分局委员，留在南昌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归东南分局领导，东南分局对外不公开，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掩护。合在一起办公。当时，曾山兼任东南分局组织部长，黄道兼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长，都在一栋楼房上班。
为了尽快组建新四军，东南分局决定项英和曾山去湘赣边和赣粤边游击区、陈毅去皖赣边游击区、黄道和张云逸去闽北游击区、张云逸去福建其他游击区、赖传珠去湘鄂赣游击区开展工作。1月16日，曾山和项英从南昌出发，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去湘赣边莲花垄上和赣粤边的大余池江，代表党中央看望和慰问了这两个游击区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过了三年野人般生活的游击战士们，并向他们宣传国共合作以后的新形势和党的新任务，动员他们下山改编。由于曾山是本地人，威望高，项英是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在赣粤边坚持领导游击斗争，游击队员们信得过，这两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比较顺利。他们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支队长。同时，赣粤边特委改称赣南特委，杨尚奎任赣南特委书记：湘赣l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湘赣特委书记。另留下一部分同志做地方工作，并在池江、吉安成立了通讯处。尔后，曾山和项英一起，直接带领赣粤边的700多名游击健儿下山，从赣州乘船经万安、吉安、樟树等地，到达南昌。
项英、曾山一回到南昌。就有闽浙边红军游击队派代表龙跃、余龙贵前来汇报。项英立即委托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去浙南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负责指导部队改编。2月28日，曾山随同龙跃、余龙贵从南昌出发，日夜兼程，赶往浙江平阳三门街。曾山向刘英、粟裕和闽浙边游击区的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转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对他们在蒋介石统治心腹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曾山在大会上说：“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就曾经看到《真理报》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胜利消息。你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给了浙江省的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吸引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其中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省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最后，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宣布：刘英任浙江临时省委书记，留下来坚持斗争：粟裕率领闽浙边红军游击队500余人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粟裕任副司令员。
2月2日，黄道和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从南昌出发，赴江西铅山县石塘镇，指导闽北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团的工作，并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作出安排。9日，他们抵达石塘镇，受到闽北游击队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此前。根据大洲谈判协议，战斗在闽北游击区各地的游击队陆续来到石塘镇集中。共有700多人，其中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有200人。
根据闽赣省委决定，黄道亲自给他们颁发一枚银质“闽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以表彰他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业绩。黄道、张云逸首先和闽赣省委的负责同志见了面，部署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当天，在石塘小学举行了第五团营以上干部就职仪式。会议由张云逸主持。黄道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命令宣布后，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域的决议》。黄道还代表闽赣省委对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作了系统总结。他指出：“我们的胜利是闽北全体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2月25日，第五团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在石塘河滩上举行。大会结束后，黄道和自己带了多年的部队依依惜别，然后赶回南昌。行前，黄道宣布东南分局决定，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留下一部分自卫武装，就地坚持斗争。张云逸则继续在福建，奔赴闽东、闽中和闽西游击区指导部队改编。
新四军的组建比长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更为艰难。它是在队伍分散、交通不便、联络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思想工作要更细致，组织安排要更合理，工作部署要更周密，但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这是一个奇迹。曾山、黄道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亲自指导了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曾山、黄道留在南昌。
根据党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曾山、黄道在江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倾心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并在这些团体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的力量。平、津、沪、宁沦陷后，许多爱国人士、知识青年和难民流入南昌。南昌城里人声鼎沸，抗日高潮骤然而起。曾山和黄道等因势利导，通过各种途径，把各界人士和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几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宣慰工作团”“平津沪学生流亡团”“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巡回工作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青年抗战后援会”和“南昌农民工作团”等。其中，“江西青年服务团”是黄道利用第三党人士王枕心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私人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国民党当局承认的一个较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该团有1000多人，编为11个大队。熊式辉兼总团长，王枕心任总干事，黄道派夏征农到总团部负责宣传工作。黄道向他们作形势报告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陈毅向他们作关于游击战争的报告。曾山在青年服务团设立了中共临时总支，指定余听任书记。各大队均有共产党员，有5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青年服务团以大队为单位，分派到南昌、武宁、九江、景德镇、上饶、吉安、南城、宜春、赣州、宁都等10个地区、36个县，采用话剧、街头剧、演讲、歌咏、壁报、漫画等多种形式，深入各地农村、工厂进行宣传，把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南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吸引了许多外省青年。他们把南昌看做“南方的延安”，纷纷前来。黄道和他们促膝谈心，引导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正确分析形势。提高革命觉悟。在一年多时间里，办事处先后选送了1000多人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许多同志，都是由办事处介绍进去的。办事处还为新四军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得到前方将士好评。
1938年8月，即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后两个多月，黄道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由大众文化社出版发行。该书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总结了闽赣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精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指导游击战争，有着重要意义。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
曾山、黄道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协调党派关系。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各界人士和名流学者。他们甚至派地下党员去做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的工作。他们利用公开身份，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合法斗争，取得显著成效。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不久，曾山、黄道就用办事处的名义，在励志社(今滨江宾馆)宴请国民党在赣高层人士和各党派负责人。曾山代表东南分局阐述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他指出：“大敌当前，国民党、共产党和各党派之间应捐弃前嫌，消除成见，以救亡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曾山指示黄道要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江西省保安处保持联系，凡是他们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均派人代表新四军参加。黄道在江西省保安处发展了秘密党员。当时蒋经国在南昌任江西保安处副处长，办事处派共产党员利用关系去推动他抗日。蒋经国调任赣州专员后，曾山多次指示赣州市委：“一定要做好对蒋经国的统一战线工作，调动他的积极性，帮助他做出成绩。只要对抗战有利。有一点成绩就肯定一点。”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守，日军进入江西，九江、南昌危急。7月间，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举行招待会，邀请国民党元老和各界知名人士30余人出席。黄道在主持会议时说：“处此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必须捐弃前嫌，进一步紧密团结，消除隔阂，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曾山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散发了由曾山、黄道、涂振农署名的《我们对于保卫江西的意见》的文章。文章长达6000字。文中痛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错误滥调，批评了“恐日病”和悲观失望情绪，号召发扬民族正气，尽“一切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江西”。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第一个发言，“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及熊育锡、彭程万、程时奎、许德珩、王枕心等也先后发言，称赞中共保卫江西意见很好。要求江西党政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共商保卫江西大计。
积极开展党务工作
东南分局“其党务工作，主要由曾山管理，项英负指导责任”。东南分局的管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两省及福建、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并同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有工作关系。黄道积极协助曾山在江西地区进行党务工作。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江西党组织曾经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曾山与黄道一道着力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他们抽调一部分能力比较强的同志来整顿各地党组织，加紧干部教育。东南分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发了关于猛烈发展党员的《指示信》。指示各级党委要大胆地积极地发展新党员，不应限于过去的老区域，而主要是向城市及一切没有组织的地方。将一切工农群众积极分子和抗敌救国中青年运动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曾山亲自领导了组建南昌市委和江西省委的工作。1938年2月，中共南昌市临时委员会成立，曾山兼任市委书记。8月，江西省委成立，曾山兼任书记，涂正坤为副书记(后牺牲)。东南地区恢复重建了江西、福建、浙江3个省委、13个特委及南昌市委，党员达到22000多人。黄道在南昌情况熟悉，他帮助南昌市委在各抗日救亡团体、工厂、农村、学校以至国民党的抗日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使南昌市委所属党员由100人发展到近400人，并成立了20多个党支部。黄道因与丰城县县长、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李林私交很好，便委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到丰城建立工委，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不久，曾山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省委书记由黄道代理。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中原局书记为刘少奇，东南局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副军长项英(右二)、
参谋长张云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涛(右五)在八路军
办事处留影书记为项英、副书记为曾山。曾山在会上汇报了东南分局的工作，对江西的工作谈得尤为详细。会议结束后，曾山带领中央组织部派到新四军工作的20多名老干部经西安南下。1939年1月，曾山回到南昌。他立即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后到广西桂林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并陪同周恩来在江西、浙江和皖南巡视工作。2月19日，周恩来来到吉安，曾山向周恩来全面汇报了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实际上是代表东南局向南方局移交江西党组织的工作。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江西省委划归南方局领导，赣东划给福建省委，赣北由东南局直接领导。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指示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
3月17日。日本侵略军向南昌发动进攻。国民党当局撤退时，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企图使我办事处落入日军之手。幸而因得到在保安处的地下党员的密报，曾山、黄道才得以指挥东南局、省委及办事处的人员分吉安、上饶两路撤退，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损失。
4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迁往上饶，黄道调新四军军部工作。此时，恰遇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浙江视察。4月1日，黄道与曾山在浙江金华迎接周恩来。黄道调驻赣办事处两部汽车、一个警卫排护卫周恩来人住金华江南旅社，保证了周恩来的安全，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破坏。他还精心安排周恩来在金华接见闽浙赣三省的省委书记。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部署三省党的工作。6日，黄道又陪同周恩来到江西上饶、吉安。18日，黄道与周恩来在江西樟树告别。周恩来西行，赴湖南衡山视察再返广西桂林；黄道东行，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报到。不料，黄道途经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时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5月23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黄道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趁机给黄道注射了毒药针，害死了时年39岁的黄道。
革命情谊延续到关怀下一代
黄道牺牲后，东南局、新四军军部及项英、陈毅、曾山等，都极为震惊和悲痛。1939年5月25日，东南局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指出：“他的死，不但是党的损失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损失”，号召“东南党的同志，在前线在后方更加忠勇地奋斗而完成黄同志未竟之功”。“学习黄道同志一贯来忠实党的利益的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在赣东北、闽浙边开追悼会，派曾镜冰代表东南局慰问其家属。中共福建省委也发出关于举行黄道同志的追悼会及报告会的通知。并“建议东南局责成赣东北及闽浙边的党选择适地建立纪念方志敏及黄同志的纪念碑”。陈毅当即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对黄道一生的革命业绩作了高度评价，称赞黄道是“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江西人民革命领袖，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项英对黄道之死作了详尽指示，曾山对黄道后事作了具体安排。东南局派出曾镜冰、陈丕显代表东南局慰问黄道亲属和主持悼念活动。在河口。广大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前来参加吊唁和追悼会。由于国民党方面扬言。不许黄道遗体在江西安葬，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闽北老区人民要求，决定将黄道遗体安葬在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长涧源的群众自愿献出保存多年的寿材，并把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给黄道作为安葬之所。中共福建省委在长涧源为黄道烈士设立灵堂，东南分局代表陈丕显，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领导曾镜冰、王文波等参加守灵。
一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手制造了“平江惨案”。黄道的老战友、新四军驻平江办事处主任涂正坤等6人被杀害。
曾山对烈士的后代异常关心。黄道牺牲时。长子黄知真、次子黄知机已在新四军服务。有一天，曾山把在教导队学习的黄知机、涂正坤烈士的女儿涂风英找来。对他们进行慰问。曾山说：“你们的父亲为党为人民牺牲了，你们要好好学习，继承父志，为抗战胜利努力工作。”为使黄道幼子黄知深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曾山交待陈丕显：“追悼会后，把知深带到新四军来。”这样，年仅9岁的黄知深被接到皖南，进入新四军教导队青年队，成为教导队中最小的一名学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前，曾山担心黄道儿子的安全，决定把黄知机送到江苏，把黄知深送回福建。知深年幼，常到曾山家里玩，与曾山夫妇感情很深，表示不愿意去福建。曾山耐心地对知深说：“现在形势紧张，你祖母在福建。你父亲有许多老部下、老战友在福建，那里的群众条件好，你回福建安全。”曾山为黄知深做了两套新衣服，派罗华丰把他送到了福建，在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打游击。黄知机、黄知深兄弟后来每谈及此事，感慨尤深。他们说：“我们三兄弟都是在曾山同志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由此可见，曾山与黄道的革命情谊。已不限于老一辈，而是延续到关怀下一代。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