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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古籍修复，学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凝神静气的心境。在古籍修复师对修书一招一式的考究中，可以看出这门技艺近乎苛刻的要求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有一座有7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古建筑式样的楼群，其主楼文津楼的设计模仿故宫太和殿，庑顶上绿琉璃剪边，与一“海”之隔的北海白塔遥相呼应。
与北海的热闹扰攘相比，此处的馆院要清静得多。在院内行走，可以见到一些来自圆明园的流散旧物：一对蟠龙华表、一对石狮、乾隆御笔石碑及文渊阁四库全书石碑等，四处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里就是原北京图书馆的旧址，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所在地。
负责修复全馆善本图书的文献修复组，也在此处。而那些负责修复的人员，被称为古籍修复师。这一职业虽然从业人员稀少，但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官方记载显示，唐代宫廷里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人员。
1909年国家图书馆（那时称京师图书馆）建馆时，专门负责修复古籍的只有一两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重视古籍的保护，在各大图书馆内增加了古籍修复人员的编制。2001年，国图善本特藏修复组（也就是现在的文献修复组）成立，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人参与修复工作。这是目前国内最正式、规模最大的古籍修复单位，国内其他图书馆大多没有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或者只有寥寥一两人。
文献修复组的工作室在文津楼的旁边，穿过一条古色的狭长过道才能抵达。还未推开工作室的大门，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特殊气味。古籍修复师朱振彬说，这大概是糨糊和古书混合的味道。
60多平米的工作室里，紧凑地摆着十几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位古籍修复师。办公桌上总是配置着电脑、带折叠杆的放大镜和照明灯，有的还配备纸张分析仪器、显微镜等。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除了专门修复的工具外，还放着一摞用来培训学员的样书和几本关于古籍修复的资料书，他最近在读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朱振彬告诉《方圆》记者，早在1980年，他还是18岁小伙子时，就来到国图古籍馆，师从“国手”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算起来至今已30多年。这门技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要心灵手巧、个性平和，还需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了解各个时期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
据朱振彬介绍，一个成熟的古籍修复师，必须具备根据古籍破损的程度、装帧形式和风格、纸张类型等特质来判断和选定修补对策的能力。朱振彬拿出上个星期刚修完的一本民国时期的冯友兰手稿《新理学答问》，对记者举例说：“这是今年新入藏的善本，我拿过来一看，发现这善本的纸张不是特别好，用的是机器制造的毛边纸，这种材质的纸张韧性差，也不好保存，再加上虫蛀、鼠咬的破坏，我想了想对策，决定用‘挖镶’的方法修补它。”
说着，朱振彬拿来一张瓷青纸作为拓片，用两层比拓片大的宣纸作为面纸，将拓片在面纸上固定，沿拓片四周裁切，再将拓片下面覆盖的面纸拿掉，拓片和裁好的面纸一起黏贴在事先托好的裱纸上。“这才是完成了一张。”记者看了一下时间，完成这一张需要用时十几分钟。“所以这是慢活细工。”朱振彬说。
选用怎样的装帧形式凭借的是经验和头脑，而修补破损的书页则需要十足的耐心。经过了天灾烽燹、虫蛀鼠咬的古书或缺失或焦脆或絮化或断裂，千疮百孔都不足以形容其残破，在这种情形下去修复，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
以修复《本草纲目》为例，一位工作人员在案头准备好一支毛笔、一碗调清的糨糊水、一个鬃毛刷子、一个喷壶。她需要娴熟地拿起塑料喷壶，在纸张边缘卷起处喷上水，待纸微潮，用事先选好的相同颜色的纸张补上，“如果找不到相同颜色的纸，还要亲自去做染色处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补纸补上破洞处后，还需要用镊子将补纸和原书页相交之外的纸张撕掉，二者粘合处仅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为的是保持原有纸张的厚度。”
所谓“不遇良工，宁存旧物”。朱振彬说：“古籍修复的原则是‘整旧如旧’。如果破洞的地方原来有字，后来缺了字，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划栏补字’，我们要做的只是恢复原貌。而且所有修补材料和修复方式都必须是可逆的，这样保证了若干年后还有修复的可能。”
因为和历史文化相关，古籍修复师入行的学历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以前从事这门职业的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都是一些技工和老师傅，但那是时代所限，如今要成为古籍修复师，学历必须要研究生以上。”朱振彬说。
随着古籍保护意识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也开始了对古籍修复的保护工作。从西藏图书馆调来国图学习的央拉，刚来不久，现在正在跟着朱振彬从最基本的补破书页学起。央拉还带来了一兜破损度很高的西藏经卷，她告诉记者：“西藏图书馆还没有古籍修复师，去年到阿里进行了一次古籍普查，发现那里有太多废弃的经文，亟待抢救，这才派我到国家图书馆来取经。”
有古籍修复师说，学习古籍修复，学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凝神静气的心境。在古籍修复师对修书一招一式的考究中，可以看出这门技艺近乎苛刻的要求。在补破《本草纲目》时，一块长2厘米左右的残块脱落下来，朱振彬戴上眼镜，用镊子将残块从无纺布上轻轻夹起，放到背光板上，然后提醒自己说，这块待会记得补上。
那块长2厘米的褐黄色的小纸片，在古籍修复师看来，仿佛一段遥远的珍贵的历史。
朱振彬在纸柜前挑选修书用的补纸，很多补纸都是从善本残片中搜集而来的，这些补纸都是很珍贵的文物。
挖镶法考验修复师的手法和眼力，年纪大一点的修复师眼睛都不是很好，因为要长时间盯住这分毫尺寸。
用补纸补上破洞处后，还需要用镊子将补纸和原书页相交之外的纸张撕掉，二者粘合处仅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为的是保持原有纸张的厚度。
书页在修复师的手上“妙手回春”。
修复师修复古籍时，要将纸张放在背光板上，这样便于观察何处有破损，再根据破损情况进行修补。
朱振彬将糨糊抹在修好的善本书脊上，来固定书皮。这道工序叫“浆背”。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有一座有7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古建筑式样的楼群，其主楼文津楼的设计模仿故宫太和殿，庑顶上绿琉璃剪边，与一“海”之隔的北海白塔遥相呼应。
与北海的热闹扰攘相比，此处的馆院要清静得多。在院内行走，可以见到一些来自圆明园的流散旧物：一对蟠龙华表、一对石狮、乾隆御笔石碑及文渊阁四库全书石碑等，四处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里就是原北京图书馆的旧址，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所在地。
负责修复全馆善本图书的文献修复组，也在此处。而那些负责修复的人员，被称为古籍修复师。这一职业虽然从业人员稀少，但在中国也有一定历史，官方记载显示，唐代宫廷里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人员。
1909年国家图书馆（那时称京师图书馆）建馆时，专门负责修复古籍的只有一两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重视古籍的保护，在各大图书馆内增加了古籍修复人员的编制。2001年，国图善本特藏修复组（也就是现在的文献修复组）成立，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人参与修复工作。这是目前国内最正式、规模最大的古籍修复单位，国内其他图书馆大多没有专门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或者只有寥寥一两人。
文献修复组的工作室在文津楼的旁边，穿过一条古色的狭长过道才能抵达。还未推开工作室的大门，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特殊气味。古籍修复师朱振彬说，这大概是糨糊和古书混合的味道。
60多平米的工作室里，紧凑地摆着十几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位古籍修复师。办公桌上总是配置着电脑、带折叠杆的放大镜和照明灯，有的还配备纸张分析仪器、显微镜等。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除了专门修复的工具外，还放着一摞用来培训学员的样书和几本关于古籍修复的资料书，他最近在读版本目录学家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朱振彬告诉《方圆》记者，早在1980年，他还是18岁小伙子时，就来到国图古籍馆，师从“国手”张士达学习古籍修复，算起来至今已30多年。这门技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要心灵手巧、个性平和，还需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了解各个时期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
据朱振彬介绍，一个成熟的古籍修复师，必须具备根据古籍破损的程度、装帧形式和风格、纸张类型等特质来判断和选定修补对策的能力。朱振彬拿出上个星期刚修完的一本民国时期的冯友兰手稿《新理学答问》，对记者举例说：“这是今年新入藏的善本，我拿过来一看，发现这善本的纸张不是特别好，用的是机器制造的毛边纸，这种材质的纸张韧性差，也不好保存，再加上虫蛀、鼠咬的破坏，我想了想对策，决定用‘挖镶’的方法修补它。”
说着，朱振彬拿来一张瓷青纸作为拓片，用两层比拓片大的宣纸作为面纸，将拓片在面纸上固定，沿拓片四周裁切，再将拓片下面覆盖的面纸拿掉，拓片和裁好的面纸一起黏贴在事先托好的裱纸上。“这才是完成了一张。”记者看了一下时间，完成这一张需要用时十几分钟。“所以这是慢活细工。”朱振彬说。
选用怎样的装帧形式凭借的是经验和头脑，而修补破损的书页则需要十足的耐心。经过了天灾烽燹、虫蛀鼠咬的古书或缺失或焦脆或絮化或断裂，千疮百孔都不足以形容其残破，在这种情形下去修复，需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
以修复《本草纲目》为例，一位工作人员在案头准备好一支毛笔、一碗调清的糨糊水、一个鬃毛刷子、一个喷壶。她需要娴熟地拿起塑料喷壶，在纸张边缘卷起处喷上水，待纸微潮，用事先选好的相同颜色的纸张补上，“如果找不到相同颜色的纸，还要亲自去做染色处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用补纸补上破洞处后，还需要用镊子将补纸和原书页相交之外的纸张撕掉，二者粘合处仅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为的是保持原有纸张的厚度。”
所谓“不遇良工，宁存旧物”。朱振彬说：“古籍修复的原则是‘整旧如旧’。如果破洞的地方原来有字，后来缺了字，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划栏补字’，我们要做的只是恢复原貌。而且所有修补材料和修复方式都必须是可逆的，这样保证了若干年后还有修复的可能。”
因为和历史文化相关，古籍修复师入行的学历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以前从事这门职业的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都是一些技工和老师傅，但那是时代所限，如今要成为古籍修复师，学历必须要研究生以上。”朱振彬说。
随着古籍保护意识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也开始了对古籍修复的保护工作。从西藏图书馆调来国图学习的央拉，刚来不久，现在正在跟着朱振彬从最基本的补破书页学起。央拉还带来了一兜破损度很高的西藏经卷，她告诉记者：“西藏图书馆还没有古籍修复师，去年到阿里进行了一次古籍普查，发现那里有太多废弃的经文，亟待抢救，这才派我到国家图书馆来取经。”
有古籍修复师说，学习古籍修复，学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凝神静气的心境。在古籍修复师对修书一招一式的考究中，可以看出这门技艺近乎苛刻的要求。在补破《本草纲目》时，一块长2厘米左右的残块脱落下来，朱振彬戴上眼镜，用镊子将残块从无纺布上轻轻夹起，放到背光板上，然后提醒自己说，这块待会记得补上。
那块长2厘米的褐黄色的小纸片，在古籍修复师看来，仿佛一段遥远的珍贵的历史。
朱振彬在纸柜前挑选修书用的补纸，很多补纸都是从善本残片中搜集而来的，这些补纸都是很珍贵的文物。
挖镶法考验修复师的手法和眼力，年纪大一点的修复师眼睛都不是很好，因为要长时间盯住这分毫尺寸。
用补纸补上破洞处后，还需要用镊子将补纸和原书页相交之外的纸张撕掉，二者粘合处仅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为的是保持原有纸张的厚度。
书页在修复师的手上“妙手回春”。
修复师修复古籍时，要将纸张放在背光板上，这样便于观察何处有破损，再根据破损情况进行修补。
朱振彬将糨糊抹在修好的善本书脊上，来固定书皮。这道工序叫“浆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