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的一生似乎都在反叛主流，逃离既定路线，血液中的野性让她别无选择。
　　
　　东怡大酒店大堂灯光昏黄的咖啡厅很安静，“让你们久等啦！”一个饱含着京片子味儿的声音瞬间在大堂回响。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穿透着耳膜传来。谁能想到经历了漫长舟车劳顿后的刘索拉还是这般中气十足。
　　刘索拉拥有太多头衔，可在这中间，“巫婆”应该算是最奇特古怪的一个称呼了，这个近乎与“疯子”同词性的词语，连她自己都忍不住要津津乐道地对此开脱一番：“中国的音乐和巫术关系太近了。在孔子那时候，他们就发现了音乐有巫术的作用。确实是非常聪明！”
　　看了她的演出，就知道刘索拉的“巫婆”称号确实名副其实。她把人声搞得如同口技般花哨，在《飞影》中大玩特玩了一把“如影随形”的神奇魔术，可在你还没有回味过来，依旧沉浸在那个飘飘欲仙的仙境中时，她又用一个古怪到几近可怕的声调唱起了陕北“摇篮曲”，那一声声音调异常的哄睡声，仿佛是恶魔的催眠术，勾人魂魄……演出结束后，一些听“高”了的人唏嘘：“这真比谭盾还‘过’，还另类，还自由得没边儿。” 许多追随索拉多年的乐迷由衷地感叹道：“索拉还是索拉，还在发疯，只是她不玩摇滚了罢了。”
　　玩过摇滚、写过小说、爱着人声，刘索拉对音乐的执著从未改变过。“我看见任何一个东西，我看着它就听见声音了。”如今，刘索拉虽已年逾五旬，可在她的词典中还是找不出“疲倦”一词，至今还一刻不停地思考着自己未来的音乐道路，“我不知天命，我也从来没有选择。本着对音乐的好奇，我还要一直做下去”。
　　
　　皇城根下的“野草”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叶，北京城那一条条幽深僻静的胡同巷子内，寄居着许多当年为革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家眷，他们个个大名鼎鼎、海内闻名，这里是红色血脉扎根的源头。刘索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她叔父正是威名扬四海的陕北红帅刘志丹。
　　抗日战火烧遍神州大陆的年代，曾经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母亲李建彤最终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而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她把自己未尽的音乐之梦寄托给三个宝贝孩子，“索拉”、“米拉”、“多多”，若把这三兄妹的名字连在一块念，再配上些许音律，仿佛就立即变成了一首别有生趣的乐曲。幼小的刘索拉因此有机会在自己的童年就与哥哥姐姐们一起接触到音乐这一神奇的艺术。
　　在母亲亲手策划的丰富多彩的“日常功课”里头，不但有音乐老师教授的古典音乐知识、民歌习唱，小索拉还要跟着姐姐拜师学唱京戏：吊嗓子，拉形体等等，花样繁多。后来姐姐考上了梅兰芳京剧团，“陪太子读书”的小索拉虽属玩票，却也为她后来对传统戏曲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宽松的家庭、父母的慈爱并没有给索拉定下太多未来去向的条条框框，没有威逼利诱，没有软硬兼施，不像现在许多家庭的幼教让孩子叫苦连天，音乐仿佛陪伴索拉快乐童年的玩具。听听母亲买来的老唱片，时而自顾自地学着西方歌剧的腔调“咿呀学语”，乐在其中。当然，总也有不称心的时候，索拉5岁那年，在孩子眼中一台长满黑白手指的“怪物”倏忽地横亘在她的面前，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怪物”叫做钢琴，也是一种乐器，“在我记忆里，学钢琴的时候特别痛苦，老师会扳弄我的手指告诉我怎么走位。”刘索拉说，自己最初差点就放弃了钢琴，“后来，我母亲看我很不开心，就放轻音乐哄我，我特别喜欢，就淡忘了学钢琴的痛苦。其实音乐本身就是个享受的过程。”
　　
　　动荡的大环境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小家庭其乐融融的生活。由于受到“高饶反党事件”的牵连，父亲刘景范屡遭贬职。更可怜的是索拉的母亲，她呕心沥血了七年，五易其稿的小说《刘志丹》还未出版，就已被视为反叛的投枪。
　　1966 年夏，“文革”以平地惊雷之势刺穿了整个皇城底下的幽明小巷，革命小将抄走了钢琴，绑走了父亲母亲，也掳走了11岁的小索拉幸福的童年，直到很久以后，刘索拉才明白父母是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去批斗了。
　　对于刘索拉，“文革”让她从一朵温室里的花变成了飞扬跋扈的野草。“他们能拿我们这群‘没爹没妈’的小孩怎么样？我们小到连社会地位都没有。”于是，小索拉跟着一群父母被红卫兵抓走的小伙伴厮混在北京的街头，一群小女孩理着齐耳短发，穿着喇叭裤、花衬衣，背着吉他，深埋在公园一隅的荒草窟里面高声唱歌。“‘文革’那会儿北京只有八个样板戏，谁都没听过我们的音乐。”这伙奇装异服很快就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可孩子们感觉特棒，干脆把警察当作了听众，就让他跟着吧。没有家也没有了约束，高兴了就唱歌、画画，刘索拉笑称自己那会儿还拖着美术系的大学生教她画油画，累了就摆个“大”字状往长安街上一躺……
　　“我们也不是做什么行为艺术，就是不自觉地心里有一股劲，我们就是要反着。突然你就觉得特放松、特舒服。”当年的流浪经历仿佛是刘索拉最初的启蒙，又有谁能料想，这种“野”劲至今还在刘索拉的血脉中流淌。
　　
　　出走，并非别无选择
　　
　　1977年是属于高考的年份，如果将与高考有关的人名编录成一个小册子，那么一定会在里面搜索到刘索拉的名字。由于十年“文革”耽误了许多人的求学梦，因此，那年报考的人特别多，年龄也是有大有小，甚至能以辈论。刘索拉又一次站在了考生的队伍中，5年前她曾报考易名为“五七艺术大学”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因“成分”不好在“政治审查”一关中被刷了下来，而这次她终于凭借自己出众的实力得偿所愿。
　　那一年的同学少年，如今个个是耳熟能详的音乐家——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钢……可是中央音乐学院严格而教条式的西方作曲训练以及浓重的古典音乐环境却丝毫引逗不起刘索拉的兴趣。不是她不爱肖邦、莫扎特，可是贝多芬和莫扎特哪里及得上“甲壳虫”骨子里透出的癫狂魅力更大？在那些当年和刘索拉玩在一起的朋友印象里，她当年在学校就是一个独树一帜，整天戴着耳机，没日没夜地泡在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和苏苗个性张扬的声线中不可自拔的摇滚青年。
　　
　　上了音乐学院，却还是一身喇叭裤打扮，坐在课堂念书，又时不时忍不住会爆出几句京味粗口，刘索拉于“流浪时代”就在骨子里养就的落拓不羁和高等学府的堂皇正经显得格格不入，宛若一株红杏，不容驯服，偶尔还要探几枝出墙。“我母亲还是比较传统的人，看到我衣服穿得特别奇怪，说话也特别野，做的音乐又是‘鬼哭狼嚎’，简直不能入耳，就气得不要认我。” 可是如同所有叛逆少年一般，母亲的话始终未能改变刘索拉的心性，为了满足自己那颗冲动、猎奇而又不得满足的心，刘索拉索性选择了与一切同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东西彻底决绝，而坚持只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从此，她研究的不再是古典音乐的曲式动机，反而深深陷入了小说的文字世界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临毕业还有一年光景的时候，刘索拉甚至萌生了退学不念的想法。
　　彷徨迷惑，却又无可奈何，“说实在的，我连自己想做什么音乐都不知道，想写什么样的书，或者我能写成什么样都不知道。连最起码如何做一个女人我都不知道，什么都是糊涂的。”幸而，学院里她最尊崇，平日里也最宠爱她的两位师长劝诫她：别闹了！你命里注定得做音乐。这才让刘索拉打消了去意，在这五年的学生生活中，刘索拉一边学曲，一边经营着自己的小说，这本影射自己五年大学生活的小说，正是名噪一时的《你别无选择》。
　　毕业后，刘索拉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她先后完成了两件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你别无选择》的发表，以及创作中国第一部摇滚音乐剧《蓝天绿海》。“我母亲不愿意我去写小说，她后来看见我发表了小说心里其实并不高兴，因为她自己过去写小说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折，她一直都心有余悸，她还是希望我做纯粹的音乐。”刘索拉说。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刘索拉怀揣着一个梦想：在音乐中写小说，在小说中玩音乐。可是，所有美好的设想却因《你别无选择》的一炮走红变得遥不可及。许多莫名其妙的头衔——“现代派”美女作家、中国先锋文学的探路人，一夜之间不由分说地扣在了脑袋上，旁观者很乐呵，当局者却很沉重。中国作协还吸纳她为会员并希望和她签订合同，“后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再作曲。我不喜欢当时我在国内的地位。我什么都不是，我根本就不够。我不应该被人那么欣赏。我不配！”刘索拉坦诚地评价着自己，如一匹来势凶猛的野马闯入文坛，其间还举办了几场演唱会，刘索拉本该拥有一边做人民教师一边做高雅的音乐一边搞文学创作的体面生活，可是在1987年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走，“我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变成零，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最后，连刘索拉和瞿小松之间的短暂婚姻也归了零。
　　
　　不做“东方娃娃”
　　
　　刘索拉乘上飞往英国的班机，在那里她接触到更多的世界音乐家，亲眼见证了Pink Floyd的摇滚盛典。然而，令刘索拉寒心的是，捅破窗户纸后自己却再也不像在国内时那样对偶像顶礼膜拜了，因为在英国她能清晰地嗅到Pink Floyd身上已经腐朽变质的商业味道。
　　刘索拉开始和一些当地的摇滚音乐家合作，可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一张特色鲜明的东方面孔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悬在索拉的脑袋上，让她进退两难。不久，刘索拉结识了英国方面的代理人，他对刘索拉非常感兴趣，他告诉索拉，靠这张脸他就能把她培养成一个东方的明星，“他们说：在英国你太容易变成一个东方娃娃了。但是后来，我已经感觉到东方娃娃的威胁了，我很反感，所以我就逃了出来。”于是，刘索拉又义无反顾地搭乘飞机直奔美国。
　　1987年，刘索拉花了一整年几乎听遍了所有的美国音乐，一个很偶然的际遇下听了场朱尼·威尼斯的演唱会，让她在不经意间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乐感。从台上那张皱巴巴的黑色面孔上流泻出来的蓝得冒泡的音符，仿佛弥漫在空气中的毒药，让人窒息却乐在其中。时而把嗓子高高吊起，却又忧伤地跌落，幻化着喜与悲的音乐如同一则支离破碎的枕边故事，慢慢侵蚀着刘索拉的神经和血肉，把她整个灵魂都完全给镇住了。
　　“我要学的不是蓝调，而是蓝调的精神。”刘索拉告诉记者，朱尼的表演让她一下子跪倒在了蓝调面前，刘索拉又义无反顾地随着密西西比河的水流闯入蓝调的故乡——美国孟菲斯，迷醉于蓝调和爵士乐的曼妙音节，她自出生以后又一次学会了呼吸——她曾经已经僵硬的音乐感觉，逐渐开始在体内复苏。
　　当时，刘索拉住在孟菲斯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里，那里也是黑人音乐的中心地带，和她隔壁对门居住的都是当地的地下黑人音乐家，而他们同时又是些吸毒者、妓女、赌徒。晚饭时间，刘索拉就同他们一起在餐厅吃当地的乡村饭——猪肉、酸菜、大玉米棒子、土豆泥。那些黑人早上外出打工，都是脏活累活，所以饭席间夹杂着发酸的汗馊气等各种怪味，而男人间的谈话几乎都和生殖器有关，毫不避讳在场的女性。午夜时分，在刘索拉已经沉浸在梦乡中时，那些黑人男子还会来敲门和她打情骂俏，甚至提出做爱，结果，急得刘索拉只能瞪着一双可怜巴巴的眸子辩解道：我是中国人。“那时我自己都会随身带着小刀，只要有人敢冲过来，我就敢杀人。”刘索拉说到这里，仿佛把自己都逗乐了，而在当年那些“求爱”的男人中，确实有些会立马作罢耸着肩走了，而有些人则仍百般纠缠。
　　然而，没过多久，刘索拉就和大家厮混成了一片，干脆把自己当成了黑人。说起黄色笑话，她面不改色心不跳，从这个人那里批发一点再讲给别人听，还笑得比谁都乐呵，“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去搜刮这些蓝调精神。学蓝调时得从中国文化跳到黑人文化，听黑人讲人生，只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才会发现这背后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别样的人生观”。
　　在孟菲斯，刘索拉也会和那些当地的音乐家设擂打台，她从不惧怕挑战，还时常去“挑衅”其他艺术家，“他们不在乎你长得什么样，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是和你比智商，对方发出个很牛的声音，你怎么反应？你脑子反应不过来，顶不住就败下阵来。”刘索拉总保持着清醒的神志，因而能够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
　　刘索拉在村里认识许多音乐家，他们一辈子在那个村子里做音乐，他们的音乐只要能在教堂演奏就感到很幸福。“我当时就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地盘，而且他们觉得特别满意。”还有一个音乐家虽然后来放弃了音乐，平日里不过是在小镇上烧制杯子为生，但他依然过得非常欢愉，这种自由的艺术氛围总是让刘索拉唏嘘不已，感慨再三。
　　辛勤付出终究有了回报。1994年，刘索拉与美国制作人Bill Laswell合作制作的唱片《蓝调在东方》终于走上了美国音乐的巅峰，历经数周高居美国世界音乐排行榜前十名。
　　
　　回国，走向另一种自由
　　
　　1990 年8 月9 日，父亲刘景范离开了人世，可是刘索拉却没来得及赶回北京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后来母亲告诉刘索拉，在大殓那天，陕甘宁老红军自发地成群结队赴京参加葬礼，为曾经的老领导送行，场面实在感人肺腑。
　　一年后，母亲再也支撑不住日渐疲弱的身躯，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和对历史真相的遗憾断然搁笔。在她卧床14 年间，她在孩子们和亲友面前，始终保持着她素有的幽默、乐观和豁达。对于自己最疼爱却只身远走他乡的小女索拉，母亲有着难以言表的眷恋。父亲去世时，刘索拉不在身边成了她永久的愧疚，所以她决定一定要好好陪伴母亲走完最后的时光。“骨子里的我其实有很中国的一面。”刘索拉说道，因为母亲，她又毅然选择了回归祖国。
　　母爱之外，刘索拉也寻得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新突破。刘索拉爱上了蓝调布鲁斯，这一场“恋爱”谈了好几年，“我弄懂了蓝调之后，走出来反观中国传统音乐时突然明白了在国内早期的手艺人就是这种状态，用原嗓唱故事，就像梆子戏那种高唱的喊，秦腔那种沙哑的叫，还有各地民歌小曲，我才发现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原来在国内早就有了。”刘索拉快活地承认，在她的骨子里，对中国和北京总有着独特的感情，尤其是京味儿，更是一辈子的沉醉。
　　1999年11月20日，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一场由“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们”表演的节目格外夺人眼球，刘索拉用自己的人声和琵琶、电贝司、架子鼓合作，表演的音乐奇异、怪诞又耐人寻味——无词的哼喊，歌剧、中国戏曲的韵味，陕北民歌甚至“跳大神”的选段。舞台上的乐器在疯狂与悠扬的临界线上徘徊，云集的鼓点仿佛一个雄壮的男子的呐喊，刘索拉的声线仿佛腾云驾雾般游走在整个剧场的上空。民族音乐、布鲁斯和放荡的摇滚仿佛一个初生的细胞核，经历着繁复的程序最后又和她自己的音乐缠在一起。
　　９０年代，一路尝试着先锋的音乐作品。十年之后刘索拉回归了，却依旧先锋地住在那个闻名遐迩的798艺术工厂。朋友们都说，刘索拉还是一点没变，只有她的音乐发生了变化，她带着自己新的“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们”团队，只是名字没变。他们行走于山川河水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最美妙的声音，“当我爱上一种音乐，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让自己走出来。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决定走出来了，我可能就再也不做了。”每次作出“走出来”的尝试都会让刘索拉收获新的感悟。去年，刘索拉和老搭档爱米娜再一次合作久违的布鲁斯，演出结束后爱米纳禁不住地赞叹索拉唱的布鲁斯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因为我出来了，人特别放松了，所以原来达不到的东西现在反而变得唾手可得，回国后，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由阶段。是一种不受任何一种音乐的局限的自由。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玩儿’，因为我经历太多挣扎，太多坎坷，太多失败，甚至会听到你要的那声音和你说‘你死去’。哎……太美了，又太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