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的一天，我从学校接小乐放学。上海的“中秋”还透着微微的暑气，小乐一路都在不停地说。这一年，他刚上小学，每次放学回家，都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学校里的新鲜事。
　　不过，我没什么心思多听，诊所不停地打电话，催我回去。真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是怎么想的，3点半就下课。我拉着小乐上楼说：回家就写作业，不许看电视，不许上网。妈妈一会儿下了班就回来做饭。
　　小乐挣脱我的手，一边往上跑，一边答应着。可是跑上楼的小乐，突然又折了回来，小声对我说：“妈妈，咱们家门口，有个人在睡觉。”
　　我吓了一跳，小心地爬上了楼梯，没想到真有个人坐在门口，倚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睡着了。
　　我走过去，推了推她，说：妈，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睡在这儿啊？
　　是的，没错，睡在门前的就是我的母亲。那一年，她65岁，穿了一件鲜艳的大红T恤，新染的黑发，显得格外年轻。她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看见我和小乐说：“回来了？我不是准备给你们一个惊喜嘛。”
　　说着，她就拉过小乐，用力地在脸上亲了一口说：“我的外孙子都长这么高了，还记得姥姥不？”
　　小乐两眼瞪得溜圆，用一种求救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叫姥姥啊。小乐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啊？她就是姥姥啊！”小乐不太认得姥姥，大部分的印象，都来自我的转述，因为我很少带他回东北老家。
　　母亲一进屋，就打开她的箱子，木耳、猴头菇……拿出许多东北特产来。小乐探头向黑箱子里面看了看，不客气且失望地说：“这都是什么呀，没别的了？”母亲搂过他说：“没你喜欢的是吧？没事，姥姥带钱了呀，一会儿带你买去。”
　　小乐高兴得跳起来，说：“太好了，那你给我买iPad吧。我妈不给我买。”
　　“呀，挨拍啊！找个板儿砖就行了，还用买吗？”
　　这就是我的母亲，保有着东北人传统的幽默、直爽、热情，也有一点点上不了台面的俗。
　　我的家在辽宁西部的小城阜新，从我大学考去上海之后，就很少回去。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在化工厂的食堂里上班。父亲去世后，她一直单身，没再改嫁。
　　母亲闲不住，坐了那么久的火车，还要张罗着做晚饭。我提议出去吃，她却不肯。我只好请了假，陪她去买菜。走在路上，母亲问：“志德什么时候下班啊？”
　　周志德是我的老公，我随口说：你不用管他，他出国了。“啊？”母亲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都不和我说呢？”出国学习算什么大事啊。“你医院那么忙，带小乐方便吗？”你不是也一个人把我带大了吗？“也是。”母亲自得地笑了，接着她又问，“对了，像你们这种甲级医院，一个月挣多少钱？老多了吧？”
　　我真怕了你，一天到晚打听别人家的事。“什么叫别人家的事啊，这叫关心！”
　　我笑着说：那现在轮到我关心你了，你现在怎么样啊？“我啊……”母亲拖了个长音说，“还那样呗，一个人挺好的。其实现在阜新变化可大了，小煤窑都关了，细河也不臭了，空气比你们这乌烟瘴气的上海都好。有时间你也回来看看。”
　　我嘟囔着说：就是，有空我回去看你不就行了，干吗不打招呼就来，让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母亲立刻就来了控诉精神，不满地说：“哼，这么多年你回去过几回？要是先问你，你保准有100个理由不让我来。所以这次我不问了，来了你也没辙吧？”我听着，无奈地笑了。
　　
　　10月，正值上海旅游旺季，我请了两天假陪她。问她要去哪儿，她说：“当然先去外滩了。”小乐对此深表不满，因为外滩对他来说，实在太没吸引力了。不过，我知道母亲为什么来这里。父亲在的时候，每逢暑假，都会带着我和母亲旅游。坐硬座的绿皮火车，住最便宜的旅馆，但我们丝毫不觉得辛苦，幸福地游览了许多知名的城市。
　　记得那是1993年的8月，父亲去世后第10个月，母亲带着我去了上海。晚上，我们站在灯火璀璨的外滩，母亲对我说：“这儿多好啊，可惜你爸没来过。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到上海，再也别回咱们那个小破地方了。”
　　那大概是母亲最后一次带我旅行吧，没有了父亲，家境一落千丈。母亲唯一肯花费的，就是我的学习。其他的爱好，在她眼里都是“没用的东西”，包括几块钱的歌星卡带。那时还是“四大天王”的时代，我很喜欢听张学友的歌，买了许多他的专辑。然而在一次英语考试得了79分之后，母亲将它们付之一炬。
　　我气得关起门掉眼泪，而她站在门外，发狠地说：“你还有脸哭？有时间听歌，去听听英语多好！你那破成绩，不怕给你爸丢脸吗？”
　　也许是父亲过世得早吧，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她迫不及待地盼我成功，不能容忍我有一丁点儿偏离和瑕疵。可是，青春期的我哪能理解这些？只知道被她训一次，对她的怨气便多一重，想要远离她的念头便强一分。为此，我发奋读书，丝毫感觉不到一个单亲母亲独自抚养一个叛逆女儿的艰辛与不易。
　　我与母亲相处的记忆，大部分都停留在大学之前，如愿考到上海后，我很少回家，也很少给她打电话。成长过程中的芥蒂，终究让我和她变得疏离。只是，大大咧咧的她对我的疏远从未在意，每次打电话都絮絮叨叨地让我好好照顾自己，逢年过节，我不回家，过几天必然能收到她寄来的大包小件。
　　那天在外滩，母亲站在崭新的围栏边，望着两岸灯火璀璨的街景，喃喃地说：“17年了，看看你现在，我总算功德圆满了。”
　　我开她玩笑，说：看你说的，跟唐僧似的。
　　“胡说！”母亲当即反驳，“我是孙猴子，终于保着你这个唐僧取到真经了。”
　　母亲来的第三天，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她一脸不高兴地说：“我刚来，就要撵我走啊？”
　　我讪讪地说：我没有时间陪你啊。“我这么大的人，还用你陪吗？”
　　其实有母亲在，我的确要轻松多了，至少解决了接小乐放学的问题。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就能闻到饭菜香，让我恍惚间好像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某个傍晚：放学回家的我捏着一张考满分的试卷，得意洋洋地坐在饭桌前等待着晚饭和赞扬。扎着马尾的妈妈系着一条洁白的围裙，一边有条不紊地拌馅儿、炸丸子，一边用筷子轻敲在一旁偷吃的爸爸的手……我有多久没有享受过这种阖家团圆的温暖了？以至于这么久远的家庭生活画面，在我脑海里竟像钉在墙上的黑白照片一样清晰、完整。
　　周五的傍晚，我一进家门，就看见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板着脸。她身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张私人牙科医院的宣传单。我心里一紧，看来有些事想躲也躲不掉了。
　　母亲用手指着宣传单上的照片说：“怎么回事？”那是张医生介绍的合影，其中就有我。我有点儿不知道要怎么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我没能留在实习的甲级医院，因为那些抢手的职位，没有过硬的关系是进不去的。我最终只在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一份工作，而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和母亲说过。
　　母亲沉默了许久才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你对我期望那么大，能接受我只是个小诊所的牙医吗？其实你不知道挺好的，那么多年，你过得多开心。
　　母亲抿了抿嘴，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一次都说了吧，免得我以后再受刺激。”
　　我……和志德，一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母亲闷声不响地低下了头，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她呜咽着说：“不可能，我的女儿不可能是这样的。”
　　妈，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你女儿。现在这套房，还是我打了8个月的官司抢回来的。其实我活得好辛苦，我不想你来看我，就是不知道要怎样才能瞒下去。
　　那天晚上，不常喝酒的母亲喝醉了。我扶着母亲上床休息，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怎么也不放开：“小妍啊，我知道你讨厌我管你这么严，逼着你求前程，可妈不是贪那点儿虚荣，妈是想你好。你爸走的时候交代我，让我一定要帮你奔个好前程，将来过上好日子。我不像你爸，那么有才，能辅导你功课，还能带着你满世界跑。妈就那么点儿看着你的本事，别的什么也帮不上。早知道你在上海过得这么辛苦，我当初就不应该逼着你考出来。如果留在阜新，你有什么事，妈妈好歹也能帮衬着点儿呀。”
　　我听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没事，妈，其实我现在过得挺好，你就别担心我了，快睡吧。
　　母亲闭上了眼睛，轻轻叹了口气：“唉，妈老了。我这个孙猴子快要变不动了。你一个人，可怎么办啊？”那一刻，看着她脸上的皱纹和因愧疚而紧缩的眉头，我忍不住泪如雨下。
　　母亲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那大概是我离开家乡之后，与她相处最久的一段时间。她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乐做饭，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还隔三岔五地塞给我一沓从相亲大会上拿回家的征婚信息：“别光顾着工作，有合适的人也试着处处，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生活不容易。”
　　哟，又想管我呢？就不怕我烦你，然后又一个人跑了？我逗她。
　　“跑再远也是我闺女，上哪儿我都能找着你！”母亲不搭理我，认真地将她精心捏的几百个胖嘟嘟的饺子仔细地放进冰箱里，“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肉大葱馅儿饺子，女人就算再忙，过日子也不能凑合，尤其还有小乐。以后有啥事别都一个人抗，也跟妈说说。上海什么都贵，压力也大，实在不行，咱就回家。”
　　听着她不经意间说出的话，我第一次对曾经容不得我有任何失败与错误的她有了依依不舍的情感：“妈，再多住一阵儿吧。”她说：“不了，我想家了。”
　　临走那天，母亲神神秘秘地对小乐说：“你孙猴子姥姥，今天给你使个神通吧。”“什么叫神通啊？”小乐一脸迷糊地问。母亲伸手向半空一抓，然后往她的大背包里一扔，接着就从里面拿出一部全新的iPad，小乐快要乐疯了。
　　“妈，你惯着他干什么？”
　　母亲笑着说：“这辈子，我没怎么惯过你，就让我惯一惯外孙子吧。”然后，她装作很严肃地交代小乐：“姥姥走了，你是男子汉，以后要好好照顾你妈妈，别让人欺负她。”小乐欣然应允。
　　那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的6月，她就离开了。她早就查出了肠癌，自己一个人做了手术之后，就来上海看我。只是那次手术并不成功，3个月后就发现癌细胞已转移。这件事，自始至终，她从未对我提过一个字。
　　也许，这就是亲人吧，我们彼此都守着各自的艰辛，也希望对方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回去给母亲办葬礼的时候，我带上了小乐。阜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天变得蓝了，细河的水清澈了，马路也变得宽阔了，而那个用一辈子来爱护我的母亲，却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