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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人崩溃的星期四
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星期四。这天是2013年的7月17日星期三晚上,家住普陀区的李医生和她的丈夫马先生内心深处不由再次升腾起一股忐忑不安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已经困扰了李医生四年了。
事情还得从2009年的10月15日星期四那天说起。这天晚上,李医生发觉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大信封似乎薄了一些。这些信封里装的是李医生所开私人诊所每日的收入。由于每次把钱放进去的时候,李医生并没有清点过,因此当时也没有在意。
可接下来,每隔一段时间,信封里的钱款就会薄下去一点。那两个床头柜仿佛就是两台老虎机似的,不断地吞噬着钱款。更为离奇的是,每次少钱的时间居然都是星期四,如今累计金额已高达120多万元了。
7月17日这天,李医生多了个心眼,她把当天的诊所收入3万元现金放进一个大信封时,特意把信封内的现金总数清点了一下,并且在票面上作了相关的记号。
然而,7月18日,星期四,幽灵还是如期光临了。这天晚上,李医生拿起大信封数了数,顿时面如土色:又少了6万元。
怎么办?时钟慢慢指向凌晨时分,李医生和丈夫依然难以入眠。“不行,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仅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而且神经也快要崩溃了。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求警察来帮帮我们了!”一夜未眠的李医生第二天上午一早,就急匆匆地赶到普陀公安分局石泉路派出所报案。
听完李医生的陈述,一个大大的问号立即从侦查员的脑海里蹦了出来:从2009年的10月15日第一次案发,距今已四年了,被盗的金额累计也已高达120多万元,受害人怎么直到今天才想起来报案?
面对侦查员的疑窦,李医生始终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只是说失踪的那120多万元不全是她的,其中还有一些现金是她哥哥寄放在她家的。这一切让侦查员隐约感到此案蹊跷至极。于是,侦查员迅速赶到李医生的家里,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
李医生的家位于某高档住宅区的一幢大楼的顶层,是一套复式住宅,卧室在二楼。整个房间整整齐齐,根本看不出有嫌疑人光顾过的样子。门窗和存放钱款的两个床头柜锁具完好,没有任何撬窃的痕迹。
侦查员分析,嫌疑人作案必须具备持有房门和两个床头柜钥匙,以及知道钱款是放在床头柜内这两个要素。同时,嫌疑人对李医生家中的情况亦是了如指掌,知道星期四这天,他们家里是没有人的。
会不会是“内贼”作案?不翼而飞的那120多万元,大部分是李医生凭着自己高超的医术,每天起早摸黑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她也不会无聊到自己偷了自己的钱,然后再栽赃诬陷丈夫吧!侦查员否定了李医生“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后,不由将怀疑的目光投到马先生身上。
李医生是有名气的推拿医师,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靠她开设的诊所收入。而马先生则赋闲在家,平时喜欢到证券公司炒炒股票。李医生说她基本上每天都是半天在诊所,但星期四则整天坐镇诊所。而其丈夫马先生也雷打不动地在星期四去证券公司看股票行情。
知道每周四是他们家唯一没有人的一天;拥有房门和床头柜的钥匙;知晓李医生把钱款存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种种迹象表明马先生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令侦查员颇感意外的是,当李医生听完侦查员的想法时,脸色大变,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叹道:“那天在派出所你们问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会来报案,我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啊!”李医生四年来深埋在心底的满腹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原来几年前,当李医生发现自己放在床头柜里的钱款不断减少时,马上就怀疑是丈夫拿的,但马先生坚决否认。夫妻俩为此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两人的隔阂也日益加深。
多少个夜晚,夫妻俩争吵完后,呆坐在房间里,望着那两个床头柜默然无语。这时,冷静下来的马先生总会轻声说道:“钱,我真的没有拿过。你静下心仔细想想,会不会是自己记错了。”
看着丈夫那充满冤屈的神情,李医生也不由怀疑是否真的是因自己疑神疑鬼而冤枉了丈夫。可是,虽然丈夫大呼冤枉,但他又无法自证清白,自圆其说。为此,李医生陷入到无穷的苦恼和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
听完李医生的一番叙述,侦查员心中不由咯噔了一下:如果一切真的像李医生所讲的那样,那么这个案子的性质就完全变掉了。我国法律规定,夫妻婚内财产是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因此,如果钱确是马先生所拿,那就不能构成刑事立案,仅是家庭内部成员的经济纠纷而已。
2.失效的监控探头
马先生在得知警察在调查自己时,精神上反而显得轻松了许多。他坦然对侦查员说:“我真的是没有拿过一分钱呀,现在你们警方能够介入调查,我是求之不得!”
马先生一直热衷于炒股票,且是个在股票市场上闯荡多年的老股民,但始终是输多赢少。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侦查员的警觉,马先生会不会因为炒股亏损后,偷偷地拿了妻子的钱去翻本?
就在对马先生的踪迹紧锣密鼓地开展侦查的时候,另一个人随即跳进了侦查员的视线,她就是在李医生家做钟点工的朱阿姨。这名来自安徽农村的钟点工已经在李医生家里做了三年多了,而这三年多的时间,也正是李医生家中钱款频频不翼而飞的时刻。
虽然这名钟点工每周只去李医生家里工作一天,而且李医生也没有将房门和床头柜钥匙交给过她。但她很有可能会偷配钥匙或者悄悄地从床头柜抽屉中偷取钱款。
可是接下来,一连几个星期四,“幽灵”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如约光临,而钟点工的经济往来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常。就在侦查员有点纳闷和沮丧的时候,李医生和她的哥哥向警方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警察,我们报案时心急慌乱,忘记跟你们说了,我们在家里安装过一個监控探头。” 原来,自从发觉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钱款经常缺少后,李医生的哥哥便建议妹妹模仿曾经播放过的电视新闻,在卧室里安装一个监控探头。马先生也赞叹这是一个绝好的点子。其实他积极赞同的真正原因也在于希望能够通过监控探头来探明事实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监控探头装好以后,钱还是被偷拿了。然而诡异的是,每次李医生的哥哥查看监控录像都会大吃一惊:画面上竟然是一片空白。侦查员立即再次来到李医生家里,调取了相关监控设备,并对安装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监控设备确实处在关闭状态。会不会是那个钟点工朱阿姨把监控探头关闭了呢?
但李医生的哥哥在安装监控探头时还是十分专业的,安装的位置非常隐蔽,外人很难察觉出来。因此,这个钟点工根本就发现不了房间里有监控探头。再说她是个50多岁的不识字农村妇女,对各类电子数码产品一窍不通,所以不可能主动去把监控设备关掉。
排除了钟点工朱阿姨的嫌疑后,侦查员便将嫌疑的焦点对准了马先生,会不会是他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把戏,为了取得妻子的信任,故意竭力赞成安装监控探头,然后再在作案时把监控设备关掉呢?经过分析,侦查员一致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案件侦查的进程到了如今这个地步,马先生的作案疑点是越来越大了。于是,围绕马先生的行踪轨迹,他们加大了对其各类嫌疑线索的排查和梳理。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8月15日中午,星期四,马先生却独自心焦火燎地来到石泉路派出所,一踏进大门,便兴奋地大喊道:“警察,今天上午我看到了那个偷拿我家钱的幽灵啦!”
3.伏击“星期四幽灵”
惊魂未定的马先生,喝了几口茶水后,情绪总算稳定下来。他告诉侦查员,自己整天面对妻子和大舅子猜疑的目光,内心非常痛苦,情绪始终处在压抑状态。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最终决定自己冒险充当一回福尔摩斯,每逢星期四不再去证券公司看股票行情,一人在家等待“星期四幽灵”的光临。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防身自卫的工具。
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9点30分,家里的门铃响了。马先生的神经顿时高度紧张起来,他马上躲到房门背后。这时,门铃又连续响了四五次。马先生觉得这肯定是那个“星期四幽灵”在试探家里是否有人。
之后,马先生听见房门外有人用钥匙开门,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冲上前一把将门锁反锁上。外面的人用钥匙在锁眼里转了几下,看看打不开房门,便拔出钥匙离开了。
几分钟后,听听房门外没动静了,惊恐万分的马先生才悄悄地从房门上的猫眼向外望去,只见一个矮胖的女人身影朝电梯口走去。她是谁,怎么会有我家房门钥匙?看她的身影似乎十分眼熟啊!马先生呆坐在沙发上愣了半天也想不起来。
做完笔录,将信将疑的侦查员对马先生说:“走,我们马上到现场去看看。”来到马先生家的小区,侦查员调取了当天上午小区的监控录像,终于在大楼电梯和大堂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一个可疑女子的身影。当侦查员请李医生和马先生来辨认时,他们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这不是红梅吗?”
红梅是谁?这个名叫薛红梅的女子,曾经在李医生家里做过钟点工,李医生和马先生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早已把她视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对侦查员表示,怎么也不相信薛红梅就是那个诡异的“星期四幽灵”。所以,在向警方报案和反映线索时,也就根本没有提及她。
4.揭开“幽灵”真面目
薛红梅是四川人。2005年至2009年6月一直在李医生家里做钟点工。薛红梅的父亲去世后,为照顾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她决定不再在上海打工。虽然李医生再三挽留她,可薛红梅执意要回老家。临别时李医生给了她一大笔钱,资助其两个女儿上学。这以后,薛红梅专程来过上海好几次,探望李医生夫妻俩。
李医生告诉侦查员,如今细想起来,薛红梅回到老家,再到上海来看望他们时,的确是有许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不仅穿着打扮上了好几个档次,脖子和耳朵上也是披金戴银。与此同时,侦查员发现从2009年下半年起,薛红梅的银行账户内每隔几周就会存入一大笔现金,存款时间也与案发时间前后衔接。通过调查,侦查员发现每个星期四案发的前后时间段内,薛红梅都有在李医生家附近的经济型旅店的住宿记录。
经济上的异常暴富,行踪与案发时间的高度吻合,使得薛红梅的作案嫌疑陡升。侦查员立即在李医生家附近的一些经济型旅店展开摸排,同时,决定每逢星期四在李医生家小区进行守候伏击。并且要求马先生也守候在家里,配合警方进行抓捕。
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蛰伏已久的“星期四幽灵”出现了。
这天上午9点,马先生静坐在沙发上,猛然听到门铃急促响了。这次他按照警方的布置,不动声色地走到房门后,没有反锁房门。过了几秒钟,传来了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就在房门刚被推开一条缝隙的瞬间,马先生拉开房门,狠狠地将开门者掀倒在地。此时,埋伏在周围的侦查员也迅疾上前把其铐住。定睛一看,此人正是薛红梅。将其押回派出所后,侦查员在她的内裤口袋中搜到了三把钥匙。经验证,这正是李医生家的房门和两个床头柜抽屉钥匙。游荡了四年的诡异“星期四幽灵”,今天终于落网了。
原来自2009年6月辞掉李医生家钟点工之前,薛红梅便“惦念”上李医生家的钱财了。她趁着李医生不备,利用整理房间的机会偷配了房门和床头柜抽屉钥匙。同年10月14日,她从四川老家返回上海,在李医生家附近的一家经济型旅店住下。第二天上午即星期四,她来到李医生家,用偷配的钥匙打开房门,进入卧室从床头柜抽屉中拿出几只大信封,从中抽取了一些现金后迅速溜走。
狡猾的薛红梅深知李医生是个对钱款大大咧咧的人,为防止李医生发现钱款被盗,每次作案时她都是从几只信封中分别抽取一部分现金。而之所以把作案时间一成不变固定在星期四上午,是因为她知道只有这天上午李医生家中是无人的。而且每次都是速战速决。星期三乘飞机从成都赶到上海后,在李医生家附近的旅店住一晚。星期四上午退掉房间便直奔李医生家。得手后立即把钱存进银行,随即马上赶赴机场再乘飞机返回老家。
也许是做贼心虚,第一次作案后不久,薛红梅特意带了些老家的土特产假意去看望李医生,实际是想探探风声。发觉李医生并无什么反应后,胆子就越来越大。据其交代,从 2009年的10月到2013年的9月12日最后一次作案,累计盗窃金额达120多万元,其中数额最多的一次是2010年4月,一下子就盗窃了18万元。
得知深受自己信任的薛红梅就是那个害得自家四年不太平的“星期四幽灵”后,李医生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她对侦查员说:“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红梅会偷我的钱,我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啊!”善良的李医生在薛红梅返回老家后,还经常挂念着她,甚至还和马先生说过,等到夫妻俩年老后,再请薛红梅来照顾,并且留一部分遗产给她。
“红梅,你心太急了,太急了。”望着薛红梅被押上警车的背影,李医生不停地念叨着。当天夜晚,她特地烧了薛红梅喜欢吃的饭菜,托侦查员送给正在接受审讯的薛红梅。
薛红梅落网后,彻底扫除了蒙在马先生心头四年的阴霾,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和妻子李医生之间的误会也随即烟消云散。但他与李医生依然还有一个心结未解:这就是那个被用来揭开“星期四幽灵”真面目的监控探头是谁关掉的?经有关技术部门检测,原来这套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虽然李医生将其设置在开机状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开过。无形之中,就给此案增添了一层神秘莫測的诡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