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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超,男。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所,获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学会理事。专业方向为汉语史、古文字学。主要成果有著作《秦简文字编》、《金文形义通解》、《殷墟甲骨字迹研究》及论文40余篇。
韩:张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作为古代汉语的专家,在古文字、古汉语词汇、古汉语语法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且您一直承担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古代汉语的教学任务。今天,我代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就中学的古代汉语教学对您作一个专访。
张:很高兴,能有机会借助《语文教学与研究》这个平台和广大的语文教师谈谈中学的古代汉语教学。
韩:现在中小学中流行“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说法。文言文,即狭义的古代汉语,被排在了第一位,可见它已成为了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大的难题,您对古代汉语教学有哪些看法呢?
张:文言文由于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远,学生在语言、社会习惯,典章制度等方面有些陌生,故文言文教学和现代文教学相比有很大的难度。而在中学是否应该教学文言文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蔡元培等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其影响,当时的学生不再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传统教材。而教科书中的文言文的篇目所占比例也是很小的。很多人认为《三字经》等启蒙教材里有很多封建糟粕,如《三字经》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宣扬了封建伦理道德,存在不民主的思想,如果让现在的孩子接受这种思想熏陶,无疑会贻害无穷。任何事物都是利与害并存的,就看我们来怎样趋利避害,《三字经》中所包含的优秀的文学、天文、地理、历史等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如“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考世系,知终始。自羲农,至黄帝……废帝制,效大同,立宪法,政共和”。再如《论语》中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学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不器”,“君子忧道不忧食”等,告诉我们学是修身的前提和基础,人们要有精神追求。而且这些教材中的文章音韵和谐,琅琅上口,便于记诵。我们应该多背诵些这样的篇章,更要多记诵些唐诗宋词元曲。为我们以后的成长打下精神的底子,也打下背诵功底。这些知识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生活阅历的丰富,会不断得到消化、吸收、升华、创新,学生毕业后,无论是学文史,还是学理工,在中小学得到的文化传统对其发展都将会大有裨益。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以及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我在给我的学生上课时告诉他们,外国人问你一些唐诗宋词,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应该为此感到赧然。我们平时应该多背诵些唐诗宋词。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总统布什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这不仅是两个总统的事,也代表了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无论是在医药领域,还是在哲学领域,他们在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后再去看世界,将是另外一番天地。
张:一种文化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世界的。在我们教材的古诗文中就包含很多优良的传统文化,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情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好学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蕴涵在我们的古代诗文中,在我们的教学中要深入挖掘。在道德滑坡的现代社会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儒家所提倡的谦让和睦、墨家提倡的“兼爱”、“节用”等对构建和谐社会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的这些优良传统应该在教学中得到发扬光大。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传统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们在新课标中欣喜地发现,教材中古诗文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课外要求背诵的古诗文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我们的语文教学加大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也是在提倡我们的语文教育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
韩:也就是说,您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并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让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打下精神底子。那么,这要求我们中小学校老师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
张:我认为至少应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素养: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教学方法的素养。前者是指教师应该具有深厚的本专业知识素养,还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对政治、历史、天文、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应该有所了解,只要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入地理解教材,也才能有效地教学古代汉语。后者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引导他们去探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入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队伍中去。现在很多学校目光都盯在中高考上,搞题海战术,中高考考什么就教什么。教师应该克服这种心理,关注考试,更要在日常教学中利用优秀的古诗文素材把对学生的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情感品质的塑造切实落到实处,这对人的一生的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韩:中学平时的古诗文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受中高考的指挥棒影响的。您对现在中高考的古诗文的考测在选材及形式上有什么看法?
张:我们先来谈一下选材的问题。我也一直关注高考古文的测试,我发现语言材料在“二十四史”中所选的人物传记占半壁江山。我想出题者是为了考查考生的文言文能力,也为了公平,才会选择那些学生未曾见过的材料。学生对古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历史事件不了解,而考试又不能给过多的注释、相关的背景知识介绍,那么这些材料就显得过于生僻,对他们来说就有一定难度。我认为还是选择那些通俗易懂的,首尾自成一段的有趣的材料来测试,这也能达到考查学生古文能力的目的。而考试形式是主客观相结合。那些考查学生识记知识的填空题、考查语言知识的选择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可以用的,而且这种考查形式有利于答案的统一,阅卷的方便。毕竟这是笔试,而不是面试。而根据文章内容所设置的对人物评价类的试题,由于学生的年龄、心理、生活阅历等条件的限制,还是尽量少出。
韩:2001年一篇《赤兔之死》的文言文作文得到满分后,一些学生争相效仿,您对用文言文写作有什么看法呢?
张:你提到的这种情况在高校现在也存在。一些高校的老师提倡学生写格律诗,我不要求我的学生用文言写作,尽管我可以写格律诗,也可以用文言写文章。我们教学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目的是让学生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陶冶他们的情操,而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会用文言写作。用文言来写作不是写一篇两篇文章就能练就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积累,不然会出现非驴非马、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会了也没有实用价值,现在绝大多数的文章用的都是现代汉语。文言写作除非是自我欣赏。《赤兔之死》这篇文言文作文得满分,或许写得好吧。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是中学生呢!无论是从写作的难度、学习时间的长久性上,还是从将来的实用性等角度来说,我都不提倡用文言来写作。
韩:现在很多人都提倡学生要形成“文言知识树”,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我认为在中学阶段,根据语文教学大纲以及中高考的难度进行教学,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古文字知识、古汉语词汇知识、古汉语语法知识就可以了,不需要非得系统地学习。因为很多错误的知识教给了学生,就很难改变,也就是心理学上的先入为主。我发现校正我的学生在中学学到的错误的知识,比我教给他们新知识还要费力气。切记,我们在中学阶段教学古诗文,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初步的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和审美能力,并形成一定的文化素养。
韩:您的建议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相信我们广大的语文教师也会在古汉语教学中探寻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方法。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韩振,某报社编辑,现居吉林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