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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又称对子，也叫联语、联句，是用来张贴悬挂的对偶语句。因常挂或贴在房前的楹柱上，因而又称为楹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它“片辞数语，著墨不多”，贴近生活，取材丰富，言简意赅，成为人们出题答对的主要文学形式，历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指出，对对子最能显示中国文字的特性，通过对对子，分辨虚实字、平仄声，最能看出读书之多寡，语汇之贫富，思想之有无条理。曾国藩说，对联“作者之才情寓焉，器局寓焉，学识襟抱，亦莫不寓焉”。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对联有很强的表现力，近代对联大家梁章钜说它“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
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社会，处于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时代，战争频仍，事变连连，奇人奇事不断。在这个变化纷繁的社会中，对联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显得格外多姿多彩。有的妙趣横生，让人会心而笑；有的冷峻严肃，让人警觉沉思；有的简明隽永，让人回味不已。
袁世凯登基复辟帝制时，一派浊浪滔天、群魔乱舞的景象，一联概之曰：“洪水横流，淹没汉满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上下联首字嵌入“洪宪”二字，一针见血地向世人揭示了这场闹剧的实质。当时福州某报曾刊出“讨袁”征联，上联是：“或入園中，拖出老袁还我國。”“園”字出“袁”入“或”为“國”字，表达了国人驱逐窃国大盗、恢复中华民国的强烈呼声。不久袁氏复辟失败病殁，有人灵机一动，模仿老袁的口吻对出下联：“余临道上，不堪回首望前途。”“余”字代替“首”字则为“途”字，生动传神地描画出袁世凯临死前穷途末路的悲凉心境。还有人为死后的袁世凯补开了两剂药方：“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都是汤药名，同时又指助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中6个人及率先叛袁独立的陈宧、陈树藩、汤芗铭等3名北洋旧将，说明筹备帝制正是袁氏自掘坟墓的开始，而众叛亲离则是加速灭亡的一道催命符。这份诊断书虽属马后炮，倒也恰如其症。
近代中国跌宕变幻的时事为撰写对联提供了大量素材，不少文人以联为武器，讽时骂世，嘲官揭秘，有关这方面的佳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民初北洋军阀各派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北京的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湖南名士王闿运撰联痛斥这帮祸国殃民的总统：“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此为藏字联，寓意“总统不是东西”。这些总统不顾人们的死活，大动干戈，搞得中华大地硝烟弥漫，饿殍遍地，尸骨盈野，的确不是东西。对联寄一片忧国忧民之情于酣畅淋漓的咒骂中，大快人心。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文字通俗，爱憎分明，鼓舞和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埔军校蜕化成为谋取名利的终南捷径，故有人将对联改为：“升官发财莫往他处；贪生怕死请入斯门。”上下联各改一字，此贬彼褒，泾渭分明。
1949年4月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示威游行，遭到当局血腥镇压，致使学生死伤多人。几天后在中央大学召开的追悼会上，挂起了一副无字联，写满了触目惊心的标点符号：“？，？？，？？？；！，！！，！！！”此联无字胜有字，表达了控诉暴政的满腔愤慨和誓死讨还血债的坚定信心。
“早去三朝天有眼，迟走几日地无皮。”这是四川祟庆县百姓为县长叶某所立的劣政碑，也是对敲骨吸髓者的辛辣讽刺。“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大胆揭露了富人把持法律，穷人无处申冤的不平世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则是以擎雨盖比喻官帽，用傲霜枝比喻辫子，辫帅张勋那副凄凄惶惶的丧家犬模样便惟妙惟肖如立人前……像这样的妙联不胜枚举，它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折射社会面貌，反映人心向背，也为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对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有很强的表现力，它不仅是雅士赋文答对、呼朋引类，针砭时弊、臧否人物的手段，革命领袖还将它作为宣传革命纲领、作战方针乃至施政方针的一种手段。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也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由于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在社会上不胫而走，马上流传开来，成为鼓舞人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1930年11月，在红一方面军召开的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手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的两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将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全部嵌入联中，言简意赅，通俗易记，使到会军民精神振奋，信心倍增。
民国时期的对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是文与史的结晶。因此无论是撰者还是被撰者，都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样也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文化印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事件与人物的文化，是研究当时人物与事件不可或缺的史料。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民国对联中的人与事儿》 作者：王晓华 等）
1912年至1949年的民国社会，处于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时代，战争频仍，事变连连，奇人奇事不断。在这个变化纷繁的社会中，对联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显得格外多姿多彩。有的妙趣横生，让人会心而笑；有的冷峻严肃，让人警觉沉思；有的简明隽永，让人回味不已。
袁世凯登基复辟帝制时，一派浊浪滔天、群魔乱舞的景象，一联概之曰：“洪水横流，淹没汉满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上下联首字嵌入“洪宪”二字，一针见血地向世人揭示了这场闹剧的实质。当时福州某报曾刊出“讨袁”征联，上联是：“或入園中，拖出老袁还我國。”“園”字出“袁”入“或”为“國”字，表达了国人驱逐窃国大盗、恢复中华民国的强烈呼声。不久袁氏复辟失败病殁，有人灵机一动，模仿老袁的口吻对出下联：“余临道上，不堪回首望前途。”“余”字代替“首”字则为“途”字，生动传神地描画出袁世凯临死前穷途末路的悲凉心境。还有人为死后的袁世凯补开了两剂药方：“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都是汤药名，同时又指助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中6个人及率先叛袁独立的陈宧、陈树藩、汤芗铭等3名北洋旧将，说明筹备帝制正是袁氏自掘坟墓的开始，而众叛亲离则是加速灭亡的一道催命符。这份诊断书虽属马后炮，倒也恰如其症。
近代中国跌宕变幻的时事为撰写对联提供了大量素材，不少文人以联为武器，讽时骂世，嘲官揭秘，有关这方面的佳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育作用。民初北洋军阀各派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北京的总统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湖南名士王闿运撰联痛斥这帮祸国殃民的总统：“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此为藏字联，寓意“总统不是东西”。这些总统不顾人们的死活，大动干戈，搞得中华大地硝烟弥漫，饿殍遍地，尸骨盈野，的确不是东西。对联寄一片忧国忧民之情于酣畅淋漓的咒骂中，大快人心。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门口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文字通俗，爱憎分明，鼓舞和吸引了许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埔军校蜕化成为谋取名利的终南捷径，故有人将对联改为：“升官发财莫往他处；贪生怕死请入斯门。”上下联各改一字，此贬彼褒，泾渭分明。
1949年4月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举行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示威游行，遭到当局血腥镇压，致使学生死伤多人。几天后在中央大学召开的追悼会上，挂起了一副无字联，写满了触目惊心的标点符号：“？，？？，？？？；！，！！，！！！”此联无字胜有字，表达了控诉暴政的满腔愤慨和誓死讨还血债的坚定信心。
“早去三朝天有眼，迟走几日地无皮。”这是四川祟庆县百姓为县长叶某所立的劣政碑，也是对敲骨吸髓者的辛辣讽刺。“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大胆揭露了富人把持法律，穷人无处申冤的不平世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则是以擎雨盖比喻官帽，用傲霜枝比喻辫子，辫帅张勋那副凄凄惶惶的丧家犬模样便惟妙惟肖如立人前……像这样的妙联不胜枚举，它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折射社会面貌，反映人心向背，也为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对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有很强的表现力，它不仅是雅士赋文答对、呼朋引类，针砭时弊、臧否人物的手段，革命领袖还将它作为宣传革命纲领、作战方针乃至施政方针的一种手段。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也是一副对仗工整的对联，由于它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在社会上不胫而走，马上流传开来，成为鼓舞人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1930年11月，在红一方面军召开的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手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的两旁：“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副对联将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全部嵌入联中，言简意赅，通俗易记，使到会军民精神振奋，信心倍增。
民国时期的对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面貌，是文与史的结晶。因此无论是撰者还是被撰者，都是以史实为依据的，同样也深深地打上了他们的文化印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事件与人物的文化，是研究当时人物与事件不可或缺的史料。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民国对联中的人与事儿》 作者：王晓华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