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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来听这个讲座，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安徽，第一次来时十七八岁，跟着我三叔去滁县贩河蟹，在一个水产批发市场拿了货，坐火车赶回上海南码头菜市场，大闸蟹已奄奄一息，只好以进价卖掉。第二次是二十七八岁，因为一个什么事去了安庆，知道安庆离江西很近，是安徽老省会，安庆徽州，合称安徽，黄梅戏故里，在街上看到一所黄梅戏学校，里面据说出过严凤英吴琼马兰等名角。
这次来合肥，严格说算第一次，那次离开安庆连夜往上海赶，没买到直达车票，晚上先到了合肥，换乘空隙有一个多小时，就在黑不溜丢的火车站广场溜了一圈，因为没走出火车站范围，严格意义上不算进入过这个城市。这次来，绿皮火车换成了高铁，从上海到合肥，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出了火车站，特地让出租车开慢点看看市容，和上海一样，合肥的天空也是灰霾霾的，高楼大厦不少，出租车在高架上跑，看上去比较繁华，也有点寂寥，绿化不是很好，如今的城市化改造，硬件都差不多，此所谓天下大同。
今天的主题是文学和生活中的性，中国人对性一直很忌讳，忌讳到什么程度呢？先说个小故事，小时候认识一个字，女字里面加一点，大家会想好像没这个字吧，确实，这是一个生造的字，我那时在浦东乡村小学读书，小男生刚好在性朦胧期，聊起女性生殖器的写法，课本上没这个字，新华字典里也没有，有个男生告诉我们他会写，跑到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了个女字，然后在中间点了一点，说这个字读“笃”，笃这个音是女性生殖器的浦东土话，我觉得这个字从道理上讲得通，就信以为真，至今仍觉得那个男生很聪明，理解了象形文字的造字逻辑。这个插曲，也反应出中国大陆性教育的落后，我听说直到今天，有些自然常识课老师在教到男女生殖器那个章节时，是跳过去不讲的，让学生们回家照着书自学。
我们小说家写小说，不可避免会写到性，有时也会写到生殖器和做爱，读者在小说里看到性描写，经常会看到这三个字，逼迫的逼，吊起来的吊，操场的操，当然这些都是错字，按正确的汉字写，屄应该是尸字旁一个穴，屌是尸字旁一个吊起来的吊，肏上面是入下面是肉，到了杂志社或出版社，编辑会故意把这三个字改成我刚才说的错字，还有的干脆用打叉来代替。是编辑不知道正确的写法么？当然不是。我在写作上比较较真，就改过来。有的编辑见我在校对稿上标注后就改过来了，有的比较固执，我就和他们理论，理由很简单，你不能放着正确的汉字不用，故意去用错别字。这样一说，编辑也就哑口无言，不過也碰到过使小心眼的编辑，当面同意改了，背后又改了回去，等印刷出来木已成舟，也只好苦笑。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性的禁忌，文字本身是平等的，没有说哪个字就高贵，哪个字就下贱，仓颉造字的时候是不戴有色眼镜的，拿人体器官而言，眼睛是目字旁，嘴是口字旁，唇是口字底，肝和腰是月字旁，肾是月字底，屁股也叫尻，是尸字旁，屌和屄也是尸字旁，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想，你刚才还在说字没有高低贵贱，尸字旁就不是什么好字，这里有个误区，尸字旁和尸体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汉字简化后造成的谬误，尸体的尸有个专用字，是尸字里面加个死字，也读尸的音，这个字在汉字简化时弃用了，用尸这个部首代替了原来的“屍”，结果歧义就来了，所有尸字旁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字，或者是脏字，尸这个字有多个含义，作为部首时就是指身体，作为象形文字，尸字旁只有作为身体，才能合理解释字义，比如说尾巴的尾，撒尿的尿，当然这些都是文字学范畴的事。
而对作家来说，文字所展现的更多是社会学属性，我们还是拿几个所谓的脏字为例，大家单听我说屌这个字时会有不适感，如果我说屌丝这个词，相信就没人会有这种感觉了，如今很多女孩子也张口闭口自称女屌丝。再举个例子，我说屄这个字时大家也会有不适感，如果我说傻屄这个词时，大家只会认为这是习以为常的切口，如果我说牛屄这个词，就更认为是一个褒义词了，还有在北京，我肏这个词早已成为感叹词，书面语有时会写成卧铺的卧马槽的槽，也是欲盖弥彰的谐音。你们看，在特定语境中，这三个字的本意消失了。
说了这些，想说明汉字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每个字都有其对应的含义，用另外的字来代替是一种心虚。大家可能会想，你怎么能在公开场合神情自若地说出这些“脏”字，这是因为我没觉得它们是脏字，字本身都是干净的，是受众想脏了。日本导演大岛渚有句名言，世界本没有猥亵的本体。意思是说，猥亵只存在于有猥亵思想的人的脑子里。
文学艺术从来不缺卫道士作品，当然，也有为性做正面推广的作品，比如上海曾上演过一个话剧《阴道独白》，看标题就觉得悚动，十几年前初演时，社会一片喧哗，几乎都是批判和唾骂，随着社会的开化，后来再公演，接受的人就多了，舆情中不乏赞誉，这就是进步。
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性禁忌虽然存在，但私人空间也在增大，女性开始反抗身体被物化，你们消费女色，我们也消费男色，所以就有了小鲜肉、撩帅锅这样的说法。虽然对这种试图以对抗赢得女性尊严的做法我未必认同，但我愿意赞美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但带来观念上的改变，也直接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婚恋方式。比如我有三位女性朋友，三十多岁，没找到合适的对象，眼看着生育黄金期即将过去，按世俗常理——当然这里的常理要打个引号，因为常理往往是不讲理——无非是在家庭社会的压力下，匆匆找个伴结婚生娃，这三位不然，找不到喜欢的人绝不将就，选择了精子库当起了不婚妈妈，由于不是婚姻状态的生育，中国大陆不给上户口，就去美国生下了小孩。未婚单亲母亲和离婚单亲母亲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未婚单亲母亲对陈腐的性观念和家庭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动，是变化社会中的对既有秩序的一种拆构。
婚姻这个形式在人类社会传承了几千年，也纠结了几千年，历史上，女性在婚姻中基本是从属地位，因为男权社会是一个客观事实，女性嫁给男性，虽然有爱情这种化学荷尔蒙产生的诗意作用，原始动力还是基于安全感，俗一点说是找一个饭碗，男性娶女性，则是需要一个繁衍工具，把基因传承下去。婚姻作为一个架构解决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伴侣间的相对忠诚、人类的繁衍、遗产传承等等。 像我父亲这一代，离婚是件巨大的丑闻。不像现在，我有个上海电视台的朋友跑民政局这条线，给我一个数据，2013年上海男性首婚率33岁女性31岁，然后某个年龄段——好像是1986年出生的那一批——离婚率达到了36%还是46%，反正数据非常吓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离婚率高的原因无外乎那么几种，其中出轨是重要的助推力之一，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因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相对公平，女性在逐步完成经济独立的同时，有敢爱敢恨的底气了。这些年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有很多名人明星的私生活被曝光，偷情、嫖娼、出轨、劈腿这样的字眼占据了各种媒体的头条，表面上看，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都活得跟禽兽似的。其实，人的本性没有变，只是因为新媒体的快捷性，把过去被遮蔽的现象搁到了放大镜下，由此也印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一直是以婚外性行为做补充的。
人类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来变成男性主导，这是自然选择，早期的人类生产工具单一，只有石块树枝，野鸡野兽还没有驯化为家禽家畜，野麦子野稻子也没完成改良，人类后来的一日三餐制，大家以为是天性，其实不对，原始状态中，抓到野兽就有吃的，抓不到就没吃的。野果子也一样，遇上就有的吃，没遇上就没得吃。一本博物学的书上说，有些原生蔬果是很难吃的，至少不如现在好吃，是经过漫长的人工培育后才慢慢变得好吃的。所以“一日三餐”是人类自己规范后的一个产物，不是先天的，婚姻也一样，国家也一样，都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都是后来和世界达成妥协的产物。
早期人类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方法，也就没有生产资料的积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财产，死了也就没有遗产，整个族群可能是一个滥交状态。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会挖陷阱了，有更好的工具了，捕捉野兽的能力增强了，野稻子野麦子被驯化后有粮食库存了。一个男人临死前，还剩五张兽皮二十斤兽肉一百斤粮食，他就会在氏族中寻找自己的后代，希望把遗产传给自己的血脉。这时候他失望地发现，当初和小伙伴们相互乱搞男女关系，每个孩子都可能是自己的，也都可能不是自己的，这时就有了固定配偶的需要，慢慢也就有了婚姻和家庭的出现。也就是说，婚姻是生产力发展后的产物，是生产物资结余的产物，而不是唯美主义的爱情的产物，倒是性交的发生可能是唯美和力量的产物，所以你看雄性动物通常比雌性动物好看，雄狮子比雌狮子伟岸强壮，雄孔雀比雌孔雀多彩多姿，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界。
既然说婚姻的萌芽状态跟生产物资结余有关，那么转换成今天的话说，其本质是一种物质或经济依附关系，男性通过找到固定配偶传播后代，并把自己的财产传承下去，女性则将生育作为对价，用来换取男性的供养。近代以来，女性走出厨房大规模就业，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现在德国总理是女的，韩国总统是女的，过两年说不定美国总统也是女的。女性不再是男性附属物，甚至比男性更能干，韩国女总统是单身，希拉里虽然有婚姻，独立意识也非常强，很多地方总统老公克林顿也是听她的。单身率或离婚率提高，不是社会退步，反而可能是进步。女性赚钱不比男性少，过去有妥协，现在不再愿意凑合，何错之有？日本有个数据，六十岁以上女性主导的离婚率很高，年轻的时候因为有小孩不离婚，等小孩培养大了，剩下的岁月想为自己活。离婚率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有了选择的机会，有了纠错能力，有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诉求。只有不自信的封闭社会，男女才会不适合仍苟且在一起。
基于性是原始人权——它甚至不是人权，而是兽权——所以反性本质上就是反人类反自然。反映在小說创作中，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性就没有小说，小说最常见的是写什么？爱恨情愁，如果我说一百部小说中，不少于九十五部离不开爱恨情愁，想必大家不会反对，而爱恨情愁的根源不就是来自男女间的情愫么，当然，也可以发生在男男间或者女女间，这里我顺便插一句，社会对同性恋有很多看法，今天我不展开，只说一条，感情上同性恋与异性恋并没有差别，有时反而更炙热更纠缠。
既然小说离不开性，那么性难写么？当然难写。过去有个说法，小说最难写的是对话，确实，对话不好写。但性的难度更在对话之上，性描写既可以看出一个小说家的功力，也可以看出其格局。西方人喜欢恶搞，我们知道有个搞笑诺贝尔奖，专门把科学界的一些奇葩发明拿来颁奖，借以羞辱那些不成功的科学家。无独有偶，西方文学界有一个最差性描写奖，专门颁给那些不成功的性描写，很多得奖者还是小说高手，可见而知，写性是世界性写作难题。
我想起有个文坛轶事，说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有部代表作叫《灵山》，曾被大陆一家出版社退稿，退稿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说他的性描写简单粗暴。是不是简单粗暴见仁见智，由此可以看出性在某些编辑眼里确实是一种禁忌，拿捏不好尺度就自我审查，或者干脆退稿了事。
性描写难在节制，难在有生命力却又不脏，难在细节逼真却不猥琐，可以这么说，好的涉性小说，都是性压抑小说，看过《金瓶梅》的人都会知道，其文学价值不逊色于《红楼梦》，甚至成就更高，但它是一部禁书，原因就是被认为是黄书。可我认为《红楼梦》也很黄，如果说《金瓶梅》是明骚，那《红楼梦》就是闷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淫，我一直觉得意淫比淫更色情。
市面上有《金瓶梅》洁本，所谓洁本就是删节本。删节是一种阉割，后来有些作家不用别人阉割，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文中加了无数空白小方块，说此处略去多少多少字，这种情况可能是作者拿刀自宫，也可能是作家的另类抗议，无论哪种情况，都属于文学奇观吧。
删节对文学艺术的损害有多大呢，我拿一部电影做例子，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小说的影像版，也是被审查的重灾区，拿电影做例子更有画面感。年纪稍大的朋友知道有部苏联片子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看过内部场完整版，其中一个情节是几个女战士脱光了在河边洗浴，当然是曲线毕露，不久她们战死沙场。大陆公映的版本把全裸镜头删掉了，后来我在想，导演之所以要拍战争时期的女战士裸体，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这组镜头是有深层考虑的，如果女战士只是在狙击战中战死，或者在行军过程中被击毙，固然也让人心痛，但牺牲前的这场裸戏，把年轻女性美好的身体从军服中暴露出来，让观众赞叹青春的美和活力，不久她们被射杀，观众更会扼腕叹息，也会更痛恨战争。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种被剪刀阉割的情况并不鲜见，大陆电影几乎所有的性爱暴露镜头，不问青红皂白，都会被咔嚓剪去。这种对文艺作品的粗暴干预我把它叫做马赛克执法，对马赛克执法我们并不陌生，用马赛克将人体的隐私部位模糊掉，哪怕是人像摄影作品也照样马赛克不误。
关于性，还有一个词，叫爱欲，爱欲是性欲，却又比性欲高级，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很妙，性欲大家都理解，爱欲要多几个层次，是递进式的，性欲是从性器官开始的，爱欲是从大脑开始的，我们说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而不是生殖器，爱欲因为从大脑开始，所以比较容易走向极端，比如《洛丽塔》，我觉得就是爱欲小说，一个小萝莉，也就是小女孩，恋上了怪叔叔，走上了不伦之恋。
我认为当代中文作家中王小波写性是最好的，他的《黄金时代》读起来像一部情色小说，但你会感知到作者有非常宽广的心胸，你会觉得写得好下流啊，但又写得好干净啊。好的性爱描写应该看上去是淫秽的，但一点也不龌龊，而更可贵之处在于，王小波通过性来消解政治，讲到这里，想起昆德拉也是用性消解政治的高手。
性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我结合性的禁书来讲一讲，说到性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太多著名小说，西方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中国古代有《金瓶梅》《肉蒲团》，当代有地下流传的《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也有公开发行过的《废都》《上海宝贝》，这些书有个共同点，都是或曾经是禁书。
禁书之所以被禁，表面看，是内容突破了某种意识形态底线，实际上并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有的禁书一直被禁，而有的却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权被开禁了，还有一种更吊诡的情况，本来可以公开发行的，突然又被勒令收回成为禁书了。
禁书之所以被禁，理由无非几种，政治、宗教以及性，而因为性而被禁，我虽没有统计过，想必比例不会低。那么，性描写的边界在哪里，过去文学界有个笼统的说法，大意是，性描写必须为了小说情节合理而服务。看上去很有道理，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文学不是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做不到那么精确，比方说接吻，如果说男女嘴唇碰一碰算文雅的性描写，舌头搅在一起算放肆的性描写，互相啃互相咬咬算下流的性描写，可能在座的也会觉得像个笑话。
所以说，文学中性描写的尺度是无法达到标准化的，有一次和一位小说家同行探讨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说法，如果性描写让读者产生生理反应，就算淫秽。这个看上去有了标准，其实也很荒诞，首先，这个说法将生理本能反应视作肮脏的，食色性也，如果性是肮脏的，那么吃饭也是肮脏的。其次，每个人对外界反应存在很大差异，有人可能读到接吻的章节就勃起了，有人可能看岛国真刀实枪的“动作片”都无所谓，所以这也只能是伪标准。
说到这里，我们要问，禁书是谁来定义的，是谁下达了封禁指令。大家肯定会说，是政府，没错，是政府，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有时也可以是宗教首脑，比如拉什迪写《撒旦诗篇》，不但书被禁了，人还差点被杀了，发布追杀令的就是伊朗宗教首领霍梅尼。当然，禁书的主要生产者还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来管老百姓的脐下三寸呢。
在现实政治中，通过对性的禁锢来实现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掌握个人的本能性爱，有时候就掌握住了社会大众的命门。之所以要管理老百姓的性，潜在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产生道德羞耻感和自卑感。我不止一次说过，儒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假大空的道理一套一套，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像三纲五常这样的东西，完全就是糟粕，你们想，古代思想流派这么多，为什么历代皇帝独尊儒家，道理很简单，便于统治。被洗脑几千年，国人普遍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崇高感，往往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别人，而事实上，只有将正常的事物设定为不可言说的禁忌，才是一种变态心理。
當要求老百姓讲道德，开始管老百姓的小鸡鸡，那么伴随而来的必然就是公民的恐惧。三十年前就造成过这样的悲剧，以严打的名义逮捕、劳教、判刑了很多青年，不少“力比多”旺盛的小伙子仅仅因为私生活而被判处了死刑，今天听起来好像很荒诞，一个男孩多谈了几次恋爱多睡了几个女朋友就被枪毙了。可这千真万确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而且时间上离开今天也并不遥远。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底线是什么，是法制，而不是道德。因为法制是刚性的可量化的社会底线，逾越了底线就是犯罪。而道德更多时候是私德，最多只能是舆情层面的谴责，而不能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
文明国家对老百姓的性是宽容的，越是开明的制度，政府对性的控制越低，美国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婴儿潮时期，有过一段性开放革命，这是战争结束后的人性极度压抑后的爆发，年轻人的情绪有点类似文革后知青大返城，返城后就失业，没知识没文化，没工作没房子，看不到未来，逆反和迷惘导致喇叭裤爆炸头流行，性成了消极反抗的手段。美国政府根本不管这事，婴儿潮时期出身的克林顿后来还当了总统，有一点，克林顿后来差点被弹劾，出轨不是主要原因，撒谎才是。当然，美国社会对政客的私生活是有严格监督的，对普通人则没有。婴儿潮之后，美国年轻人也会叛逆，择偶却非常谨慎，一旦结婚回归家庭，却很有责任心，我在美国的朋友说，社区里居家过日子的暖男特别多，夫妻双方互相尊重，养一堆孩子，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候，性的开明程度确实可以衡量国家的文明程度。
除了性，让老百姓产生道德自卑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塑造英雄。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了不少英雄，其中有一位士兵非常著名，政府把他塑造成全民偶像，报刊上刊登了这个人非常多的照片，那时物资匮乏，照相机是非常高档的奢侈品，一个六十年代的普通士兵拥有照相机，买得起那么多昂贵的胶卷，身边永远有个摄影师跟拍出那么多成像质量非常专业的照片，这让我有点羡慕嫉妒恨，我少年时想学拍照学绘画，九十年代初曾想攒钱买一架海鸥照相机，最后还是都没买成，我成为小说家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家境买不起照相机和油画材料，而写作只要笔和稿子就行了，是所有文艺创作中成本最低的，要不然我成为摄影家或油画家的可能性更大。
苏联有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堪称革命英雄主义的完美形象，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炮制出来的最成功的神话，这个人物影响了无数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底层产业工人，那个年代苏联工人任劳任怨，工资福利远低于同时代的西方工人，塑造英雄或劳动模范的政治逻辑一目了然，人家为了祖国建设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甚至把生命奉献了都在所不惜，你们怎么好意思还嫌工资低。这种统治术，逻辑上和对性的控制是一致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萌生道德上的羞耻感，才会自愿被矮化，乃至被奴化。
（本文系作者在合肥“纸的时代书店”的演讲辞）
这次来合肥，严格说算第一次，那次离开安庆连夜往上海赶，没买到直达车票，晚上先到了合肥，换乘空隙有一个多小时，就在黑不溜丢的火车站广场溜了一圈，因为没走出火车站范围，严格意义上不算进入过这个城市。这次来，绿皮火车换成了高铁，从上海到合肥，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出了火车站，特地让出租车开慢点看看市容，和上海一样，合肥的天空也是灰霾霾的，高楼大厦不少，出租车在高架上跑，看上去比较繁华，也有点寂寥，绿化不是很好，如今的城市化改造，硬件都差不多，此所谓天下大同。
今天的主题是文学和生活中的性，中国人对性一直很忌讳，忌讳到什么程度呢？先说个小故事，小时候认识一个字，女字里面加一点，大家会想好像没这个字吧，确实，这是一个生造的字，我那时在浦东乡村小学读书，小男生刚好在性朦胧期，聊起女性生殖器的写法，课本上没这个字，新华字典里也没有，有个男生告诉我们他会写，跑到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了个女字，然后在中间点了一点，说这个字读“笃”，笃这个音是女性生殖器的浦东土话，我觉得这个字从道理上讲得通，就信以为真，至今仍觉得那个男生很聪明，理解了象形文字的造字逻辑。这个插曲，也反应出中国大陆性教育的落后，我听说直到今天，有些自然常识课老师在教到男女生殖器那个章节时，是跳过去不讲的，让学生们回家照着书自学。
我们小说家写小说，不可避免会写到性，有时也会写到生殖器和做爱，读者在小说里看到性描写，经常会看到这三个字，逼迫的逼，吊起来的吊，操场的操，当然这些都是错字，按正确的汉字写，屄应该是尸字旁一个穴，屌是尸字旁一个吊起来的吊，肏上面是入下面是肉，到了杂志社或出版社，编辑会故意把这三个字改成我刚才说的错字，还有的干脆用打叉来代替。是编辑不知道正确的写法么？当然不是。我在写作上比较较真，就改过来。有的编辑见我在校对稿上标注后就改过来了，有的比较固执，我就和他们理论，理由很简单，你不能放着正确的汉字不用，故意去用错别字。这样一说，编辑也就哑口无言，不過也碰到过使小心眼的编辑，当面同意改了，背后又改了回去，等印刷出来木已成舟，也只好苦笑。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性的禁忌，文字本身是平等的，没有说哪个字就高贵，哪个字就下贱，仓颉造字的时候是不戴有色眼镜的，拿人体器官而言，眼睛是目字旁，嘴是口字旁，唇是口字底，肝和腰是月字旁，肾是月字底，屁股也叫尻，是尸字旁，屌和屄也是尸字旁，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想，你刚才还在说字没有高低贵贱，尸字旁就不是什么好字，这里有个误区，尸字旁和尸体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汉字简化后造成的谬误，尸体的尸有个专用字，是尸字里面加个死字，也读尸的音，这个字在汉字简化时弃用了，用尸这个部首代替了原来的“屍”，结果歧义就来了，所有尸字旁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字，或者是脏字，尸这个字有多个含义，作为部首时就是指身体，作为象形文字，尸字旁只有作为身体，才能合理解释字义，比如说尾巴的尾，撒尿的尿，当然这些都是文字学范畴的事。
而对作家来说，文字所展现的更多是社会学属性，我们还是拿几个所谓的脏字为例，大家单听我说屌这个字时会有不适感，如果我说屌丝这个词，相信就没人会有这种感觉了，如今很多女孩子也张口闭口自称女屌丝。再举个例子，我说屄这个字时大家也会有不适感，如果我说傻屄这个词时，大家只会认为这是习以为常的切口，如果我说牛屄这个词，就更认为是一个褒义词了，还有在北京，我肏这个词早已成为感叹词，书面语有时会写成卧铺的卧马槽的槽，也是欲盖弥彰的谐音。你们看，在特定语境中，这三个字的本意消失了。
说了这些，想说明汉字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每个字都有其对应的含义，用另外的字来代替是一种心虚。大家可能会想，你怎么能在公开场合神情自若地说出这些“脏”字，这是因为我没觉得它们是脏字，字本身都是干净的，是受众想脏了。日本导演大岛渚有句名言，世界本没有猥亵的本体。意思是说，猥亵只存在于有猥亵思想的人的脑子里。
文学艺术从来不缺卫道士作品，当然，也有为性做正面推广的作品，比如上海曾上演过一个话剧《阴道独白》，看标题就觉得悚动，十几年前初演时，社会一片喧哗，几乎都是批判和唾骂，随着社会的开化，后来再公演，接受的人就多了，舆情中不乏赞誉，这就是进步。
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高，性禁忌虽然存在，但私人空间也在增大，女性开始反抗身体被物化，你们消费女色，我们也消费男色，所以就有了小鲜肉、撩帅锅这样的说法。虽然对这种试图以对抗赢得女性尊严的做法我未必认同，但我愿意赞美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但带来观念上的改变，也直接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婚恋方式。比如我有三位女性朋友，三十多岁，没找到合适的对象，眼看着生育黄金期即将过去，按世俗常理——当然这里的常理要打个引号，因为常理往往是不讲理——无非是在家庭社会的压力下，匆匆找个伴结婚生娃，这三位不然，找不到喜欢的人绝不将就，选择了精子库当起了不婚妈妈，由于不是婚姻状态的生育，中国大陆不给上户口，就去美国生下了小孩。未婚单亲母亲和离婚单亲母亲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未婚单亲母亲对陈腐的性观念和家庭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动，是变化社会中的对既有秩序的一种拆构。
婚姻这个形式在人类社会传承了几千年，也纠结了几千年，历史上，女性在婚姻中基本是从属地位，因为男权社会是一个客观事实，女性嫁给男性，虽然有爱情这种化学荷尔蒙产生的诗意作用，原始动力还是基于安全感，俗一点说是找一个饭碗，男性娶女性，则是需要一个繁衍工具，把基因传承下去。婚姻作为一个架构解决了很多问题，比方说伴侣间的相对忠诚、人类的繁衍、遗产传承等等。 像我父亲这一代，离婚是件巨大的丑闻。不像现在，我有个上海电视台的朋友跑民政局这条线，给我一个数据，2013年上海男性首婚率33岁女性31岁，然后某个年龄段——好像是1986年出生的那一批——离婚率达到了36%还是46%，反正数据非常吓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离婚率高的原因无外乎那么几种，其中出轨是重要的助推力之一，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因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相对公平，女性在逐步完成经济独立的同时，有敢爱敢恨的底气了。这些年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有很多名人明星的私生活被曝光，偷情、嫖娼、出轨、劈腿这样的字眼占据了各种媒体的头条，表面上看，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都活得跟禽兽似的。其实，人的本性没有变，只是因为新媒体的快捷性，把过去被遮蔽的现象搁到了放大镜下，由此也印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一直是以婚外性行为做补充的。
人类最早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来变成男性主导，这是自然选择，早期的人类生产工具单一，只有石块树枝，野鸡野兽还没有驯化为家禽家畜，野麦子野稻子也没完成改良，人类后来的一日三餐制，大家以为是天性，其实不对，原始状态中，抓到野兽就有吃的，抓不到就没吃的。野果子也一样，遇上就有的吃，没遇上就没得吃。一本博物学的书上说，有些原生蔬果是很难吃的，至少不如现在好吃，是经过漫长的人工培育后才慢慢变得好吃的。所以“一日三餐”是人类自己规范后的一个产物，不是先天的，婚姻也一样，国家也一样，都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都是后来和世界达成妥协的产物。
早期人类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方法，也就没有生产资料的积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财产，死了也就没有遗产，整个族群可能是一个滥交状态。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会挖陷阱了，有更好的工具了，捕捉野兽的能力增强了，野稻子野麦子被驯化后有粮食库存了。一个男人临死前，还剩五张兽皮二十斤兽肉一百斤粮食，他就会在氏族中寻找自己的后代，希望把遗产传给自己的血脉。这时候他失望地发现，当初和小伙伴们相互乱搞男女关系，每个孩子都可能是自己的，也都可能不是自己的，这时就有了固定配偶的需要，慢慢也就有了婚姻和家庭的出现。也就是说，婚姻是生产力发展后的产物，是生产物资结余的产物，而不是唯美主义的爱情的产物，倒是性交的发生可能是唯美和力量的产物，所以你看雄性动物通常比雌性动物好看，雄狮子比雌狮子伟岸强壮，雄孔雀比雌孔雀多彩多姿，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脊椎动物界。
既然说婚姻的萌芽状态跟生产物资结余有关，那么转换成今天的话说，其本质是一种物质或经济依附关系，男性通过找到固定配偶传播后代，并把自己的财产传承下去，女性则将生育作为对价，用来换取男性的供养。近代以来，女性走出厨房大规模就业，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现在德国总理是女的，韩国总统是女的，过两年说不定美国总统也是女的。女性不再是男性附属物，甚至比男性更能干，韩国女总统是单身，希拉里虽然有婚姻，独立意识也非常强，很多地方总统老公克林顿也是听她的。单身率或离婚率提高，不是社会退步，反而可能是进步。女性赚钱不比男性少，过去有妥协，现在不再愿意凑合，何错之有？日本有个数据，六十岁以上女性主导的离婚率很高，年轻的时候因为有小孩不离婚，等小孩培养大了，剩下的岁月想为自己活。离婚率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有了选择的机会，有了纠错能力，有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诉求。只有不自信的封闭社会，男女才会不适合仍苟且在一起。
基于性是原始人权——它甚至不是人权，而是兽权——所以反性本质上就是反人类反自然。反映在小說创作中，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性就没有小说，小说最常见的是写什么？爱恨情愁，如果我说一百部小说中，不少于九十五部离不开爱恨情愁，想必大家不会反对，而爱恨情愁的根源不就是来自男女间的情愫么，当然，也可以发生在男男间或者女女间，这里我顺便插一句，社会对同性恋有很多看法，今天我不展开，只说一条，感情上同性恋与异性恋并没有差别，有时反而更炙热更纠缠。
既然小说离不开性，那么性难写么？当然难写。过去有个说法，小说最难写的是对话，确实，对话不好写。但性的难度更在对话之上，性描写既可以看出一个小说家的功力，也可以看出其格局。西方人喜欢恶搞，我们知道有个搞笑诺贝尔奖，专门把科学界的一些奇葩发明拿来颁奖，借以羞辱那些不成功的科学家。无独有偶，西方文学界有一个最差性描写奖，专门颁给那些不成功的性描写，很多得奖者还是小说高手，可见而知，写性是世界性写作难题。
我想起有个文坛轶事，说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有部代表作叫《灵山》，曾被大陆一家出版社退稿，退稿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说他的性描写简单粗暴。是不是简单粗暴见仁见智，由此可以看出性在某些编辑眼里确实是一种禁忌，拿捏不好尺度就自我审查，或者干脆退稿了事。
性描写难在节制，难在有生命力却又不脏，难在细节逼真却不猥琐，可以这么说，好的涉性小说，都是性压抑小说，看过《金瓶梅》的人都会知道，其文学价值不逊色于《红楼梦》，甚至成就更高，但它是一部禁书，原因就是被认为是黄书。可我认为《红楼梦》也很黄，如果说《金瓶梅》是明骚，那《红楼梦》就是闷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淫，我一直觉得意淫比淫更色情。
市面上有《金瓶梅》洁本，所谓洁本就是删节本。删节是一种阉割，后来有些作家不用别人阉割，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文中加了无数空白小方块，说此处略去多少多少字，这种情况可能是作者拿刀自宫，也可能是作家的另类抗议，无论哪种情况，都属于文学奇观吧。
删节对文学艺术的损害有多大呢，我拿一部电影做例子，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小说的影像版，也是被审查的重灾区，拿电影做例子更有画面感。年纪稍大的朋友知道有部苏联片子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看过内部场完整版，其中一个情节是几个女战士脱光了在河边洗浴，当然是曲线毕露，不久她们战死沙场。大陆公映的版本把全裸镜头删掉了，后来我在想，导演之所以要拍战争时期的女战士裸体，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这组镜头是有深层考虑的，如果女战士只是在狙击战中战死，或者在行军过程中被击毙，固然也让人心痛，但牺牲前的这场裸戏，把年轻女性美好的身体从军服中暴露出来，让观众赞叹青春的美和活力，不久她们被射杀，观众更会扼腕叹息，也会更痛恨战争。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种被剪刀阉割的情况并不鲜见，大陆电影几乎所有的性爱暴露镜头，不问青红皂白，都会被咔嚓剪去。这种对文艺作品的粗暴干预我把它叫做马赛克执法，对马赛克执法我们并不陌生，用马赛克将人体的隐私部位模糊掉，哪怕是人像摄影作品也照样马赛克不误。
关于性，还有一个词，叫爱欲，爱欲是性欲，却又比性欲高级，我个人觉得这个词很妙，性欲大家都理解，爱欲要多几个层次，是递进式的，性欲是从性器官开始的，爱欲是从大脑开始的，我们说最大的性器官是大脑而不是生殖器，爱欲因为从大脑开始，所以比较容易走向极端，比如《洛丽塔》，我觉得就是爱欲小说，一个小萝莉，也就是小女孩，恋上了怪叔叔，走上了不伦之恋。
我认为当代中文作家中王小波写性是最好的，他的《黄金时代》读起来像一部情色小说，但你会感知到作者有非常宽广的心胸，你会觉得写得好下流啊，但又写得好干净啊。好的性爱描写应该看上去是淫秽的，但一点也不龌龊，而更可贵之处在于，王小波通过性来消解政治，讲到这里，想起昆德拉也是用性消解政治的高手。
性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我结合性的禁书来讲一讲，说到性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太多著名小说，西方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中国古代有《金瓶梅》《肉蒲团》，当代有地下流传的《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也有公开发行过的《废都》《上海宝贝》，这些书有个共同点，都是或曾经是禁书。
禁书之所以被禁，表面看，是内容突破了某种意识形态底线，实际上并没那么简单。为什么有的禁书一直被禁，而有的却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政权被开禁了，还有一种更吊诡的情况，本来可以公开发行的，突然又被勒令收回成为禁书了。
禁书之所以被禁，理由无非几种，政治、宗教以及性，而因为性而被禁，我虽没有统计过，想必比例不会低。那么，性描写的边界在哪里，过去文学界有个笼统的说法，大意是，性描写必须为了小说情节合理而服务。看上去很有道理，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文学不是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它做不到那么精确，比方说接吻，如果说男女嘴唇碰一碰算文雅的性描写，舌头搅在一起算放肆的性描写，互相啃互相咬咬算下流的性描写，可能在座的也会觉得像个笑话。
所以说，文学中性描写的尺度是无法达到标准化的，有一次和一位小说家同行探讨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说法，如果性描写让读者产生生理反应，就算淫秽。这个看上去有了标准，其实也很荒诞，首先，这个说法将生理本能反应视作肮脏的，食色性也，如果性是肮脏的，那么吃饭也是肮脏的。其次，每个人对外界反应存在很大差异，有人可能读到接吻的章节就勃起了，有人可能看岛国真刀实枪的“动作片”都无所谓，所以这也只能是伪标准。
说到这里，我们要问，禁书是谁来定义的，是谁下达了封禁指令。大家肯定会说，是政府，没错，是政府，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有时也可以是宗教首脑，比如拉什迪写《撒旦诗篇》，不但书被禁了，人还差点被杀了，发布追杀令的就是伊朗宗教首领霍梅尼。当然，禁书的主要生产者还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来管老百姓的脐下三寸呢。
在现实政治中，通过对性的禁锢来实现对社会大众的控制，掌握个人的本能性爱，有时候就掌握住了社会大众的命门。之所以要管理老百姓的性，潜在目的就是让老百姓产生道德羞耻感和自卑感。我不止一次说过，儒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假大空的道理一套一套，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像三纲五常这样的东西，完全就是糟粕，你们想，古代思想流派这么多，为什么历代皇帝独尊儒家，道理很简单，便于统治。被洗脑几千年，国人普遍喜欢那种莫名其妙的崇高感，往往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别人，而事实上，只有将正常的事物设定为不可言说的禁忌，才是一种变态心理。
當要求老百姓讲道德，开始管老百姓的小鸡鸡，那么伴随而来的必然就是公民的恐惧。三十年前就造成过这样的悲剧，以严打的名义逮捕、劳教、判刑了很多青年，不少“力比多”旺盛的小伙子仅仅因为私生活而被判处了死刑，今天听起来好像很荒诞，一个男孩多谈了几次恋爱多睡了几个女朋友就被枪毙了。可这千真万确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而且时间上离开今天也并不遥远。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底线是什么，是法制，而不是道德。因为法制是刚性的可量化的社会底线，逾越了底线就是犯罪。而道德更多时候是私德，最多只能是舆情层面的谴责，而不能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
文明国家对老百姓的性是宽容的，越是开明的制度，政府对性的控制越低，美国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婴儿潮时期，有过一段性开放革命，这是战争结束后的人性极度压抑后的爆发，年轻人的情绪有点类似文革后知青大返城，返城后就失业，没知识没文化，没工作没房子，看不到未来，逆反和迷惘导致喇叭裤爆炸头流行，性成了消极反抗的手段。美国政府根本不管这事，婴儿潮时期出身的克林顿后来还当了总统，有一点，克林顿后来差点被弹劾，出轨不是主要原因，撒谎才是。当然，美国社会对政客的私生活是有严格监督的，对普通人则没有。婴儿潮之后，美国年轻人也会叛逆，择偶却非常谨慎，一旦结婚回归家庭，却很有责任心，我在美国的朋友说，社区里居家过日子的暖男特别多，夫妻双方互相尊重，养一堆孩子，享受天伦之乐。有时候，性的开明程度确实可以衡量国家的文明程度。
除了性，让老百姓产生道德自卑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塑造英雄。中国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了不少英雄，其中有一位士兵非常著名，政府把他塑造成全民偶像，报刊上刊登了这个人非常多的照片，那时物资匮乏，照相机是非常高档的奢侈品，一个六十年代的普通士兵拥有照相机，买得起那么多昂贵的胶卷，身边永远有个摄影师跟拍出那么多成像质量非常专业的照片，这让我有点羡慕嫉妒恨，我少年时想学拍照学绘画，九十年代初曾想攒钱买一架海鸥照相机，最后还是都没买成，我成为小说家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家境买不起照相机和油画材料，而写作只要笔和稿子就行了，是所有文艺创作中成本最低的，要不然我成为摄影家或油画家的可能性更大。
苏联有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堪称革命英雄主义的完美形象，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炮制出来的最成功的神话，这个人物影响了无数俄罗斯民众，尤其是底层产业工人，那个年代苏联工人任劳任怨，工资福利远低于同时代的西方工人，塑造英雄或劳动模范的政治逻辑一目了然，人家为了祖国建设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甚至把生命奉献了都在所不惜，你们怎么好意思还嫌工资低。这种统治术，逻辑上和对性的控制是一致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萌生道德上的羞耻感，才会自愿被矮化，乃至被奴化。
（本文系作者在合肥“纸的时代书店”的演讲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