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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智慧就像巨人一样横亘在我们面前，丝丝入扣，牢不可破。可是，我们如果大胆一些，再大胆一些，去质疑，去实证……
或许用一个指头，庞然大物就轰然坍塌了。
伦理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而经济学则勾画出它们实际运行的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分析的科学，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找到每个因素可能对其他因素，甚至是整体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你把这种方法不仅仅是用在分析银行业、投资上边，而是用在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上，真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经济学也变得“魔鬼”起来……
“魔鬼前奏”——智慧热身操
准备好了吗?首先让我们来“魔鬼”一下，看看一些传统智慧背后的真相。
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是难以控制的因素。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推理：一条蛇咬了你的朋友，他觉得很疼，于是尖叫，然后就死了。所以你得出结论：是蛇咬死了你的朋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推理是正确。可是谈到因果关系的时候，这种武断的思维方式就会出问题。
那么，现在让我们热身，感受一下通过经济学分析之后，一些论断如何变得“魔鬼”的?
罚款的结果
假设你是一名日托中心的管理者。你们明文规定家长们必须在下午4点把孩子接走，可家长们却经常迟到。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们会非常焦虑，而且你还必须留下至少一个老师等待那些迟到的家长们。于是，日托中心想到了对那些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毕竟，日托中心凭什么免费照顾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呢?日托中心宣布，所有迟到超过10分钟的家长每次要为每个孩子支付3美无的罚款。结果呢?
这是经济学家对以色列海法市的10所日托中心的研究：统计表明，罚款制度实施以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地增加。很快，每周迟到的家长就增加到20位，比刚开始时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一倍以上。显然，日托中心的罚款制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问题出在哪里?
那就是3美元的罚款金实在太小了。那些只有一个小孩的家长完全可以每天都迟到，这样他们每个月支付的罚金也只不过是60美元，这只是每月日托费的1/6。与照顾孩子的花费相比，这种价格显然相当便宜。
除此之外，日托中心的罚款措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在用经济动机(3美元罚金)来替代道德动机(家长们在迟到时心里所产生的罪恶感)。当罚款政策被实施之后，家长们可以轻易地用几美元来打消内心的罪恶感。而且这笔小金额的罚款还在向家长们传递这样的一条信息，即迟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日托中心愿意为3美元而忍受家长们的迟到，那家长为什么要为了匆匆忙接孩子而提前结束一场网球赛吗?
哪一个更危险，一把枪还是一个游泳池?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有一个8岁大的孩子叫莫莉，她有两个朋友，一个叫艾米，一个叫伊玛尼，两个朋友都住在附近。莫莉的父母知道艾米的父母家里放着枪，于是他们就不许莫莉到艾米家里玩。所以莫莉就经常跑到伊玛尼家里玩，伊玛尼家的后院有个游泳池。莫莉的父母觉得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保护莫莉，这样做是对的。
可是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种做法一点也不聪明。平均来说，美国有1．1万个家庭游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美国一共有600万个这样的游泳池，也就是说，每年将近有550个不到10岁的孩子死在了游泳池里。)相比之下，在美国，每100多万支枪才会杀死一个孩子。(据估计，美国一共有2亿支枪，这也就是说美国平均每年死于枪口下的孩子数量大约为175名。)所以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们死在游泳池里的概率(1：11000)要远远大于死于枪口的概率(1：1000000)，莫莉在伊玛尼家的危险程度是在艾米家的100倍。可大多数人，就像莫莉的父母那样，并不善于评估风险。
金钱有助于选取吗？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布鲁姆伯格、约翰·科兹尼这些都是政治斗争当中最新发生而又最富戏剧性的例子。(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州市长竞选中获胜，此次竞选共筹集高达八百余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著名的金融咨询服务公司彭博咨询公司的大老板迈克尔·布鲁姆博格在2001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2005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市长的约翰·科兹尼曾是华尔街高盛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2000年自己出资6500万美元成功竞选联邦参议员。)事实上，选举资料表明，那些在选举中投入资金较多的候选人通常获胜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可金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
要想找出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心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捐给某位候选人1000美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金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选人注定会获胜，你之所以进行捐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想讨好一下胜利者罢了。而那位没有获得捐赠的候选人显然是一位注定的失败者。因此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所筹集到的资金显然比那些当选无望的候选人要多。那么资金会如何分配呢?潜在的获胜者显然会拥有更多的现金，但他们只会在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才投入大量现金，否则，他们拿什么来对付后面那些更可怕的对手呢?
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位候选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则不那么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选人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轻松赢得选举。那么，是这些钱帮助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魅力帮助他赢得了选票和捐款呢?
我们对1972年以来的美国国会选举进行统计，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候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使有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竞选预算削减一半，他所损失的选票数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会输掉的候选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资，他们也只能多赢得1％的选票。所以于对于一名候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热身之后，我们来侦破，不是寻找凶手，而是“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
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犯罪率下降了。什么原因?是强劲的经济形势?更有效的巡逻政策?严格的枪支管理条例?……
最“魔鬼”的解释却是：堕胎!
恐怖来临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或者是任何一份报纸，都可能被口下掉半条命，这完全可以理解。
原因是犯罪。犯罪率一直在不断上升。如果我们把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市10年中的犯罪率用曲线图来描述的话，这幅曲线图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滑雪线。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枪杀，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抢劫汽车、强买 强卖、抢劫、强奸……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犯罪学家、政治家以及类似的预言家也都为人们描述了一幅同样可，，它的未来，就连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也说“我们有6年的时间来扭转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形势，否则我们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而我的继任者上任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所讨论的将不是全球经济的辉煌前景，而是如何让市民们能够更加安心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钱花在预防犯罪上面。”
意外发生——犯罪率降低了
可就在人人自危，感觉在劫难逃的时候，意外发生：犯罪率不仅没有“不断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在不断地下降，下降，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全面的下降，几乎整个国家的所有类型的犯罪率都在下降；它还是一种持续下降，每一年的犯罪率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完全出乎人们预料。尤其是让那些一直在作出相反预言的专家们大跌眼镜。
那些当初没有预料到这种下降的专家一时之间又开始忙于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他们提出大多数理论听起来都非常符合逻辑。有人说是20世纪90年代一路狂飙的经济增长率帮助扭转了犯罪率；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枪支管制法案的实行；还有人说是因为纽约城实施了新的巡管方案，结果使得这座城市的凶杀案从1990年的2245起下降到2003年的596起。
这些理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还让人们感到振奋，因为它们都把犯罪率的下降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人为因素。如果枪支控制和聪明的巡管方案，以及更好的工作机会能够让犯罪率下降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犯罪的有效方式。当下次犯罪率升高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应对。
于是这些理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迅速传播开来，从专家的嘴巴传到记者的耳朵，再传到大众的脑子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可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罗伊诉威德案
在所有导致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大规模下降的因素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事件发生在20多年前，主角是达拉斯州一个名叫珍妮·罗伊的年轻女士。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个大洲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终就会在另一个大洲引起一场飓风，珍妮·罗伊也在无意间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只是想进行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是一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1970年，罗伊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而在当时的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堕胎是违法的。罗伊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他们推举她成为第一诉讼人，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被告是达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这时案子已经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罗伊女士获胜，允许在全美实现堕胎合法化。当然，对于罗伊女士来说，这种宣判已经毫无意义了。她已经生下了那个孩子，并且又把孩子交给了别人领养。
那么，罗伊诉威德案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堕胎与犯罪的关联
我们对5个提前宣布堕胎合法的州的犯罪记录进行分析发现：这5个州的犯罪率下降也领先于美国其他45个州。在1988年—1994年间，这5个州的暴力犯罪比其他州低13个百分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逼近真相。我们发现，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最高的州犯罪率下降的幅度也是最高的，而那些堕胎率相对较低的州犯罪下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
从犯罪统计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数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那些出生于幸福家庭的孩子。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后，成百上千万名女性都跑到医院实施堕胎手术，这些人都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孩子。可正是由于罗伊诉威德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这样一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许多年以后，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要成为罪犯的时候，犯罪率开始急剧下滑。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当那些犯罪串下降，专家们(也正是那些曾经一度认为犯罪无法遏制的人)开始向媒体大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把堕胎合法化当成一条原因呢?
没有。
“魔鬼”的启示
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变得“魔鬼”起来，不再为“表相”所迷惑，而学会了去探求在每个事物背后的真相。
管理日益成为一种复杂环境下的复杂行为。战略不可或缺，但灵活性同样重要；企业应该面向全球，但本地化也是不可不走的一步；集权为企业发展之必须，分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大企业向往小企业的激情，小企业觊觎大企业的规模；公司期望雇用不是那么自以为是的员工，以便让他们胜任团队工作，又祈祷找到愿意分散责任的经理人……你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著名战略管理专家亨利·明茨伯格就说过：“采用和不采用战略和战略管理过程对组织都很重要。”听起来有点费解吧?简单地说，明茨伯格想说的是：我们曾经无数次听过关于战略对组织的重要性的说教，但不知有多少人意识到，不运用战略也有好处。你必须认识到，与战略相关的每一种优势总伴随着一种缺陷：战略固然确定了方向，但也会像眼罩一样遮住潜在的危险；战略强调了集体的行动，但行动的过度集体化将导致“群体思维”；战略定义了组织，却易使组织陷于模式化而丧失整个组织体系的丰富性；战略提供了一致性与有序性，而非一致性却是创造力的源泉。
现在打败你的，很可能不是业内的传统对手。比如，你拥有一项前途辉煌的新技术，并且准备在制造产品过程中增添一些低成本产能。业内谁都没有类似的力量，但是，多久以后中国或者印度的某个新对手就会用更低的成本赶上你的产品。你最大的对手有可能出现在你的价值链以外的地方，有些甚至完全不在你日常关注的范围内，正在距离你十万八子里的小办公室和工厂里策划着你的灭亡。而有些则根本不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他们是政府，或者是资本市场中的角色，对你的商业模式、你的战略和你的企业的生存的挑战来自以前不大可能的地方。
总之，你需要让你的思维“魔鬼”一些。两件事情彼此关联并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关联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两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称其为X和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X导致了Y，也可能是Y导致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发的。你需要的是收集数据，然后用它们分析，哪怕结论让你跌破眼镜，但是真实的世界往往就是这样的。
[编辑 胡 浩]
或许用一个指头，庞然大物就轰然坍塌了。
伦理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而经济学则勾画出它们实际运行的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分析的科学，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找到每个因素可能对其他因素，甚至是整体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你把这种方法不仅仅是用在分析银行业、投资上边，而是用在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上，真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经济学也变得“魔鬼”起来……
“魔鬼前奏”——智慧热身操
准备好了吗?首先让我们来“魔鬼”一下，看看一些传统智慧背后的真相。
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我们可以控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是难以控制的因素。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推理：一条蛇咬了你的朋友，他觉得很疼，于是尖叫，然后就死了。所以你得出结论：是蛇咬死了你的朋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推理是正确。可是谈到因果关系的时候，这种武断的思维方式就会出问题。
那么，现在让我们热身，感受一下通过经济学分析之后，一些论断如何变得“魔鬼”的?
罚款的结果
假设你是一名日托中心的管理者。你们明文规定家长们必须在下午4点把孩子接走，可家长们却经常迟到。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们会非常焦虑，而且你还必须留下至少一个老师等待那些迟到的家长们。于是，日托中心想到了对那些迟到的家长进行罚款，毕竟，日托中心凭什么免费照顾那些迟到家长的孩子呢?日托中心宣布，所有迟到超过10分钟的家长每次要为每个孩子支付3美无的罚款。结果呢?
这是经济学家对以色列海法市的10所日托中心的研究：统计表明，罚款制度实施以后，迟到家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地增加。很快，每周迟到的家长就增加到20位，比刚开始时的平均数字增加了一倍以上。显然，日托中心的罚款制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问题出在哪里?
那就是3美元的罚款金实在太小了。那些只有一个小孩的家长完全可以每天都迟到，这样他们每个月支付的罚金也只不过是60美元，这只是每月日托费的1/6。与照顾孩子的花费相比，这种价格显然相当便宜。
除此之外，日托中心的罚款措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是在用经济动机(3美元罚金)来替代道德动机(家长们在迟到时心里所产生的罪恶感)。当罚款政策被实施之后，家长们可以轻易地用几美元来打消内心的罪恶感。而且这笔小金额的罚款还在向家长们传递这样的一条信息，即迟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日托中心愿意为3美元而忍受家长们的迟到，那家长为什么要为了匆匆忙接孩子而提前结束一场网球赛吗?
哪一个更危险，一把枪还是一个游泳池?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有一个8岁大的孩子叫莫莉，她有两个朋友，一个叫艾米，一个叫伊玛尼，两个朋友都住在附近。莫莉的父母知道艾米的父母家里放着枪，于是他们就不许莫莉到艾米家里玩。所以莫莉就经常跑到伊玛尼家里玩，伊玛尼家的后院有个游泳池。莫莉的父母觉得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保护莫莉，这样做是对的。
可是根据统计资料显示，这种做法一点也不聪明。平均来说，美国有1．1万个家庭游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美国一共有600万个这样的游泳池，也就是说，每年将近有550个不到10岁的孩子死在了游泳池里。)相比之下，在美国，每100多万支枪才会杀死一个孩子。(据估计，美国一共有2亿支枪，这也就是说美国平均每年死于枪口下的孩子数量大约为175名。)所以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们死在游泳池里的概率(1：11000)要远远大于死于枪口的概率(1：1000000)，莫莉在伊玛尼家的危险程度是在艾米家的100倍。可大多数人，就像莫莉的父母那样，并不善于评估风险。
金钱有助于选取吗？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迈克尔·布鲁姆伯格、约翰·科兹尼这些都是政治斗争当中最新发生而又最富戏剧性的例子。(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州市长竞选中获胜，此次竞选共筹集高达八百余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著名的金融咨询服务公司彭博咨询公司的大老板迈克尔·布鲁姆博格在2001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2005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市长的约翰·科兹尼曾是华尔街高盛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2000年自己出资6500万美元成功竞选联邦参议员。)事实上，选举资料表明，那些在选举中投入资金较多的候选人通常获胜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可金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
要想找出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心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捐给某位候选人1000美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金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选人注定会获胜，你之所以进行捐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想讨好一下胜利者罢了。而那位没有获得捐赠的候选人显然是一位注定的失败者。因此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所筹集到的资金显然比那些当选无望的候选人要多。那么资金会如何分配呢?潜在的获胜者显然会拥有更多的现金，但他们只会在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才投入大量现金，否则，他们拿什么来对付后面那些更可怕的对手呢?
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位候选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则不那么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选人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轻松赢得选举。那么，是这些钱帮助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魅力帮助他赢得了选票和捐款呢?
我们对1972年以来的美国国会选举进行统计，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候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使有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竞选预算削减一半，他所损失的选票数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会输掉的候选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资，他们也只能多赢得1％的选票。所以于对于一名候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什么导致了犯罪率的下降
热身之后，我们来侦破，不是寻找凶手，而是“揭开真实世界的伪装”。
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犯罪率下降了。什么原因?是强劲的经济形势?更有效的巡逻政策?严格的枪支管理条例?……
最“魔鬼”的解释却是：堕胎!
恐怖来临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或者是任何一份报纸，都可能被口下掉半条命，这完全可以理解。
原因是犯罪。犯罪率一直在不断上升。如果我们把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市10年中的犯罪率用曲线图来描述的话，这幅曲线图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滑雪线。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枪杀，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抢劫汽车、强买 强卖、抢劫、强奸……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犯罪学家、政治家以及类似的预言家也都为人们描述了一幅同样可，，它的未来，就连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也说“我们有6年的时间来扭转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形势，否则我们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而我的继任者上任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所讨论的将不是全球经济的辉煌前景，而是如何让市民们能够更加安心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钱花在预防犯罪上面。”
意外发生——犯罪率降低了
可就在人人自危，感觉在劫难逃的时候，意外发生：犯罪率不仅没有“不断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在不断地下降，下降，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全面的下降，几乎整个国家的所有类型的犯罪率都在下降；它还是一种持续下降，每一年的犯罪率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完全出乎人们预料。尤其是让那些一直在作出相反预言的专家们大跌眼镜。
那些当初没有预料到这种下降的专家一时之间又开始忙于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他们提出大多数理论听起来都非常符合逻辑。有人说是20世纪90年代一路狂飙的经济增长率帮助扭转了犯罪率；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枪支管制法案的实行；还有人说是因为纽约城实施了新的巡管方案，结果使得这座城市的凶杀案从1990年的2245起下降到2003年的596起。
这些理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还让人们感到振奋，因为它们都把犯罪率的下降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人为因素。如果枪支控制和聪明的巡管方案，以及更好的工作机会能够让犯罪率下降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犯罪的有效方式。当下次犯罪率升高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应对。
于是这些理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迅速传播开来，从专家的嘴巴传到记者的耳朵，再传到大众的脑子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可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罗伊诉威德案
在所有导致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大规模下降的因素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事件发生在20多年前，主角是达拉斯州一个名叫珍妮·罗伊的年轻女士。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个大洲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终就会在另一个大洲引起一场飓风，珍妮·罗伊也在无意间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只是想进行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是一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1970年，罗伊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而在当时的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堕胎是违法的。罗伊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他们推举她成为第一诉讼人，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被告是达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这时案子已经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罗伊女士获胜，允许在全美实现堕胎合法化。当然，对于罗伊女士来说，这种宣判已经毫无意义了。她已经生下了那个孩子，并且又把孩子交给了别人领养。
那么，罗伊诉威德案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堕胎与犯罪的关联
我们对5个提前宣布堕胎合法的州的犯罪记录进行分析发现：这5个州的犯罪率下降也领先于美国其他45个州。在1988年—1994年间，这5个州的暴力犯罪比其他州低13个百分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逼近真相。我们发现，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最高的州犯罪率下降的幅度也是最高的，而那些堕胎率相对较低的州犯罪下降的幅度则相对较小。
从犯罪统计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数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那些出生于幸福家庭的孩子。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后，成百上千万名女性都跑到医院实施堕胎手术，这些人都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孩子。可正是由于罗伊诉威德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这样一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许多年以后，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要成为罪犯的时候，犯罪率开始急剧下滑。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当那些犯罪串下降，专家们(也正是那些曾经一度认为犯罪无法遏制的人)开始向媒体大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把堕胎合法化当成一条原因呢?
没有。
“魔鬼”的启示
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变得“魔鬼”起来，不再为“表相”所迷惑，而学会了去探求在每个事物背后的真相。
管理日益成为一种复杂环境下的复杂行为。战略不可或缺，但灵活性同样重要；企业应该面向全球，但本地化也是不可不走的一步；集权为企业发展之必须，分权又何尝不是如此?大企业向往小企业的激情，小企业觊觎大企业的规模；公司期望雇用不是那么自以为是的员工，以便让他们胜任团队工作，又祈祷找到愿意分散责任的经理人……你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著名战略管理专家亨利·明茨伯格就说过：“采用和不采用战略和战略管理过程对组织都很重要。”听起来有点费解吧?简单地说，明茨伯格想说的是：我们曾经无数次听过关于战略对组织的重要性的说教，但不知有多少人意识到，不运用战略也有好处。你必须认识到，与战略相关的每一种优势总伴随着一种缺陷：战略固然确定了方向，但也会像眼罩一样遮住潜在的危险；战略强调了集体的行动，但行动的过度集体化将导致“群体思维”；战略定义了组织，却易使组织陷于模式化而丧失整个组织体系的丰富性；战略提供了一致性与有序性，而非一致性却是创造力的源泉。
现在打败你的，很可能不是业内的传统对手。比如，你拥有一项前途辉煌的新技术，并且准备在制造产品过程中增添一些低成本产能。业内谁都没有类似的力量，但是，多久以后中国或者印度的某个新对手就会用更低的成本赶上你的产品。你最大的对手有可能出现在你的价值链以外的地方，有些甚至完全不在你日常关注的范围内，正在距离你十万八子里的小办公室和工厂里策划着你的灭亡。而有些则根本不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他们是政府，或者是资本市场中的角色，对你的商业模式、你的战略和你的企业的生存的挑战来自以前不大可能的地方。
总之，你需要让你的思维“魔鬼”一些。两件事情彼此关联并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关联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两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称其为X和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X导致了Y，也可能是Y导致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发的。你需要的是收集数据，然后用它们分析，哪怕结论让你跌破眼镜，但是真实的世界往往就是这样的。
[编辑 胡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