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还是不升？这是一个问题。
　　假如你觉得这句话可以用来调侃几年来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一些争论的话，那么关于是否放开资本管制、是否开放金融业的争论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子里，甚至包括快速升值还是渐进式升值的问题。
　　说这些，不是为了打趣。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面临着诸多内在和外在的挑战，这样复杂的局面可能是过去没有过的。不过，请先不要发愁，因为有这样的现象首先是好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外贸的高速增长，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在21世纪初逐渐浮出水面。别忘了，假如没有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将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升值的烦恼应该还是好过经济停滞的失望。
　　然而，也请不要沾沾自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虽然现在的“经”比过去好念了不少，至少中国比过去富了。对外，政府有超过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内，2007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应该在5万亿人民币以上。但钱多有钱多的烦恼。由于汇率低估造成的国内流动性过剩，助长了资产泡沫，也放出了通货膨胀这只老虎。看看世界经济史近10年的资料，就会知道这明显是泡沫经济的特征。记住，不是经济泡沫，是泡沫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一般或多或少都有泡沫，但泡沫经济可以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运作。
　　要知道，中国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没有经历过泡沫经济的洗劫。但就在过去的十幾年间，已经有多个经济体在其肆虐下大伤元气，甚至包括日本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于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和想法了，也是一种急迫的需求。
　　正好，最近有一本不错的相关著作面世——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中国学过金融学的人大多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因为米什金教授撰写过金融学方面的教材，而梁晶工作室的翻译又使很多中国学生早闻其名。而且此君还是美联储理事，对于关心美国经济的人来说，他的看法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在书中，米什金教授为全球化大唱赞歌，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一个例子：
　　“1960年，韩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非洲撒哈拉地区一些国家。它仅仅同其他国家进行非常有限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从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也少得可怜，每年还不到4亿美元。如今，韩国已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成员，首都首尔可以比肩繁华的世界一流大都市。发达的国际贸易是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1/3的经济与出口有关，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增长了20多倍，达到每年100多亿美元。而1960年，索马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韩国要高出10%。但是，在后来的45年的时间里，索马里的人均收入下降了33%，而韩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多，前者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不足后者的10%。”
　　如此强烈的“国家”对比之后，米什金教授将韩国的成功归结为全球化，而将索马里令人吃惊的失败归结于不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为此，米什金教授还从历史的角度举出了19世纪日本和中国的例子来论证其观点。
　　虽然学界也有与其针锋相对的观点，不过放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来看，反面的观点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近30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人对开放大多持一种相当正面的看法。
　　但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中的惨剧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看法。随后多年，从政府到学界的各方都在探讨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防止金融危机的问题。尤其是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债危机之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也开始获得关注。
　　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中国人对于金融危机的忧虑却是实实在在的。上世纪末，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资本外逃现象；香港这个金融体系相对健康的经济体，在1998年遭到国际炒家进攻时也曾命悬一线。
　　如何才能有效的避免金融和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高度开放的情况下？
　　米什金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本地治理结构，这包括金融监管、银行质量等方面。假如这些领域太过薄弱，那么这将使得开放国的经济和金融面临巨大的风险，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阿根廷、墨西哥和韩国一样。所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本身也对国内的基础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也许，这就像平时坚持锻炼身体的人不易感冒一样，中国也需要一步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去学习如何避险。在这个意义上，读读米什金的书，至少会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