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大师—走近杨宪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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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杨宪益是中国翻译史上久负盛名的翻译家,翻译的经典名著涉及古今中外,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将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辉煌的翻译生涯及其翻译思想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重点分析他的翻译思想,以期全方位展现杨宪益的形象。同时多学习他的翻译思想,对以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进行更好的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人生经历;翻译思想;成就
  0 前言
  杨宪益,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所开创并实践的中国文史经典英译活动在一片繁荣的外文中译盛世中独树一帜。他与夫人戴乃迭的译作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各门类,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尽管他的人生历经曲折磨难,但为中国优秀文学的译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译作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翻译思想也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1 曲折的人生经历
  生肖属虎的杨宪益,其母亲在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惟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尽管有些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事实却是如此。1915年,杨宪益生于天津,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独子。祖父是地位颇高的清朝地方官,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及北洋高官的同僚,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赠送的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丝质马褂。父母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年幼时就跟着老师学习四书五经及其他的中国传统书籍,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他进入英国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习,很快掌握了英语,并大量阅读国外经典文学,积累了深厚的西方文学思想和史学知识。1934年,杨宪益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因为名额的限制被迫推迟入学一年。在这将近一年的闲暇中,殷实的家境和生性不羁的性格使他游览了几乎整个欧洲,见识到了赌场、妓院、夜总会…吃遍各地的酒馆,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大大的拓宽了他的眼界。
  1926年,他回到莫顿学院,他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英国文学,此时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了中国协会,并和同胞们创办了中文报纸《抗日时报》、杂志《复兴》,寄往天津的日军驻军总部,宣传中国人英勇抗日的事迹,宣泄抗日情绪。期间,他还结识了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姑娘戴乃迭,从此,一段长达六十年的异国情缘拉开了帷幕,通晓西方文化的戴和痴迷于汉文化的杨同心宣传中西文化,翻译大量经典作品,二人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学泰斗”的美誉,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留下了一段夫妻翻译家的传奇佳话。1940年,杨宪益毅然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和戴乃迭回到了当时正处于倭寇铁蹄蹂躏之下的中国。夫妇俩先后加入了国力编译馆、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中国经典文学的编译。1978年的政治风波使得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双双含冤入狱,4年后,二人才被无罪释放。他们很快又投入到翻译的创作中,优秀译作迭出,如《红楼梦》英译本。然而,他们唯一的儿子因受文革的迫害,自焚身亡,这沉重打击了二老,戴乃迭自此状况一直不佳,二人渐渐封笔,杨宪益开始收集整理他们早期的翻译作品。1999年戴乃迭辞世,杨宪益也一直沉浸在对亡妻的悼念中。
  2辉煌的创作生涯
  起初,杨宪益的翻译活动是以个人的兴趣作为出发点的。牛津求学时期,24岁的他,按照英国英雄双韵体的格式与戴乃迭合作翻译了楚国三间大夫屈原的《离骚》,模仿了德莱顿的风格,后来这部译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此外,二人还合译了鲁迅的《野草》、《阿Q正传》等文学作品,可见牛刀初试的二人所选的译介对象形式各异、古今兼备。
  1943年,杨宪益夫妇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进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他们职业译者生涯的开始。本着向西方传递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信念,二人翻译了《资治通鉴》,此后,二者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陶渊明、李贺的诗,郭沫若、杨翰笙等人的戏剧。这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只有西文汉译的尴尬局面,开创了我国中文英译的辉煌时代。当然他们也进行英译汉的创作,包括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辛格的独幕剧、赫里克的诗等。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原因,他们所作的译稿大部分丢失了。
  1952年,杨宪益调至《中国文学》(英文版)杂志社工作,并担任副主编。此后,他在翻译界领域的成就日渐高峰,涉猎的翻译范围也广泛。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如《唐宋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等;中国现代文学有《鲁迅作品选》、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等;中国古典文论有《中国文学简史》、《文心雕龙》等;中国传统戏曲,有《长生殿》、京剧《白蛇传》,评剧《秦香莲》,晋剧《打金枝》等;我国现代歌剧《赤壁战鼓》、《刘三姐》、等。不仅如此,杨宪益还翻译了英国戏剧大师萧伯纳的《卖花女》,维吉尔的《牧歌》,阿里斯托芬的《古希腊抒情诗选》。事实上,使杨宪益走向翻译事业巅峰的是其翻译的《红楼梦》,他所作的翻译在国外受到了广泛好评。与此同时,他还编写了“熊猫丛书”系列,弥补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知识的空白。此外,他还写了英文自传体white tiger。
  3 独特的翻译思想
  杨宪益坚信一切都是可以翻译的,他认为“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以翻译,不然的话,人类就只可以闭关锁国,老死不相往来了。”(杨宪益,1998: 82-83)。关于翻译的标准,杨宪益不赞同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也不支持梁实秋的“宁达而不信”,至于“雅”,他认为“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杨宪益,2002: 1-2) 所谓“信”,就是不能和原文走得太远。杨宪益强调译者要忠实于原作,保持原作的风貌,注解越少越好,要注重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所作的翻译要忠实于中国精神,传达中国文化的灵魂。译者要忠实于原作,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或减少。   3.1 汉译英—异化的翻译策略
  杨宪益在进行汉译英的翻译时,处理原著中的文化意象主要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采取直译的方法。例如,杨宪益将红楼梦翻译成“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色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色彩审美观,红楼象征了古代王公贵族的尊贵身份,但红色在英语文化中常带有贬义色彩,象征血腥和灾难,然而在此,杨宪益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直译原文,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传播了出去。又如《红楼梦》第二十四回中贾蓉对卜世任说:“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办呢?” 杨宪益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What do you expect me to do?”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一具有民族色彩的俗语。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而英语文化的人主食是面包,霍克斯的翻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相对于英国人来说应该更易于理解,但是面包与古代达官贵人家的山珍海味是格格不入的,显然损害了民族意象,而杨宪益的翻译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涵义,传达了中国的民族风情,所以译文更可取些。
  有时,完全的直译很难将原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杨宪益采取直译加脚注的方式传达信息。例如,在维吉尔《牧歌·其四》中,有一句他翻译到“现在到了库玛譏语所谓最后的日了,伟大的实际的运动又要重新开始……”(杨宪益,1957:298)。在此他对“库玛戳语”做了注解:“库玛譏语是古代罗马人的一种迷信;据说在库玛地方有一山洞,洞里住一女巫,能做种种语言,这些譏语就是记录下来的预言;当时罗马统治阶级的这种迷信和我们东汉初年光武帝等迷信譏纬图书是一样的。”(杨宪益,1957:323) 中国读者可能对罗马文化不甚了解,通过读加注的解释,我们对罗马的深邃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又如《红楼梦》第三十回中,如因有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肇’,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曹雪芹,1973:1126)
  He answ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Dong Shi imitating Xi Shi',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Note: Xi 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 Dong Shi was an ugly girl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s.)(曹雪芹、高鹦著,杨宪益、戴乃迭译,2007: 849)
  这里杨宪益在翻译中保留了“东施”与“西施”这两个文化意象,考虑到西方读者对此典故不大了解,他在文章后加了脚注来诠释此内容。
  有时单凭直译难以传达原作者的意思,杨宪益也会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即意译。例如,《红楼梦》第一回中, “贡爷……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 (曹雪芹,1973: 29)。杨宪益翻译到,
  Mr. Jia asked ...asked the monk to tell you that scholars are not superstitious about lucky or unlucky das but like to act according to reason.
  “黄道”、“黑道”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两个术语,“黄道”主吉、“黑道”主凶,为了避免了一些文化冲突,杨宪益没有直译“黄”与“黑”,意译出这两个颜色词所要传到的文化内涵。
  3.2 英译汉—归化的翻译策略
  而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杨宪益依旧坚持翻译要忠实于原文,但大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如在翻译萧伯纳的《卖花女》一文时,杨宪益保留原戏剧语言的口语化与浅显化,凸显剧中人物的情感,但要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作为第一要义。如:
  The note taker: [explosively] Woman: cease this detestable boohooing instantly; or else seek the shelter of some other place of worship.
  The flower girl: [with feeble defiance] I've a right to be here if I like, same as you.(杨宪益.(译)萧伯纳.(著)卖花女,1982:13)
  记录的人(发火):你这女人多讨厌,别那么哭哭啼啼的;要不然到别处去吧。
  卖花女(微弱的抵抗):咱愿意呆在这儿嘛,你管不着。
  直译本是“我有权利在这呆着,跟你一样”,但此表达很难表现原作人物的特色、舞台剧的效果,而杨的翻译保留了简明的原文,使语义更加鲜明,符合原作品语言的简练、,同时中国读者也更易于理解。又如:
  The flower girl:Oh, sir, dont let him charge me. You dunno what it means to me. They will take away my character and drive me on the streets for speaking to gentlemen. They----
  卖花女:先生呀,别让他带咱到局里去。那咱可就毁了。他们因为是咱和您说了话,就要说咱是个坏女人,把咱赶去当妇妓。他们一一(杨宪益.(译)萧伯纳.(著)卖花女,1982: 14)
  “You dunno what it means to me”的意思是“你不知道这个情形对我有多严重”,杨宪益译为“那咱可就毁了”,虽然并非字字对应,但简洁明了,适合舞台演出。“on the streets”指“应召女郎”,为了彰显卖花女的俗不可耐,杨宪益采用中国说法“娼妓”,将这句译为“把咱赶去当娼妓”。由于卖花女语言的不标准性,原原本本的将原文内容表达出来很难,所以杨宪益在翻译时尽量使用意译,但尽量保留原作的特色。   有时,为了更好的诠释原作,杨宪益也会采用增译的翻译策略。如:
  Eliza: And I should like Professor Higgins to call me Miss Doolittle.
  Higgins: I'll see you damned first.
  Higgins:Henry! Henry!
  伊丽莎:可是我要息金斯教授叫我杜立特尔小姐。
  息金斯:去你妈的。
  息金斯夫人:亨利,这是怎么说话? (杨宪益.(译)萧伯纳.(著)卖花女,1982: 226)
  杨宪益采用增译法,增加了“这是怎么说话?”这一句,充分且生动地再现了息金斯夫人当时对他丈夫的愤怒和埋怨。
  4 结语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黄苗子的诗栩栩如生的勾画出了杨宪益的传奇一生,他历尽坎坷磨难,最终亦成就辉煌。翻译生涯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在中国古典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他的贡献几乎无人能及。杨宪益主张忠实传达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灵魂,这种翻译思想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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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杨宪益.(译)萧伯纳.(著)卖花女:五幕传奇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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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 天津 30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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