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从甘肃返回北平，租住于东城北新桥大头条50号的大杂院。1948年11月，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几十万国民党军龟缩进城内，北平变成了巨大的军营。一天，我们家里突然住进8个国民党士兵，10平方米的房间，被强行在中间用木板分隔成两间，里间住我们家5口人，外间是士兵。大头条胡同及附近挤满了国民党军队，胡同里的垃圾和马粪遍地，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马车连的连部就设在我们院内搭建的帐篷内。当时困在城内军队的食物完全靠空投，军队的马车再把空投的食品送往各个部队。士兵的食物只有两种美制食品：压缩饼干与烤土豆条，军官们多了牛肉干。每个士兵全天食物仅一盒压缩饼干与两盒土豆条，饿得两眼冒金花。士兵不时持枪抢劫空投下来的食品。当时北平城内粮食紧张，很多市民处于饥饿状态。无论市民还是士兵，都期盼北平早日和平解放。
　　铁桶般围困北平城的解放军，给城内国民党士兵以巨大压力，使他们不敢过分骚扰老百姓。城内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的则是特务和宪兵。住在我们家的都是抓壮丁的兵，都不愿意打仗。其中一对兄弟兵不满15岁，还有一个叫杨明的秀才兵是连部的通讯员。他们不时从十分短缺的食品中，送给我们兄妹一小块饼干或几根土豆条，减缓了我们的饥饿程度。当时，北平晚上全城戒严，处于恐怖之中。
　　1949年1月18日凌晨，两次巨大的爆炸声把我们惊醒，以为解放军打进了北平。第二天见到报纸才知道，特务对和平解放积极奔走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下了毒手，在他家门，引爆了定时炸弹，炸死了何思源的一个女儿，炸伤了五位家人，何思源及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何鲁丽逃过了劫难。特务们阻止北平和平解放的罪行，激起了全市老百姓的愤恨，声讨破坏和罪行的标语与传单不吋在街头出现，士兵们不吋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公开宣布放下武器，北平和平解放了。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入城，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全城。1949年2月2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迎恩人解放军。国民党士兵们则全部呆在屋里等待整编。我在人群中拼命挤到最前边，人们向解放军欢呼、鼓掌。解放军的服装与国民党的美式服装相差较大，但是英姿飒爽，朝气蓬勃。每个解放军战士的腰带上都掖着一条白毛巾，挂着搪瓷碗，腿上打着绑腿，风尘仆仆，生机勃勃。当天下午，住在我们家和附近的国民党士兵都撤到了城外。被剥夺了两个多月自由的我们，终于与北平获得了新生。
　　2月3日，地下党的同志与军代表逐户家访，统计居民断粮的情况。对于严重断粮户一律免费供给十斤玉米粉，同时调集大量粮食与食品投放北平市场，缓解了北平物价飞扬的局面。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四天，我们全家被请到当时的北平花园饭店，迎接我们的竟是与爸爸十几年未见过面的叔叔，他是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政治部的负责人。父亲与叔叔都是“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北平的东北爱国流亡学生。“七·七”事变后两人分手，父亲流落到甘肃当了中学教师，叔叔辗转到了延安。进驻北平后，叔叔查到了哥哥在北平的住址才找到我们。我们在叔叔那吃到了几年来最丰盛的饭菜，还得到了叔叔用自己的津贴购买的一袋面粉。两天后叔叔随三十八军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放军主力部队南下。城内的驻军驻扎在公园与空旷的广场上，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高风亮节，受到市民的极高评价。北平解放十几天后，长年失业的父亲得到了教师工作。哥哥和我进了大头条东头的北新桥小学学习，全家人彻底翻身做了主人。
　　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16天，在我们家住过两个多月的国民党起义士兵杨明登门拜访。杨明对曾经打扰我们的生活表示了深切歉意，还给我们兄妹买了食品。穿着崭新的政府发的黑棉衣裤的杨明，与我们兄妹三人合拍了一张照片。
　　1949年5月底，父亲被调往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工作，随父亲搬离北平前夕，兄妹三人在北新桥照相馆合拍了一张照片，此时兄妹三人的服装已经明显好于刚解放时。以后随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先后移居辽宁、黑龙江、陕西，直到十几年后大学毕业时，我才再次落户北京。几年后，我被下放到秦岭山区当工人。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定居北京，则是改革开放后研究生毕业时的1981年，至今已经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