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民族国家是如何建立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近五百年西方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当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与促进，所以民族国家的建立问题同“崛起”与“富强”的世界近现代史主题紧密相关。就这一点而言，近代国家形成问题便具有了较强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郭方研究员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一书，以都铎时期英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为中心，对近代国家的形成进行了新的诠释，从而在广度与深度上推进了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此，笔者愿将几点阅读心得与读者分享。
　　首先，对于国家的机构与职能由中世纪型向近代型转变的判断标准，各国学者先后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对转向近代国家的标志问题历来是较难取得一致意见的。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就英国的情况而言，有学者将资产阶级革命等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也有观点认为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经过了都铎王朝的“政府革命”、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政府革命三个发展阶段，直至工业革命完成后才最终建成。但是，对于近现代国家应具备哪些条件，却鲜有明确的论述。
　　郭方的这本书参考了众多学者提出的标准，结合16世纪英国与西欧的现实，提出了近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八项条件，即：
　　领域国家、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应当达到基本的统一；
　　各机构及其职能在制度上与实际运作中，既应当是高度整合的，又应当是明确专职分化的；
　　国家的体制、机构和职能应当具有及时调节的功能，以使国家的目标和政策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相促进和相制约；
　　具有较为健全而为全国通用公认的法制，这种法制不应以宗教、神学或某种特定意识形态为准则，不应以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应以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的理论为依据；
　　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发展，在国家政治中具有开放的参与性；
　　在国家中有重大影响或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应当有利于国家的独立、团结、强盛，并应当具有随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由开放性，而不应当成为国家民族进步的桎梏；
　　国家机构与职能的涵盖面与功能要全社会化，以至达到国家与每一个国民有多方面的直接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具有互有权利与义务的双向性；
　　武装力量要属于国家，忠于国家，遵照国家的法制行动。
　　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概述是否全面、得当，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能够将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唤起学界同仁进行认真思考，这便是极富价值的工作。唯有具备了较为明确的理论出发点，才有可能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也才能避免无的放矢、自说自话的现象，使研究领域得以廓清，以致得出令人较为信服的论断。
　　其次，该书对16世纪英国整体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做了新的深入而细致的评估，对不同观点进行了辨析，并进一步阐明了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进行立论的依据。由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是一个漫长而错综复杂的过程，在具体研究时又缺乏该时代全面而精确的统计资料，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估评标准，因此，要进行客观而准确的论述，一如作者所言，就“必须抓住这类问题的某些要点与特点来分析其实质性的东西”。
　　对于16世纪英国的经济状况，英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史家都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评价，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英国经济迅速变革的时期，工、农、商业发展模式都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作者据此将16世纪初英国经济这种显著的变化进一步归结为三大方面，即圈地、毛纺织业和呢绒贸易的迅速发展。对于这些因素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规模，近些年来英美史学界颇有些翻案倾向，国内学界对此也出现了新的论断。尤其在“圈地运动”方面，有学者依据当时圈地面积的相关统计数字。认为这一运动在英国展开的强度远比想象的低。但这本书的作者援引英国史学家利普森、瑟斯克所提供的数据，指出虽然圈地面积所占百分比不大，但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隐蔽在这个较小数字后面的是一个强大的势头，即“圈地运动在慢慢扩展后，已经向最困难的堡垒发动进攻，这标志着一种革命，新的经济体制已经越过悄悄萌芽成长的阶段，开始以一种可怕的姿态与旧体制正面交锋了”，从而对圈地运动的实际影响予以充分肯定。
　　这个时期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是一个更难把握的问题。在英美史学界，先后有学者提出“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乡绅的兴起”等观点，但随后又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国内的相关论著对此也大多语焉不详，采取了较为模糊笼统的表述方式。有鉴于此，郭方研究员指出，国外学者的上述争论一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和分析，但在作翻案文章时却常常混淆了某些个别与一般、量变与质变、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得出了一些更为片面的结论，因此有从根本上澄清某些问题的必要。作者从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出发，以“圈地运动”引发的“农业革命”着手，分析了其中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强调这个变革的主要受惠者是乡绅阶层，他们是社会结构变动中关键的阶层。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力量的崛起，才导致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突破封建结构的变化”。
　　同时，作者在“16世纪英国社会等级状况例析”一章中，将国家机构与职能问题放在社会史视野中加以全方位检视，指出16世纪的英国仍是一个贵族等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这个贵族等级对于在财富积累和参与政治方面的成功者来说基本是开放的，而且始终是流动而有限的，他们并不妨碍资本主义性质企业的发展。因而，作者认为了解这种新兴的贵族等级制“是理解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社会与阶级、阶层状况的一个关键，也是深入了解一系列号称‘改革’与‘革命’的政治斗争与变革性质的一个要素”。像这样经过作者审慎思考得出的鲜明观点，相信会对我们进一步准确把握16世纪英国社会状况带来极大助益。正是对16世纪经济社会结构的较为确切的判断，为全书对这一时段状况的把握和论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这本书紧紧围绕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这一主题，所触及的问题较为全面系统，并可从作者的论述中体会到其独具匠心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一时期英国政治制度的变化，国内学界近年来相继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对于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着实具有积极意义，但大都存在叙述简略之缺憾。相比而言，《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则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关于此问题的较为全面的图景，从中可以了解到国家财政制度、中央政府制度、司法系统与地方政府、近代议会、国家教会以及王权等多个方面的详细情况。
　　读者在比较全面地了解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变革的同时，还会感受到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别出心裁。这里仅就“英国财政制度的改革”一章略举一例。16世纪初，乡绅与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已经对大部分王室收入具有了决定性影响，因此他们得以与王权进行联合，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王权。出于对这一现象的深入观察，英国财政史专家迪茨就以国王和小乡绅与工商业中产阶级的联盟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宪政史专家埃尔顿在其名著《都铎政府革命》中，也利用大量资料以宗教改革时期的财政制度变革为起点，对“政府革命”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都在都铎史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充分借鉴了其中可取之处，从分析王室经常性收入和非经常性收入的来源与消长人手，对王权寻求获得财源的新方式与新策略进行了全面论述。通过这一分析角度，作者将这一系列财政机构与制度的改革的实质总结为“把作为最高封建领主性质的王室财政收支，转变为适应于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的系统管理的国家财政收支”。应该说这是对16世纪英国财政制度变革的深刻概括，同时也充分说明运用正确合理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以上是笔者仅就《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一书中最感兴趣的几个问题所作的简要分析。总体说来，在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社会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变过程中，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情况是世界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始终吸引着许多富有时代责任感的历史学者的目光。郭方研究员从其钻研多年的都铎史的具体材料出发，就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如刃发硎、解剖透骨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于启迪的观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是一部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后写就的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当然，诚如作者所言，书中许多章节的论述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于各种原因的局限，这本书在吸纳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及运用第一手资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比如上文提到的对“圈地运动”翻案倾向的驳斥，如有更加具体的材料佐之，将会使立论更为有力。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以欣喜的态度面对这一关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全新力作，并真心希望学界有更多相关的著述问世，以将对上述学术问题的探讨继续深入下去，使其现实意义得以进一步彰显。
　　(《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郭方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9月版，15.00元)
　　
　　(本文编辑：朱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