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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句名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本意可能是说，人越思考离真理越远。但人类从来不曾停止思考：不管上帝姓甚名谁，即便明知思之荒谬。或许，那竟然不是西西弗斯的徒劳，某刻，它终将洞穿宇宙及人自身所有奥妙？笛卡尔甚至说“我思故我在”。今天我们知道，这符合量子力学。
人借助语言思维。语言产生之前，人能否思维？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这似乎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思之令人抓狂。有学人说，既有语言思维、亦有非语言思维。非语言思维的基本元素是“意象”，语言思维则借助表达意象的词，但似乎学界尚无一致认可。也许上百年后的某天，也许更长时间，随着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脑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人类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语言也有它的家族和谱系。汉藏语系、拉丁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每个家族和谱系都有数目庞大、喧嚷不息的子孙：遗传，繁衍，增殖，突变，断裂……每个家族和谱系表现出不同的面目：或迥然不同，或亲缘相似。它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或许，在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探究不断推进、科学的应用不断侵入人的自然存在的某个未来，人类语言也将有着难以测度的命运？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有的语言壮大了，比如英语;有的已经萎缩，比如德国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二战前约一千万人讲，现在全球剩有约三百万人讲;有的接近消失了，比如中国的傣族语;有的仅有文字遗存，比如号称“国宝”的季羡林先生生前研究过的古印度的巴利语、吐火罗语……
语言萎缩退化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七千种语言，使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语言只有一百四十多种，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将在未来的两百年内灭绝。相比之下，语言消亡的速度远远超过动植物的灭绝速度，且悄无声息。中国现有一百二十九种语言，除汉、藏、蒙、维、哈、朝鲜等语之外，其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的活力都很低，均处于萎缩退化状态。
学人们提示说，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二是放弃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安第斯山区原住民在遭受英国、葡萄牙殖民之后，印加古帝国的后代Kallawaya族的语言现只剩不到一百人会讲;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在俄罗斯人进入之后，几百年来，会讲Tofa族语的人口已经不到三十人;在白人进入澳洲之后，许多语言再也听不见了，目前，已有好几种语言只剩一人会讲、且只会讲单字。《濒危语言图谱》里八种极度濒危语言，其有据可查的使用者不足十人，大多只有一人。2010年10月24日，随着台湾原住民巴宰族精神领袖、唯一还会流利地讲巴宰族语的耆老、九十七岁的潘金玉老人过世，巴宰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几成绝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每两星期就会有一种人类的语言灭亡，变成遗迹。
语言也许跟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历史似乎短得多，有文字后慢慢有了书。羊皮书、竹木书、帛书、纸质书、电子书，思之载体，虚幻却又伟大的果实。它累积，不断越过又迂回。返归，重组，发酵，生长，最终亦将消失？极目望去，竟无一人将在那里等待和守候？那尽头处，仿佛隐约有一双老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失明的眼，以及他那本无尽的《沙之书》。
符号学家们说，人不过是符号的存在。你看，文字，思想的符码，意识的虫卵，情感的标点……;又有人慨叹，那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可怜记号。但它却分明又那么令人惊异！——这符号，获得意义和自身逻辑之后，它自激，它复制自身。它仿佛不仅仅是思想的物质形态，它本身也仿佛慢慢独自长大，成为实体。有时看似一滩死水，有时却忽然爆发洪涛般的生命。据说，人类已研究出会自动作对联和写诗的机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字、影像这些符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殖，几乎淹没和覆盖人类生活和存在的各个方面。我们泅渡于符号的海洋，在符号之中寻找意义。有人说，找到的竟然是无意义。这不奇怪，意义本就是人所赋予。
正如同歌唱可能起源于劳动的号子，那些文字的符码，起初也很可能不过是人的玩具，为人所把玩;进而工具，为人所控制。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它开始表现出不管不顾的一面：反过来，它引领或控制人的思想、行为以至命运。它既成就人，又奴役人，甚至埋葬人。
被称为“全球性智者”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文字出现后的文明时代的“人类文明”分为二十六大类。在他的定义中，所谓文明即是有着一定时空联系的某一群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一个文明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类型的国家，文化则构成一个文明的精髓。通过研究古希腊、古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兴起、延续与衰微，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即挑战-应战模式。或许，人类各大文明演变的大戏背后，那个旋转的磨盘中央、那最渊深处即是语言？可能，不妨这样说：语言，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核心基因或精神底座。
人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灾祸频仍、巨潮涌动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发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在语言方面，我们除了知道辨别前面提到的不同种属的语言，知道区分书面语、口头语，官方语言、民间语言（或曰草根语言），方言、俚语、圣音、格言等等，还知道区分：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政治语言、科学语言;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几何语言、计算机语言等等。二十世纪在语言的应用上可谓百态千姿、花样叠出，可能让我们比以往见识了更多的行话、套话、场面话、过头话、假话、空话、大话、甚至疯话和黑话，如此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一切勇敢而难得的真话、实话，对真正的诗歌与文学语言内部的爆破与创造性重组充满敬意，而对类似“文革语言”、“新潮语言”等的来自语言深处的腐败、僵化、乃至堕落则充满厌倦、恐惧与怀疑。二十世纪到本世纪的中国，既让我们见证了类似鲁迅、沈从文这样几乎堪称语言大师的人对汉语的贡献与发展，同时也让我们目睹了类似“人艰不拆”、“撕逼”、“喜大普奔”这样无厘头的网络语言的盛筵。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围绕语言的中心，人类加速生产着各式的知识，我们看到，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进入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全方位作业，围绕它不断聚集着资本、吸附着眼球、抢占着市场、兑现着货币、甚至争夺着权力;各种价值观的说辞，更是以各种语言、亚语言方式，叙说着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叫喊着各自的兴奋、疼痛、丧失与燃烧。本世纪似乎注定将是一个充满语词狂欢、众声喧哗的世纪，我们注定将伴随各式语言的鲜花与垃圾上路。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是口之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向天空之花绽放花蕾。此刻我的疑问是：今天的汉语，还足以充当我们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寄寓吗？
罗兰·巴特说：语言是规约与习惯的集合体，它是人的一种地平线。
语言分析学派的维特根斯坦则说：你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你的世界的边界。
支撑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体系，是制度化地熔铸和消解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督教文明，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唱出了西方文明的挽歌。此前尼采则直接宣布：“上帝死了！”其实，在尼采喊出那个巨大的秘密之前，上帝早就死了——当然，是一种漫长且有着冗长回声之死。因此，除了可感知的空气、阳光、流水、青草、冰雪、鸟兽、虫鱼、天空，以及难以触及的光的震颤、不可触摸的渊深的黑洞，以及自己略略皱缩的眉头、日渐崩塌的躯体，我们没有机会看见偷偷发笑的上帝。
此刻，冬日的冷风吹着一本盗版书的书页，在铂片般的阳光下，那书页犹如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梦……
人借助语言思维。语言产生之前，人能否思维？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这似乎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思之令人抓狂。有学人说，既有语言思维、亦有非语言思维。非语言思维的基本元素是“意象”，语言思维则借助表达意象的词，但似乎学界尚无一致认可。也许上百年后的某天，也许更长时间，随着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脑科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发展，人类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语言也有它的家族和谱系。汉藏语系、拉丁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每个家族和谱系都有数目庞大、喧嚷不息的子孙：遗传，繁衍，增殖，突变，断裂……每个家族和谱系表现出不同的面目：或迥然不同，或亲缘相似。它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或许，在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探究不断推进、科学的应用不断侵入人的自然存在的某个未来，人类语言也将有着难以测度的命运？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有的语言壮大了，比如英语;有的已经萎缩，比如德国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二战前约一千万人讲，现在全球剩有约三百万人讲;有的接近消失了，比如中国的傣族语;有的仅有文字遗存，比如号称“国宝”的季羡林先生生前研究过的古印度的巴利语、吐火罗语……
语言萎缩退化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七千种语言，使用人口超过一百万的语言只有一百四十多种，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将在未来的两百年内灭绝。相比之下，语言消亡的速度远远超过动植物的灭绝速度，且悄无声息。中国现有一百二十九种语言，除汉、藏、蒙、维、哈、朝鲜等语之外，其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的活力都很低，均处于萎缩退化状态。
学人们提示说，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二是放弃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安第斯山区原住民在遭受英国、葡萄牙殖民之后，印加古帝国的后代Kallawaya族的语言现只剩不到一百人会讲;西伯利亚中部地区在俄罗斯人进入之后，几百年来，会讲Tofa族语的人口已经不到三十人;在白人进入澳洲之后，许多语言再也听不见了，目前，已有好几种语言只剩一人会讲、且只会讲单字。《濒危语言图谱》里八种极度濒危语言，其有据可查的使用者不足十人，大多只有一人。2010年10月24日，随着台湾原住民巴宰族精神领袖、唯一还会流利地讲巴宰族语的耆老、九十七岁的潘金玉老人过世，巴宰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几成绝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每两星期就会有一种人类的语言灭亡，变成遗迹。
语言也许跟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历史似乎短得多，有文字后慢慢有了书。羊皮书、竹木书、帛书、纸质书、电子书，思之载体，虚幻却又伟大的果实。它累积，不断越过又迂回。返归，重组，发酵，生长，最终亦将消失？极目望去，竟无一人将在那里等待和守候？那尽头处，仿佛隐约有一双老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失明的眼，以及他那本无尽的《沙之书》。
符号学家们说，人不过是符号的存在。你看，文字，思想的符码，意识的虫卵，情感的标点……;又有人慨叹，那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可怜记号。但它却分明又那么令人惊异！——这符号，获得意义和自身逻辑之后，它自激，它复制自身。它仿佛不仅仅是思想的物质形态，它本身也仿佛慢慢独自长大，成为实体。有时看似一滩死水，有时却忽然爆发洪涛般的生命。据说，人类已研究出会自动作对联和写诗的机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文字、影像这些符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殖，几乎淹没和覆盖人类生活和存在的各个方面。我们泅渡于符号的海洋，在符号之中寻找意义。有人说，找到的竟然是无意义。这不奇怪，意义本就是人所赋予。
正如同歌唱可能起源于劳动的号子，那些文字的符码，起初也很可能不过是人的玩具，为人所把玩;进而工具，为人所控制。后来，不知从何时起，它开始表现出不管不顾的一面：反过来，它引领或控制人的思想、行为以至命运。它既成就人，又奴役人，甚至埋葬人。
被称为“全球性智者”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文字出现后的文明时代的“人类文明”分为二十六大类。在他的定义中，所谓文明即是有着一定时空联系的某一群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几个方面，一个文明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类型的国家，文化则构成一个文明的精髓。通过研究古希腊、古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兴起、延续与衰微，他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即挑战-应战模式。或许，人类各大文明演变的大戏背后，那个旋转的磨盘中央、那最渊深处即是语言？可能，不妨这样说：语言，其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核心基因或精神底座。
人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灾祸频仍、巨潮涌动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发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在语言方面，我们除了知道辨别前面提到的不同种属的语言，知道区分书面语、口头语，官方语言、民间语言（或曰草根语言），方言、俚语、圣音、格言等等，还知道区分：日常语言、文学语言;政治语言、科学语言;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几何语言、计算机语言等等。二十世纪在语言的应用上可谓百态千姿、花样叠出，可能让我们比以往见识了更多的行话、套话、场面话、过头话、假话、空话、大话、甚至疯话和黑话，如此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对一切勇敢而难得的真话、实话，对真正的诗歌与文学语言内部的爆破与创造性重组充满敬意，而对类似“文革语言”、“新潮语言”等的来自语言深处的腐败、僵化、乃至堕落则充满厌倦、恐惧与怀疑。二十世纪到本世纪的中国，既让我们见证了类似鲁迅、沈从文这样几乎堪称语言大师的人对汉语的贡献与发展，同时也让我们目睹了类似“人艰不拆”、“撕逼”、“喜大普奔”这样无厘头的网络语言的盛筵。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围绕语言的中心，人类加速生产着各式的知识，我们看到，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进入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全方位作业，围绕它不断聚集着资本、吸附着眼球、抢占着市场、兑现着货币、甚至争夺着权力;各种价值观的说辞，更是以各种语言、亚语言方式，叙说着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叫喊着各自的兴奋、疼痛、丧失与燃烧。本世纪似乎注定将是一个充满语词狂欢、众声喧哗的世纪，我们注定将伴随各式语言的鲜花与垃圾上路。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是口之花朵，在语言中，大地向天空之花绽放花蕾。此刻我的疑问是：今天的汉语，还足以充当我们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寄寓吗？
罗兰·巴特说：语言是规约与习惯的集合体，它是人的一种地平线。
语言分析学派的维特根斯坦则说：你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你的世界的边界。
支撑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体系，是制度化地熔铸和消解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督教文明，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唱出了西方文明的挽歌。此前尼采则直接宣布：“上帝死了！”其实，在尼采喊出那个巨大的秘密之前，上帝早就死了——当然，是一种漫长且有着冗长回声之死。因此，除了可感知的空气、阳光、流水、青草、冰雪、鸟兽、虫鱼、天空，以及难以触及的光的震颤、不可触摸的渊深的黑洞，以及自己略略皱缩的眉头、日渐崩塌的躯体，我们没有机会看见偷偷发笑的上帝。
此刻，冬日的冷风吹着一本盗版书的书页，在铂片般的阳光下，那书页犹如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