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的真快，1980年10月，我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调任大同齿轮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已近30年。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的艰辛与创业的动魄历历在目。我在大齿的3年，是大齿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齿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
　　大同齿轮厂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原来主要是为天津拖拉机厂、运城拖拉机厂生产铁牛—55马力和东方红—30马力的拖拉机配套齿轮。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充满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大马力拖拉机的产量供大于求，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过剩，所以配套的齿轮需求量大大减少，这样近4000人的大同齿轮厂陷入效益低谷。再加上“文革”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领导班子和职工思想仍很混乱，派性斗争严重,我这个党委书记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企业要生存首先要有产品，开发新的产品是大齿的唯一出路，用当时的时髦话说就是找米下锅。我和厂里的领导、技术人员研究确定，把技术人员组织起来，采用“外联”的方法，和重庆内燃机厂、包头拖拉机厂联合研发生产，仅用了3个月就生产出市场需求的15马力的小四轮拖拉机，这个产品非常适用当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时间订单蜂拥而至，市场供不应求，畅销我国西北市场，齿轮厂迈出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第一步。
　　企业要想长久生存、在竞争中取胜，就得在产品上进行不断的技术革新。因此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和北汽、二汽等大型汽车厂联系，开始涉猎汽车齿轮市场，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效益。另一方面，结合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煤矿业发达的实际，我们与煤炭部支护研究所联合，共同生产煤矿生产中急需的单体液压支柱，做到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学习国际大企业的经验，即不在一个行业上独步，力争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果，提高了企业抗御强市场风险能力。产品问题解决了，就必须从生产管理入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争取更大效益。于是我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决定从思想工作入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矛盾、消弥派性斗争，加强车间一级的组织建设。我们采取老中青相结合的办法，注重发挥部队转业干部、老工人的作用，注重使用、培养年轻技术人员，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再就是抓制度建设。我们把制度建设的重点也放在车间，实行车间负责制，同时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改革的办法，在支柱车间试行了计件工资，效果很好。之后相继制定了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使企业逐渐步入正规化。由于采取这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次年，齿轮厂就成为全省的学大庆先进企业，企业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今的大同齿轮厂已发展成为国家机械工业大型骨干企业，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几千职工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结果，是一代接一代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全体职工群策群力创造大齿精神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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