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居易《长恨歌》以李隆基、杨贵妃爱情故事为基本素材，至今流传不衰。对于它的主题的阐释和争论也随之不休，概括而言有四种观点：讽喻说、爱情说、风情说、双重主题说。其中争论分歧较大的是讽喻说与爱情说。实际上，讽喻说是基于文本基础上的过度阐发;爱情说是流于文字的表层阅读。通过对诗歌内部结构的阐释，得出《长恨歌》的主题是表达“求之既得，得之又失”的感伤与无奈。

关键词：《长恨歌》;“求女”;感伤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4-0155-03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意蕴历来争论不休，陈寅恪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是不可以分离的共同体。白诗未明言的部分可以陈传为参证，陈传中明确表明“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在此之前，明张纶言《林泉随笔》有言：“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明末唐汝洵亦曾言：“《长恨歌》讥明迷于色而不悟也。”清贺贻孙《诗筏》云：“及《长恨歌》等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信如其所自评。”这都是古今学者对《长恨歌》主题所作讽喻性的阐释。关于爱情说，以马茂元、张安祖两位先生为代表，主张“《歌》《传》分离”，区分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认为《长恨歌》主要表现李杨爱情的忠贞与伟大。日本学者近藤春雄《论〈长恨歌〉》《〈长恨歌〉〈琵琶行〉研究》中持类似观点。风情说主要将诗人自身与湘灵的悲剧爱情经历与《长恨歌》进行互证，认为该诗是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双重主题说即是将以上三种观点两两结合，对诗歌进行综合性分析，如王运熙《略论〈长恨歌〉内容的构成》、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周相录《〈长恨歌〉研究》中一方面主张愛情说，另一方面又将李、杨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不合理的封建君主制度，对其中的讽喻因素还是高度认可的。黄永年的“无主题思想说”，似乎是刻意逃避了“讽喻说”与“爱情说”之间所架构的矛盾。
　　在抒发自身对文本的独到见解之余，亦应尊重创作者对文本的自我解读。白居易曾经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创的诗歌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其中《长恨歌》归于感伤类，即所谓“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通过对诗歌内部结构分析，可以得知《长恨歌》借李杨爱情来抒发感伤无奈的情绪。
　　《长恨歌》共120行，以“求女”为线索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世俗中的“求女”，从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到第60句“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二部分为仙界中的“求女”，从第61句“临邛道士鸿都客”到第120句“此恨绵绵无绝期”;两次“求女”亦呈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
　　一、世俗中的“求女”：美色与权力
　　此为诗歌第一部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开篇“以汉指唐”表明唐玄宗对于美人的追求与向往，即世俗中的求女，此时追求的标准为美色。杨贵妃“天生丽质”“千娇百媚”“肤如凝脂”“能歌善舞”，是一个“以色侍人”的尤物。唐玄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取了美人，虽然寻觅数载。理想实现后，“六宫粉黛无颜色”，帝王不必专一的爱情在绝世美人的配合下显示出专情的色彩。世俗中的“求女”着眼于肉欲，此时的千辛万苦得到的美人，也只是单纯的美的符号。波伏娃《第二性》中曾表明“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陈鸿《长恨歌传》中表明：“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李、杨爱情故事是在史书基础上的杜撰，而故事中的主角杨贵妃更是文人的塑造。她只拥有美，而不具备任何心理活动，她只是在被动地接受全部荣宠。作为恋爱链条中弱势的一方，杨玉环的“女性立场”是缺席的，她只是作为玄宗的“宠妃”身份出现的，完全是玄宗施行其帝王权力的一个结果，是一个附庸物。唐玄宗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同样也是美色的占有者，尽情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欢愉。他沉迷于美色之中，“从此君王不早朝”。一改往日励精图治的决心，忽略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后世文人苏辙曾评论唐玄宗“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世俗中的“求女”基本套用了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与杨贵妃都擅长歌舞、以色侍人，也都兄凭妹贵。二人的故事同样属于宫廷秘闻，白居易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其间不同的是，李、杨枝繁叶茂的爱情之树却赘生了令人意外的政治恶果。备受玄宗宠信的边将安禄山，联合部下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带兵15万，向长安进攻，历时8年的混乱拉开了帷幕。据《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史书中有更为详细地记录，更为明确的政治性的渗透。但白诗并不将其作为重点来进行叙述，而故意将其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对此，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四：“《长恨歌》自是千古绝作，其叙杨妃入宫，与陈鸿所传选自寿邸者不同。非惟惧文字之祸，亦讳恶之义本当如此。”
　　杨贵妃自缢后，“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两句与得宠时的“云鬓花颜金步摇”相照应。通过今昔对比，渲染唐玄宗因失去所爱的悲痛以及对美人枉死的悲哀。“玉搔头”借用李夫人旧典。据《西京杂记》卷二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李、杨爱情是在史书基础上的杜撰，而史书不曾涉及的部分，白居易则用李夫人的典故填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唐玄宗选择沉迷美色而逐渐走向权力的边缘，待“渔阳鼙鼓”将其惊醒，自己已无法掌控局势，只能被动地接受结果。而这结果是命运的不可抗性所导致的。唐玄宗作为悲剧人物，在生活受到打击、生命受到威胁之时，做出了违心的选择。甚至在最后关头还迸发了隐秘的自我保护能力，以杨贵妃的死来换取六军听命和权力的恢复。更为悲剧的是，命运所带来打击与威胁，在最初是可以通过拒绝沉迷美色、维护权力而避免的。无论怎样分析，最终悲剧的制造者似乎都是唐玄宗。 　　经过这场混乱，唐玄宗失去了美人与权力。据《旧唐书·崔涣传》记载：“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肃宗灵武即位。”唐玄宗已徘徊到人生的边缘，正在面临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边缘情景”。所谓“边缘情景”，即一种存在状态，由于某种变故，个体与他人、与社会联系上出现裂痕，个人处于日常生活秩序之外。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边缘情景”的最鲜明特征是死神闯入了个人生活，使得原来的自我认知、生存价值都遭受了颠覆，杨贵妃的死给了唐玄宗致命的一击。“归来池苑皆依旧”他切身感受到物是人非的悲哀。世俗中“求女”的成功得益于唐玄宗手中的权力，以杨贵妃的惨死标志着“求女”的失败也正显示着权力在他手中的消亡。
　　二、仙界中的“求女”：痴情与思念
　　诗歌第二部分同样借鉴了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中的元素。据《汉书·外戚传》记载：“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和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戚，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汉武帝因思念李夫人，遂有方士为其招魂事。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白居易也为其创造一个“能以精诚致魂魄”的方士来传递思念。曾经拥有无边权力富有四海的帝王，此时却无法上天入地，亲自“求女”。俗世中的美人去世后变成仙界的仙子。此时的她同样拥有雪肤花貌、但更拥有了“爱而不怨”的动人魅力。第一部分被权力与欲望压抑的心理活动，此刻在仙界借助方士的法力得以展示。李杨爱情在俗世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并以杨贵妃的死亡、李隆基的退位为代价而告终。作为爱情链条中弱势一方的杨玉环，失去生命显然是更为悲哀的一种结局。“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换言之，是以杨贵妃的死亡换取了局势的暂时可控与皇帝的苟且偷安。在这场有着强烈权力与控制色彩的帝妃“情爱”里，杨贵妃是一只替罪羊。在俗世中，皇帝利用权力获得美色，杨贵妃享受到无限荣宠。这恐怕难被定义为爱情。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法忘却，也难以衡量其想念的纯度。直到方士寻找到了太真仙子，为了消除“雪肤花貌参差是”的疑虑，诗人特写太真仙子的衣袂飘摇，令人想起了她在俗世所跳的《霓裳羽衣舞》。只有到此刻，杨玉环无法抑制的思念与寂寞之感才得以充分体现，她也作为爱情主体的其中一方而出现，不再是那个以色事人，情感活动完全被忽略的“杨家女”了。“闻道汉家天子使”，杨太真急于与其见面，甚至来不及整理发髻，可见其思念之深切。登临仙界的她无法做到忘却烦恼，无忧无虑。依旧苦苦思念着唐玄宗，泪光点点就像梨花含着春雨。人世与仙界如此渺远，一腔相思无从托寄，幸有方士可以传信。方士沟通了人间与仙界，解构了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悲剧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其爱情的真挚，更是让杨太真“爱而不怨”的形象越发生动。
　　第二次“求女”成功，方士寻到杨太真并顺利带回信物交差，同时也明确了第一部分中颇显模糊的爱情。仙界中的故事固然先有许多神话故事作为原型，但因诗人的生活妙笔，仍旧彰显出动人的魅力。第一部分是基于现实的书写，第二部分是基于想象的创造。李杨真实的爱情故事止于“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此后的情节诗人动用想象，为其爱情做出新的注解。从美色与权力到痴情与思念的转变，是诗人不愿意将这份感情进行世俗化的阐释，也避免了运用道德化的眼光去评判他们。尽管如此，第二次“求女”也仍然以失败告终，仙界的杨玉环虽未掌握神秘经验，但却清醒地知道“昭阳殿里恩爱绝”，自己与唐玄宗皇帝的恩情已绝，已经不再有可能再續前缘，甚至连再见一面的可怜愿望也无法实现。而太真仙子所居住的仙山，与世隔绝，“其中绰约多仙子”“转教小玉报双成”，俨然一个太虚幻境的雏形，李、杨在仙界团圆也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恩情已绝，俗而言之，缘分尽了。然而善良的杨太真委婉地表达只要两个人心比金坚，还是可以见面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未来再美好也无法更改此时此刻的悲剧，何况未来的美好本就是缥缈虚无的。
　　据统计，《长恨歌》120行，仅有10行描写爱情的幸福欢乐，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80多行），在表达“痛失所爱”的感伤。《长恨歌》中的李、杨二人是存在真情的，但诗歌主旨并非在此基础上的歌颂或同情，而是以俗世、仙界两次“求女”的失败为线索，表达一种感伤无奈的情绪。这份情绪中有无法守护爱情的悲痛、爱情无法实现自由的忧伤、更有对人生苦味的品尝。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谈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愿望的无法达成，即是不足的状态，这种不足即是苦痛。唐玄宗与杨贵妃是体味苦痛人生的代表，他们的感伤情绪是极易引发共鸣的。德国戏剧家莱辛曾经在《汉堡剧评》中说过：“倘若我们对国王们产生同情，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人，并非当作国王之故。”在痛失所爱、寻再难得的悲伤情绪里，权力与美色都被“绵绵无绝期”的痴情与思念所解构。马嵬之变后，玄宗变身成了一个失去爱人的普通人，甚至承受了比普通人更为巨大的痛苦。以帝王为悲剧主角，更容易击中人生苦涩的主题。虽然生死阻隔不了真情，但已失去的美好，却无法从头再来，甚至不可再得。诗歌中的男女主人公寻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诗人为他们创造了仙界永生也无法解答失去与拥有的迷茫，甚至他比任何人都更为心痛，因为第二部分的“求女”本就是无稽之谈，是诗人自己发挥想象力所进行的仙话再创作。整个故事就是在这样凄迷哀婉的情绪里，走向长恨的结局。
　　《长恨歌》主题意蕴不应单纯地局限于讽喻或者爱情，应是在此基础上的感伤。强调其感伤主题，并不排除《长恨歌》文本所蕴含的讽刺性以及爱情内容，只是它们的内涵不足以支撑起诗歌长达120行的内容。人间天上的“求女”俱以失败告终，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起到了延续感觉，跌宕起伏地凸显主题的作用。生离死别无法阻断两个人的爱情，但是这份爱情是以期盼遥遥无期的相逢为结局的，这显示了巨大的悲剧震撼力。
　　白居易认为感伤诗的内涵即，“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这种感伤源于男女爱情的悲剧，但不止于此，理应上升到更大空间的人生兴叹。明确了《长恨歌》的感伤主题，理解“长恨”也就不成问题。“长恨”是“人在情中不自由”的无奈，不论平民百姓抑或是王公贵胄，所有人的生命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甚至常常面临被动的破碎。重创之后的弥补是一种美好的企求。当看惯了这种感伤，或许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长恨歌》故事实际是一个关于“失去”母题的叙写，唐玄宗作为悲剧主人公经历了“寻求—拥有—失去—痛苦—再求—难得—祈求”的圆形心理路线，诗歌开篇他便被塑造成感情无所寄托的君王，经历了巨大磨难后，在诗歌尾声仍旧保持着最初的失落形象。但是这种感伤与无奈愈显剧烈。曾拥有的阳光把他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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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萨日朗（1992—），女，蒙古族，吉林松原人，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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