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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曾经的你我，是你我未来的希望，但也是最脆弱无助的群体。
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连串数据显示，儿童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2012年，全球凶杀案共造成9.5万名20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丧生，是当年凶杀案受害者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全球约五分之三的2-14岁儿童常常遭受养护人体罚；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13-15岁学生曾有过斗殴行为；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13-15岁学生经常在校内受到欺凌；
约有1.2亿未满20岁的女性有过被迫性交或其他形式的被迫性行为。男性也同样面临此类风险。
数据的背后，是儿童侵害所带来的恐惧、伤痛乃至无法挽回的悲剧。
韩国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3年前7个月，韩国每25分钟就发生一起性侵案件，其中涉及儿童的性侵案件引起韩国社会的特别关注。
一部电影促成关于儿童性侵的法律出台，恐怕唯有韩国电影《熔炉》了。它的出现，不仅令韩国全社会开始反思儿童性侵，而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法治的完善。
《熔炉》是基于韩国真实事件创作的同名小说拍摄而成，它用触目惊心的方式揭露了韩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残障儿童遭遇的令人发指的性侵和虐待。
《熔炉》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效应被评选为2011年度韩国十大法律新闻事件之一。《纽约时报》曾评价它：“以一部低成本且限制级的电影来说，电影《熔炉》影响至巨。”
电影反映的真实事件是：2000年至2004年间，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教职人员长期对残障学生实施虐待及性暴力侵害。直到2005年6月，一位职员因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向光州障碍人性暴力服务机构揭发了此事，才被公众知晓。
继警察与检方搜查后，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介入了调查。而当时的韩国没有相关的儿童保护法律，对涉案嫌疑人处罚都不重。
2005年11月，该案一审，涉案校长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行政室长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一名教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处罚也没能完全落实，当事人在判决后仍继续在学校任职。
6年后，《熔炉》的上映令这起已办结的性侵害案再次浮出水面。在韩国民众的集中关注和推动下，韩国光州警方组成特别调查组再次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
2011年9月，40名涉案教职员工中，一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诉、12名因涉嫌向事业法人行贿予以不拘留起诉、13人被处以向所任职机构通报处理的处罚，其他14人则接受内部调查。
2011年12月29日，光州地方检察厅对涉嫌对女学生实施性暴力侵害的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另一主要当事人实施逮捕，该名当事人2006年曾因证据不足作不起诉处理。
更重要的影响是，《熔炉》事件引发一系列法律修订。从2011年开始，《社会福祉事业法修订案》《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等相继出炉，还将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由15年调至50年，尤其对性侵残障儿童的侵害人处罚加重。韩国也成为亚洲首个对严重性犯罪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
除韩国外，美、英、法等国家也通过法律对儿童性侵行为进行严惩。如美国实施的以“罪犯信息公开、严禁接近儿童”为宗旨的《梅根法案》等。
近年来，儿童被遗忘在封闭车厢内，造成窒息死亡的案例层出不穷。
2017年5月12日悲剧再现，在宜州市庆远镇洛岩的新村爱心幼儿园门口，一辆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的校车上，3岁半男童棋棋（化名）被发现倒在车内，呼吸心跳丧失，后虽被急送医院抢救，仍无力回天。
如出一辙的案情，惨痛的教训却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警醒。
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在防止儿童意外伤害方面制定了十分精细的规范。
德国法律规定，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并特别提醒，尤其在夏天，当室外气温达到30摄氏度的时候，车辆如曝晒在太阳下，车内温度会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到46摄氏度甚至更高，留在车里的孩子会有生命危险。
德国法律严令禁止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在德国专家看来，偶尔一两次把婴儿独自短时间留在家里，不会对其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但如果把一个活蹦乱跳的顽童独自留在家里，风险要大得多，所以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格的孩子，必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德国人认为，让年幼的孩子一个人长时间呆在家里，就算不出伤亡事故，也会给孩子留下胆小、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感的精神隐患。这种情况一旦被邻居举报，家长有可能被剥夺监护权，严重的还可能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而父母一旦被剥夺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子女就会被政府部门强行送至儿童院，或者经过严格审核的寄养家庭，这对父母来说是极大的惩罚。德国现有1000多万名15岁以下儿童，占全德总人口的12%左右。一直以来，儿童和青少年保护都是德國联邦政府的优先工作。
“保护儿童人人有责”，德国发动全社会力量，依法从保护婴幼儿开始，覆盖德国所有儿童及青少年，并贯穿其成年以前的各个年龄阶段。修订后的德国《联邦儿童保护法》于2012年1月正式生效，规定了全面、更好地保护德国儿童的基本要求，强化各方参与力量。
“早期援助”是德国联邦政府儿童和青少年政策的一个重点，指德国地方及区域性的支持系统，从母亲怀孕开始，向德国家庭的父母及新生儿（重点是0～3岁）提供援助，尤其是让准父母掌握养育孩子的技能，并在促使新生儿健康成长并保障其权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简称联邦家庭部）指出，一个孩子的出生对一个家庭是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个家庭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或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情况下。这样的家庭需要低门槛、全天候的支持。 为此，德国政府建立了早期援助网络——一个由政府部门、学校、医院、诊所医生、警方等普遍参与的网络。联邦家庭部还在科隆设立了“国家早期援助中心”，成为德国儿童保护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德国联邦家庭部2012年制定了一项扩大和加强早期援助网络的4年计划，至2015年共投入1.77亿欧元，并重点提出向有困难的家庭派出受专业培训的“家庭助产士”，为准父母及新生儿父母提供早期帮助，增强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能力。
如果说以“早期援助”为代表的福利制度保障了德国儿童的成长条件，使其免受无意识伤害，那么面对来自社会的有意识侵害，德国政府及儿童保护组织也在为孩子们编织一张安全网。
首先，德国严厉打击针对儿童虐待、性侵等暴力侵害。据德国警方提供的数据，2014年德国有108名儿童因遭受暴力死亡，4204名儿童遭到虐待，在家中遭虐待的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
2015年7月，波茨坦地方法院以谋杀罪判处一名37岁的德国男子15年监禁，因为其多次用洗洁剂和杀菌剂毒害出生仅8个月的女儿，所幸这个小女孩活了下来。
《联邦儿童保护法》规定，德国青少年局有义务加强对“风险家庭”的监督，若发现儿童受侵害的线索，青少年局必须定期进行家访，但如果家访可能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则不应进行。
事實上，不仅是青少年局，老师、医生、家长等均有义务报告其发现的儿童受虐待的线索。为此，德国警方和一些专业机构，如德国青少年学院，会提供培训或宣传，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儿童受虐待的迹象，包括心理虐待。
2015年7月9日上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艾丽斯市，一名7岁男孩疑似被绑架。在安珀警报发出后，居住在周边的某公司职员根据警报提供的信息，辨认出了停在其附近的绑匪所用车辆，及时报警并将男孩救出。随后，安珀警报取消，绑匪被刑事拘留。案件在一天之内告破。
美国一些为防止儿童走失或遭绑架而设立的警报和搜寻系统，在中国引起关注。例如刚刚提到的安珀警报，是一个向全美发送失踪儿童信息的警报系统。另外还有亚当警报，它们共同构成美国防止儿童走失或被绑架的全民搜救网络。
安珀警报隶属美国司法部，主要帮助美国执法人员寻找处于潜在危险中的失踪儿童。
2013年8月31日零时许，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伴着鸣叫的警报声，许多播放中的电视瞬间黑屏，现出一行白字：“一辆2003款白色雪佛兰汽车被盗，里面有一个才17个月大的学步小儿。”此时，熟睡中的人们放在枕边的手机也开始嗡嗡作响。被惊醒者迷迷糊糊拿过手机，发现原来是安珀警报，警报内容和电视上的一模一样。
这是2013年8月30日，事发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的一起儿童失踪案，也是近几年来，该州影响较大的一起儿童失踪案件。当天晚上9时许，17个月大的女童尼尔被她的教父暂时留在车内，教父在附近超市购物仅5分钟，返回时尼尔和车就一起失踪了。
闻讯而到的警察在查看现场后，发现超市的监控器没有任何关于盗车嫌疑人的信息。在确认儿童失踪后，高点市警察局随即向全州居民的手机、电视发送了安珀警报。
次日早上8点半，北卡高点大学的学生玛丽，从校园边的公寓前往教室时，听到路边停的车里有孩子的哭声，她觉得不对劲，回头再看这部车，并立刻查看手机上收到的安珀警报，确认该车和警报上说的那辆车的特征一致，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911。很快，高点市警察赶到，确认就是被盗车辆和失踪的孩子。
安珀警报系统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警方搜寻解救被绑架儿童的效率。有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95%的走失儿童通过安珀警报被找回。
在美国，还有一个专为超市、商场等大型室内空间设计的走失儿童警报系统，叫做亚当警报，已被沃尔玛、凯马特和家得宝等美国大型零售商店采用。
亚当警报启动后，商场会立即广播丢失儿童的外观特征和衣着细节，超市的所有出入口将会由人把守，同时搜寻超市内孩子常去的货架以及绑架犯惯于藏匿的角落。孩子一旦找到，亚当警报将宣布解除；如果在系统启动10分钟后，孩子仍旧没有找到，超市会立即报警。
在商场与超市层层叠叠的货架之间，儿童和父母走散的事时有发生，不法分子也因此有机可乘。
亚当警报的诞生，背后是一个这样的悲剧——6岁的亚当·沃尔什在百货商场和母亲分开不到10分钟后便被绑架，最终死于绑匪之手。为了减少这样的惨案，亚当警报应运而生，并以案件中死去的男孩亚当命名。
据《纽约时报》报道，沃尔玛自1995年启用亚当警报，1995至2001年间该系统曾在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各阻止过一起儿童绑架案，并成功逮捕了嫌犯。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启动亚当警报都是因为孩子偶然和家长走散，在孩子走散后3分钟内启动警报，大多数的孩子则不会丢失。
在孩子走失或被拐骗后，亚当和安珀警报系统虽能有效帮助警方开展搜救活动，但也并非万能。锻炼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提前储存孩子的身份识别信息也非常重要。
目前，一个名为波利·克拉斯的儿童安全保障基金会在其官方页面向家长免费提供采集以及储存孩子指纹以及DNA的指导，并向家长介绍预防孩童走失的经验和方法。
据波利·克拉斯基金会介绍，父母与孩子进行走失或走散的情景模拟、与孩子在陌生地点游玩时事先计划好走散后的碰头地点或应急方案、教会孩子在走失后向他人求助的方法等，都可以更好地预防绑架案的发生。如果绑架案不幸发生，事先准备好孩子的指纹及DNA等信息，能够帮助警方更快地搜救孩子。
除波利·克拉斯基金会外，由亚当·沃尔什的父母创建的“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官方页面也提供相似的儿童基本信息采集指导以及预防儿童走失及绑架的经验介绍。
“在我写这首歌时泪水倾盆直流，想要融入但何处是容身之所？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想踏出家门口！你取的绰号对我打击严重，我想告诉妈妈，但她和爸却出了问题，备受威胁但我求助无门！你知道我已没有爸爸，身边只剩我妈。每天绊倒我有什么好玩，我身上没有半毛钱，全被你洗劫！你对我大吼大叫时我很惊慌。你踢我、打我、把我摔在地上，当我问你，我做错了什么吗？你又打了我一拳，还取笑我妈！” 2014年6月，在英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两个单薄瘦小的英国男孩Leondre和Charlie，用原创饶舌的方式唱出了自己在校园遭遇欺凌时的挣扎。他们的经历令在场的观众和评委感同身受，视频通过网络传到世界各地，引发无数共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指向一个事实：欺凌已成为英国学校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高达80%的学生有过被欺凌的经历；2001年的一项研究数字为37%。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如今至少有10%的英国学生在校期间经历过持续的和严重的欺凌，英国每年至少有16名儿童由于欺凌直接導致自杀。
事实上，英国已经历了长期的校园反欺凌斗争。英国BBC官方网站2014年11月17日报道，英国之前所颁布的反欺凌政策已初见成效，与10年前相比，遭受欺凌的儿童数量减少了千余名。
英国式“反欺凌”是怎样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反欺凌行动的开展成为英国教育的优先事项。
自1991年以来的20多年间，英国政府陆续开展了谢菲尔德反欺凌计划，出台了《学校标准与框架法》《教育与督导法》《欺凌：中学的有效行动》等法律和政府指导意见等。并对校园反欺凌管理做出强制性规定，使全英近7成中小学专门制定了反欺凌政策。同时，出资140万英镑专项经费用于应对校园欺凌。
此外，各类非政府机构在反校园欺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开通的热线包括反欺凌网络和儿童欺凌热线等，通过多种渠道关注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欺凌在日本被称为霸凌，校园霸凌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一些日本动漫作品有意无意反映着校园霸凌之风。
许多日本人的童年记忆中都住着一个暴躁又粗壮的“胖虎”（日本著名连载动画《哆啦A梦》中的动画形象），他总是联合其他同学对比自己弱小的同学拳脚相加，恶意戏弄。
2014年7月，《哆啦A梦》因存在校园霸凌情节，遭台湾家长和教师团体抵制，他们认为其不适合儿童观看。为顺应此类民意，电视台随即停播。
为了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日本在2013年6月制定了《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而制定这部法律的契机是滋贺县首付大津市一名学生因受到欺负而自杀的事件，后被称为“大津市校园霸凌事件”。
具体经过是，2011年9月到10月，几名同班同学不仅对受害男孩进行了捆绑和凌辱，还闯到受害者家里，盗走了贵金属和钱包。自杀前被害男生给欺负他的同学发邮件暗示要自杀，但加害者没有搭理他，他随后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
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报道，2013年6月28日，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议员立法制定了《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在2013年9月28日实施。
该法律明确了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校园霸凌，包括加强道德教育、采取措施早日发现校园霸凌行为等。
（林立岩荐自《环球》）
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连串数据显示，儿童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2012年，全球凶杀案共造成9.5万名20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丧生，是当年凶杀案受害者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全球约五分之三的2-14岁儿童常常遭受养护人体罚；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13-15岁学生曾有过斗殴行为；
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13-15岁学生经常在校内受到欺凌；
约有1.2亿未满20岁的女性有过被迫性交或其他形式的被迫性行为。男性也同样面临此类风险。
数据的背后，是儿童侵害所带来的恐惧、伤痛乃至无法挽回的悲剧。
儿童性侵进入重典时代
韩国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3年前7个月，韩国每25分钟就发生一起性侵案件，其中涉及儿童的性侵案件引起韩国社会的特别关注。
一部电影促成关于儿童性侵的法律出台，恐怕唯有韩国电影《熔炉》了。它的出现，不仅令韩国全社会开始反思儿童性侵，而且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法治的完善。
《熔炉》是基于韩国真实事件创作的同名小说拍摄而成，它用触目惊心的方式揭露了韩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残障儿童遭遇的令人发指的性侵和虐待。
《熔炉》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效应被评选为2011年度韩国十大法律新闻事件之一。《纽约时报》曾评价它：“以一部低成本且限制级的电影来说，电影《熔炉》影响至巨。”
电影反映的真实事件是：2000年至2004年间，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教职人员长期对残障学生实施虐待及性暴力侵害。直到2005年6月，一位职员因无法忍受精神上的折磨，向光州障碍人性暴力服务机构揭发了此事，才被公众知晓。
继警察与检方搜查后，国家人权委员会也介入了调查。而当时的韩国没有相关的儿童保护法律，对涉案嫌疑人处罚都不重。
2005年11月，该案一审，涉案校长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行政室长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一名教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处罚也没能完全落实，当事人在判决后仍继续在学校任职。
6年后，《熔炉》的上映令这起已办结的性侵害案再次浮出水面。在韩国民众的集中关注和推动下，韩国光州警方组成特别调查组再次对“仁和学校事件”进行调查。
2011年9月，40名涉案教职员工中，一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诉、12名因涉嫌向事业法人行贿予以不拘留起诉、13人被处以向所任职机构通报处理的处罚，其他14人则接受内部调查。
2011年12月29日，光州地方检察厅对涉嫌对女学生实施性暴力侵害的光州仁和特殊教育学校另一主要当事人实施逮捕，该名当事人2006年曾因证据不足作不起诉处理。
更重要的影响是，《熔炉》事件引发一系列法律修订。从2011年开始，《社会福祉事业法修订案》《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等相继出炉，还将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由15年调至50年，尤其对性侵残障儿童的侵害人处罚加重。韩国也成为亚洲首个对严重性犯罪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
除韩国外，美、英、法等国家也通过法律对儿童性侵行为进行严惩。如美国实施的以“罪犯信息公开、严禁接近儿童”为宗旨的《梅根法案》等。
“法眼”紧盯儿童看护
近年来，儿童被遗忘在封闭车厢内，造成窒息死亡的案例层出不穷。
2017年5月12日悲剧再现，在宜州市庆远镇洛岩的新村爱心幼儿园门口，一辆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的校车上，3岁半男童棋棋（化名）被发现倒在车内，呼吸心跳丧失，后虽被急送医院抢救，仍无力回天。
如出一辙的案情，惨痛的教训却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警醒。
向来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在防止儿童意外伤害方面制定了十分精细的规范。
德国法律规定，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并特别提醒，尤其在夏天，当室外气温达到30摄氏度的时候，车辆如曝晒在太阳下，车内温度会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到46摄氏度甚至更高，留在车里的孩子会有生命危险。
德国法律严令禁止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在德国专家看来，偶尔一两次把婴儿独自短时间留在家里，不会对其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但如果把一个活蹦乱跳的顽童独自留在家里，风险要大得多，所以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格的孩子，必须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德国人认为，让年幼的孩子一个人长时间呆在家里，就算不出伤亡事故，也会给孩子留下胆小、没有安全感、没有信任感的精神隐患。这种情况一旦被邻居举报，家长有可能被剥夺监护权，严重的还可能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而父母一旦被剥夺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子女就会被政府部门强行送至儿童院，或者经过严格审核的寄养家庭，这对父母来说是极大的惩罚。德国现有1000多万名15岁以下儿童，占全德总人口的12%左右。一直以来，儿童和青少年保护都是德國联邦政府的优先工作。
“保护儿童人人有责”，德国发动全社会力量，依法从保护婴幼儿开始，覆盖德国所有儿童及青少年，并贯穿其成年以前的各个年龄阶段。修订后的德国《联邦儿童保护法》于2012年1月正式生效，规定了全面、更好地保护德国儿童的基本要求，强化各方参与力量。
“早期援助”是德国联邦政府儿童和青少年政策的一个重点，指德国地方及区域性的支持系统，从母亲怀孕开始，向德国家庭的父母及新生儿（重点是0～3岁）提供援助，尤其是让准父母掌握养育孩子的技能，并在促使新生儿健康成长并保障其权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德国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简称联邦家庭部）指出，一个孩子的出生对一个家庭是新的挑战，尤其是在一个家庭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或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情况下。这样的家庭需要低门槛、全天候的支持。 为此，德国政府建立了早期援助网络——一个由政府部门、学校、医院、诊所医生、警方等普遍参与的网络。联邦家庭部还在科隆设立了“国家早期援助中心”，成为德国儿童保护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
德国联邦家庭部2012年制定了一项扩大和加强早期援助网络的4年计划，至2015年共投入1.77亿欧元，并重点提出向有困难的家庭派出受专业培训的“家庭助产士”，为准父母及新生儿父母提供早期帮助，增强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能力。
如果说以“早期援助”为代表的福利制度保障了德国儿童的成长条件，使其免受无意识伤害，那么面对来自社会的有意识侵害，德国政府及儿童保护组织也在为孩子们编织一张安全网。
首先，德国严厉打击针对儿童虐待、性侵等暴力侵害。据德国警方提供的数据，2014年德国有108名儿童因遭受暴力死亡，4204名儿童遭到虐待，在家中遭虐待的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
2015年7月，波茨坦地方法院以谋杀罪判处一名37岁的德国男子15年监禁，因为其多次用洗洁剂和杀菌剂毒害出生仅8个月的女儿，所幸这个小女孩活了下来。
《联邦儿童保护法》规定，德国青少年局有义务加强对“风险家庭”的监督，若发现儿童受侵害的线索，青少年局必须定期进行家访，但如果家访可能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则不应进行。
事實上，不仅是青少年局，老师、医生、家长等均有义务报告其发现的儿童受虐待的线索。为此，德国警方和一些专业机构，如德国青少年学院，会提供培训或宣传，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儿童受虐待的迹象，包括心理虐待。
警报一响全民打拐
2015年7月9日上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艾丽斯市，一名7岁男孩疑似被绑架。在安珀警报发出后，居住在周边的某公司职员根据警报提供的信息，辨认出了停在其附近的绑匪所用车辆，及时报警并将男孩救出。随后，安珀警报取消，绑匪被刑事拘留。案件在一天之内告破。
美国一些为防止儿童走失或遭绑架而设立的警报和搜寻系统，在中国引起关注。例如刚刚提到的安珀警报，是一个向全美发送失踪儿童信息的警报系统。另外还有亚当警报，它们共同构成美国防止儿童走失或被绑架的全民搜救网络。
安珀警报隶属美国司法部，主要帮助美国执法人员寻找处于潜在危险中的失踪儿童。
2013年8月31日零时许，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伴着鸣叫的警报声，许多播放中的电视瞬间黑屏，现出一行白字：“一辆2003款白色雪佛兰汽车被盗，里面有一个才17个月大的学步小儿。”此时，熟睡中的人们放在枕边的手机也开始嗡嗡作响。被惊醒者迷迷糊糊拿过手机，发现原来是安珀警报，警报内容和电视上的一模一样。
这是2013年8月30日，事发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的一起儿童失踪案，也是近几年来，该州影响较大的一起儿童失踪案件。当天晚上9时许，17个月大的女童尼尔被她的教父暂时留在车内，教父在附近超市购物仅5分钟，返回时尼尔和车就一起失踪了。
闻讯而到的警察在查看现场后，发现超市的监控器没有任何关于盗车嫌疑人的信息。在确认儿童失踪后，高点市警察局随即向全州居民的手机、电视发送了安珀警报。
次日早上8点半，北卡高点大学的学生玛丽，从校园边的公寓前往教室时，听到路边停的车里有孩子的哭声，她觉得不对劲，回头再看这部车，并立刻查看手机上收到的安珀警报，确认该车和警报上说的那辆车的特征一致，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911。很快，高点市警察赶到，确认就是被盗车辆和失踪的孩子。
安珀警报系统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警方搜寻解救被绑架儿童的效率。有数据显示，每年至少有95%的走失儿童通过安珀警报被找回。
在美国，还有一个专为超市、商场等大型室内空间设计的走失儿童警报系统，叫做亚当警报，已被沃尔玛、凯马特和家得宝等美国大型零售商店采用。
亚当警报启动后，商场会立即广播丢失儿童的外观特征和衣着细节，超市的所有出入口将会由人把守，同时搜寻超市内孩子常去的货架以及绑架犯惯于藏匿的角落。孩子一旦找到，亚当警报将宣布解除；如果在系统启动10分钟后，孩子仍旧没有找到，超市会立即报警。
在商场与超市层层叠叠的货架之间，儿童和父母走散的事时有发生，不法分子也因此有机可乘。
亚当警报的诞生，背后是一个这样的悲剧——6岁的亚当·沃尔什在百货商场和母亲分开不到10分钟后便被绑架，最终死于绑匪之手。为了减少这样的惨案，亚当警报应运而生，并以案件中死去的男孩亚当命名。
据《纽约时报》报道，沃尔玛自1995年启用亚当警报，1995至2001年间该系统曾在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各阻止过一起儿童绑架案，并成功逮捕了嫌犯。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启动亚当警报都是因为孩子偶然和家长走散，在孩子走散后3分钟内启动警报，大多数的孩子则不会丢失。
在孩子走失或被拐骗后，亚当和安珀警报系统虽能有效帮助警方开展搜救活动，但也并非万能。锻炼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提前储存孩子的身份识别信息也非常重要。
目前，一个名为波利·克拉斯的儿童安全保障基金会在其官方页面向家长免费提供采集以及储存孩子指纹以及DNA的指导，并向家长介绍预防孩童走失的经验和方法。
据波利·克拉斯基金会介绍，父母与孩子进行走失或走散的情景模拟、与孩子在陌生地点游玩时事先计划好走散后的碰头地点或应急方案、教会孩子在走失后向他人求助的方法等，都可以更好地预防绑架案的发生。如果绑架案不幸发生，事先准备好孩子的指纹及DNA等信息，能够帮助警方更快地搜救孩子。
除波利·克拉斯基金会外，由亚当·沃尔什的父母创建的“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官方页面也提供相似的儿童基本信息采集指导以及预防儿童走失及绑架的经验介绍。
反欺凌是教育优先事项
“在我写这首歌时泪水倾盆直流，想要融入但何处是容身之所？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想踏出家门口！你取的绰号对我打击严重，我想告诉妈妈，但她和爸却出了问题，备受威胁但我求助无门！你知道我已没有爸爸，身边只剩我妈。每天绊倒我有什么好玩，我身上没有半毛钱，全被你洗劫！你对我大吼大叫时我很惊慌。你踢我、打我、把我摔在地上，当我问你，我做错了什么吗？你又打了我一拳，还取笑我妈！” 2014年6月，在英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两个单薄瘦小的英国男孩Leondre和Charlie，用原创饶舌的方式唱出了自己在校园遭遇欺凌时的挣扎。他们的经历令在场的观众和评委感同身受，视频通过网络传到世界各地，引发无数共鸣。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指向一个事实：欺凌已成为英国学校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高达80%的学生有过被欺凌的经历；2001年的一项研究数字为37%。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如今至少有10%的英国学生在校期间经历过持续的和严重的欺凌，英国每年至少有16名儿童由于欺凌直接導致自杀。
事实上，英国已经历了长期的校园反欺凌斗争。英国BBC官方网站2014年11月17日报道，英国之前所颁布的反欺凌政策已初见成效，与10年前相比，遭受欺凌的儿童数量减少了千余名。
英国式“反欺凌”是怎样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反欺凌行动的开展成为英国教育的优先事项。
自1991年以来的20多年间，英国政府陆续开展了谢菲尔德反欺凌计划，出台了《学校标准与框架法》《教育与督导法》《欺凌：中学的有效行动》等法律和政府指导意见等。并对校园反欺凌管理做出强制性规定，使全英近7成中小学专门制定了反欺凌政策。同时，出资140万英镑专项经费用于应对校园欺凌。
此外，各类非政府机构在反校园欺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开通的热线包括反欺凌网络和儿童欺凌热线等，通过多种渠道关注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
欺凌在日本被称为霸凌，校园霸凌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一些日本动漫作品有意无意反映着校园霸凌之风。
许多日本人的童年记忆中都住着一个暴躁又粗壮的“胖虎”（日本著名连载动画《哆啦A梦》中的动画形象），他总是联合其他同学对比自己弱小的同学拳脚相加，恶意戏弄。
2014年7月，《哆啦A梦》因存在校园霸凌情节，遭台湾家长和教师团体抵制，他们认为其不适合儿童观看。为顺应此类民意，电视台随即停播。
为了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日本在2013年6月制定了《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而制定这部法律的契机是滋贺县首付大津市一名学生因受到欺负而自杀的事件，后被称为“大津市校园霸凌事件”。
具体经过是，2011年9月到10月，几名同班同学不仅对受害男孩进行了捆绑和凌辱，还闯到受害者家里，盗走了贵金属和钱包。自杀前被害男生给欺负他的同学发邮件暗示要自杀，但加害者没有搭理他，他随后在自家公寓跳楼自杀。
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规模报道，2013年6月28日，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议员立法制定了《防止校园霸凌对策推进法》，在2013年9月28日实施。
该法律明确了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校园霸凌，包括加强道德教育、采取措施早日发现校园霸凌行为等。
（林立岩荐自《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