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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发布了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公告，并宣布今年全省公务员扩招1600多人，总数达9600多名后，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给予关注。省内各大报纸也不甘示弱，除在第一时间进行了相关报道外，有的报纸甚至给出大版面大篇幅对此次公务员扩招进行了连续报道。
综观广东省内较有影响力的6家报纸《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和《信息时报》，除了在第一时间对公务员报考的通知进行了报道外，在一些相关新闻的处理上采取了极为相似的手法，大有将“公务员扩招”报道推向新高潮的态势。于是，“公务员”无疑成了茶余饭后的热点关键词——媒体“妖魔化”报道下的牺牲品。
一、“妖魔化”报道下的“公务员扩招事件”
就公务员扩招本身来说，事情的起因和发展其实都很清楚：每年一度的省级公务员招录考试，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政府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而进行扩招。但落实到具体的报道中，几家报纸媒体则以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进行报道，将扩招事件进行演绎、炒作。
⒈过渡渲染 强调扩招
据笔者调查，4月1日省内6家报纸都对公务员考试的相关新闻进行了报道。而后两天个别报纸还进行了连续的跟踪报道。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新快报》对公务员扩招的报道最为积极，甚至在当天就用了一个版面来专门进行报道。
此外，对扩招的数字进行强调，版面上还将数字“9600名”用红色突出。特意强调数字，是这次公务员扩招报道中一些报纸通用的报道手法。除《新快报》外，4月1日《南方都市报》的标题是《省公务员考试今起报名月底开考 今年招录9600名》；《信息时报》的标题《广东招9600公务员今起报名》；《羊城晚报》则是《粤招近万公务员今起报名》等。
公务员扩招无疑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政府出台的一套调整方案。但就其根本而言，扩招1600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若报纸一味强调数字，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来夸大其传播效果引起轰动效应，则容易给读者造成信息误读。
⒉避重就轻 刻意延伸
此次公务员扩招，《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都显示出其一贯的“大报”风范，基本上客观平实地报道了事实，延伸性报道也都较为合理，符合常态思维。
《南方日报》在4月1日刊发的消息类文章《公务员考试今日起报名》，并将关键信息用小标题提示：“本月26日举行笔试”、“全省共招录9600多人”、“‘三支一扶’者笔试加3分”。到第二天的相关报道《穗公检法系统招542名公务员》也属于消息类的信息传递。而《广州日报》关于公务员考试的信息一共两篇：《广东省公务员招考今起报名》和《提供647个职位 公检法还是“大户”》。《羊城晚报》除了相类似的消息报道《粤招近万公务员今起报名》外，延伸性的相关报道《公务员招考“我要回去”》、《“省考”报名数不公布 考生很郁闷》，也是从事件本身出发反映一些考生的心态，不存在刻意延伸渲染。
而另外三家报纸在面对“公务员”这个新闻关键词时，则显得有些过于兴奋。明显体现这一心态的就是在对相关文章的标题撰写上，存在哗众取宠炒作的嫌疑。
最为典型的是《新快报》，4月1日刊登的文章《9600名！广东公务员大扩招》，4月2日《公务员扩招 大学生狂喜》等。大学生就业选择考公务员，也不过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但如此将扩招和大学生就业联系在一起，还用上了极带主观色彩的“狂喜”字眼来形容，放大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和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在没有深入透彻了解大学生整体就业意向的情况下就断章取义进行描述，不但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嫌疑，受众在接受这样经过“放大”的新闻后也易产生反感心理。
除《新快报》外，其他报纸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此类报道，如4月2日《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想当公务员的挤爆报考网站》，4月3日《信息时报》的报道《报公务员继续“摸黑”》等，就是从标题上突出渲染，故意夸大细节，以吸引读者注意的表现。
面对公务员扩招这样一条消息，为何众多媒体一同选择“重点关注”甚至持续报道呢？造成夸大报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公务员“妖魔化”报道背后的原因
作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要求其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要客观、真实。但落实到具体的报道实践中，从不同角度报道，则可以反映出事件的不同方面。因此，媒体在报道中，不仅存在“选择”的作用，即报或不报，也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造成这种选择和放大缩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事件本身新闻价值的挖掘，也有政治体制、操作难易度等约束，而在今天，商业经济的驱动更为明显。
⒈经济利益刺激下的商业行为
如今各大报业集团之间竞争激烈，需要寻求好的广告效益来支撑发展，各大报纸都在发行量上苦做文章。为了争夺市场占有率，各家报纸也是精心策划，力求将报纸办得生动好看。如何吸引读者注意力，也就成了报纸面临的一大难题。
要吸引读者注意力，自然离不开具有视觉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的新闻事件报道。试想，如果没有众多媒体长久以来对“公务员”一词的“偏爱”，那么此次公务员扩招也就不会招致媒体的再一次“重点关注”。实际上，单独看事件本身不足以形成轰动效应，只有经过媒体的渲染报道后，才形成了特别的“意义”，才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而所谓这些关键词，在吸引读者注意后，带来的广告收入、商业利益才是其真正目的。
关于公务员“妖魔化”的报道，也早已不是新鲜事。除了此次因为扩招引起的“重点关注”，网络报纸上不断出现的相关文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被各大报纸频繁转载的《史上最牛公务员》，更是惹来骂声一片。
“妖魔化”报道反映出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正如传播学中的“社会责任论”所强调的一个前提，即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因此，享有某种特权的新闻媒介应该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其中就包括要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报道事实；要充分、准确地表达公共意见，努力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而片面、夸大的“妖魔化”报道，歪曲了事件的本来面目，影响了读者正常的信息接收，最终损害到的也包括媒体本身。因为随着公共话语权的不断普及，受众接受到多方面的信息，因此对于新闻本身的判断也愈发趋于理性。而此时媒体如果不顾真实性而将其“妖魔化”报道，特别是一向以真实准确见长的纸媒，损害的就是它最为可贵的权威性和深刻性。
⒉寻求刺激的坏消息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类似的妖魔化报道。被“妖魔化”报道的除了公务员以外，更不乏大学生、医生、老师等等群体。类似的报道看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笔者并不怀疑类似报道的真实性，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妖魔化”公务员的类似报道，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操作模式。在媒体的渲染报道下，公务员俨然变成了福利好又不办事的“金饭碗”。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如同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公务员的特定报道方法，并形成一种媒体期待。许多再平实的事情，套上“公务员”这个帽子，就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从而大肆报道一番。于是部分媒体热衷于肆意的夸大事实和暴露事实的细节，热衷于给公务员“集体毁容”的“妖魔化”报道。
三、公务员“妖魔化”报道带来的影响
“妖魔化”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媒体造成舆论导向的偏差。
⒈“妖魔化”报道下的媒介环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大众媒体则是最为普遍的“间接环境”的传播者。当大众媒介把“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传递给人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知可感，并仿佛也能亲身经历的间接环境时，就形成了所谓的“媒介环境”。
当媒体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特别是众多媒体都异口同声地采取类似“妖魔化”报道时，媒介环境也就随之歪曲和变形。在失真的媒介环境中，不明真相的受众容易被错误或片面的信息误导，再加上猎奇等心理的促使，从而呈现更为偏激的判读和反应。被刻意强调和放大的细节，淹没甚至超过于事情的全部真相，不但影响了受众本身对信息的正确认知，更使得媒体和受众的互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彻底“妖魔化”的人和事。
“妖魔化”公务员，和“妖魔化”大学生等类似被“妖魔化”报道的群体一样，已经从某些街头小报制造的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演化为媒体集体的一种炒作手段和不健康趋向。仅仅为了追逐一时的“卖点”，不惜篇幅地进行渲染，在相关报道的事实细节里，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或是达到吸引眼球的需要，有意地选取和忽略，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更具新闻价值”，实则有失公允的新闻作品。“妖魔化报道”，是媒体自律严重缺失的表现。当前蔓延的这种不良风气，不能不引起新闻媒体的反思。
⒉“妖魔化”报道下的理性受众批判
所谓“妖魔化”报道的本意，也许是为了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吸引一部分有好奇心的读者。然而，忽略受众的真实需求，一味制造“热点”、斧凿痕迹严重的报道，终究会被受众所遗弃。
而在新闻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受众的媒介素养同时也在提高。理性的受众不会因为新闻报道的浮夸用词和虚张声势而听信盲从。新闻的本质是真实，报纸最朴素的作用是告知。受众阅读报纸，是为了了解事实“是什么”、“怎么回事”，过于修饰的花哨事实和刻意制造的信息泡沫，“妖魔化”的声势浩大，即使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片刻的猎奇心理，也终究会遭到淘汰，没有生命力可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理性的受众很可能会因此对类似的报道产生抵触甚至厌烦的心理，从而产生对报纸的质疑，媒体的公信力会因此大打折扣。
当受众的媒介认知能力越高，对类似于这种标准化的形象也就更为厌恶。面对日益成熟的受众，当前媒体在激烈竞争中要思考的问题也应更加深刻，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炒作、渲染的表面。“妖魔化”的报道更应叫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综观广东省内较有影响力的6家报纸《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和《信息时报》，除了在第一时间对公务员报考的通知进行了报道外，在一些相关新闻的处理上采取了极为相似的手法，大有将“公务员扩招”报道推向新高潮的态势。于是，“公务员”无疑成了茶余饭后的热点关键词——媒体“妖魔化”报道下的牺牲品。
一、“妖魔化”报道下的“公务员扩招事件”
就公务员扩招本身来说，事情的起因和发展其实都很清楚：每年一度的省级公务员招录考试，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政府为了缓解就业问题而进行扩招。但落实到具体的报道中，几家报纸媒体则以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进行报道，将扩招事件进行演绎、炒作。
⒈过渡渲染 强调扩招
据笔者调查，4月1日省内6家报纸都对公务员考试的相关新闻进行了报道。而后两天个别报纸还进行了连续的跟踪报道。具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到，《新快报》对公务员扩招的报道最为积极，甚至在当天就用了一个版面来专门进行报道。
此外，对扩招的数字进行强调，版面上还将数字“9600名”用红色突出。特意强调数字，是这次公务员扩招报道中一些报纸通用的报道手法。除《新快报》外，4月1日《南方都市报》的标题是《省公务员考试今起报名月底开考 今年招录9600名》；《信息时报》的标题《广东招9600公务员今起报名》；《羊城晚报》则是《粤招近万公务员今起报名》等。
公务员扩招无疑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政府出台的一套调整方案。但就其根本而言，扩招1600人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若报纸一味强调数字，试图通过这些细节来夸大其传播效果引起轰动效应，则容易给读者造成信息误读。
⒉避重就轻 刻意延伸
此次公务员扩招，《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都显示出其一贯的“大报”风范，基本上客观平实地报道了事实，延伸性报道也都较为合理，符合常态思维。
《南方日报》在4月1日刊发的消息类文章《公务员考试今日起报名》，并将关键信息用小标题提示：“本月26日举行笔试”、“全省共招录9600多人”、“‘三支一扶’者笔试加3分”。到第二天的相关报道《穗公检法系统招542名公务员》也属于消息类的信息传递。而《广州日报》关于公务员考试的信息一共两篇：《广东省公务员招考今起报名》和《提供647个职位 公检法还是“大户”》。《羊城晚报》除了相类似的消息报道《粤招近万公务员今起报名》外，延伸性的相关报道《公务员招考“我要回去”》、《“省考”报名数不公布 考生很郁闷》，也是从事件本身出发反映一些考生的心态，不存在刻意延伸渲染。
而另外三家报纸在面对“公务员”这个新闻关键词时，则显得有些过于兴奋。明显体现这一心态的就是在对相关文章的标题撰写上，存在哗众取宠炒作的嫌疑。
最为典型的是《新快报》，4月1日刊登的文章《9600名！广东公务员大扩招》，4月2日《公务员扩招 大学生狂喜》等。大学生就业选择考公务员，也不过是一种职业的选择而已，但如此将扩招和大学生就业联系在一起，还用上了极带主观色彩的“狂喜”字眼来形容，放大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和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在没有深入透彻了解大学生整体就业意向的情况下就断章取义进行描述，不但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嫌疑，受众在接受这样经过“放大”的新闻后也易产生反感心理。
除《新快报》外，其他报纸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此类报道，如4月2日《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想当公务员的挤爆报考网站》，4月3日《信息时报》的报道《报公务员继续“摸黑”》等，就是从标题上突出渲染，故意夸大细节，以吸引读者注意的表现。
面对公务员扩招这样一条消息，为何众多媒体一同选择“重点关注”甚至持续报道呢？造成夸大报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二、公务员“妖魔化”报道背后的原因
作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要求其在报道新闻事件时要客观、真实。但落实到具体的报道实践中，从不同角度报道，则可以反映出事件的不同方面。因此，媒体在报道中，不仅存在“选择”的作用，即报或不报，也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造成这种选择和放大缩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事件本身新闻价值的挖掘，也有政治体制、操作难易度等约束，而在今天，商业经济的驱动更为明显。
⒈经济利益刺激下的商业行为
如今各大报业集团之间竞争激烈，需要寻求好的广告效益来支撑发展，各大报纸都在发行量上苦做文章。为了争夺市场占有率，各家报纸也是精心策划，力求将报纸办得生动好看。如何吸引读者注意力，也就成了报纸面临的一大难题。
要吸引读者注意力，自然离不开具有视觉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的新闻事件报道。试想，如果没有众多媒体长久以来对“公务员”一词的“偏爱”，那么此次公务员扩招也就不会招致媒体的再一次“重点关注”。实际上，单独看事件本身不足以形成轰动效应，只有经过媒体的渲染报道后，才形成了特别的“意义”，才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而所谓这些关键词，在吸引读者注意后，带来的广告收入、商业利益才是其真正目的。
关于公务员“妖魔化”的报道，也早已不是新鲜事。除了此次因为扩招引起的“重点关注”，网络报纸上不断出现的相关文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被各大报纸频繁转载的《史上最牛公务员》，更是惹来骂声一片。
“妖魔化”报道反映出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正如传播学中的“社会责任论”所强调的一个前提，即自由是伴随着义务的。因此，享有某种特权的新闻媒介应该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其中就包括要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报道事实；要充分、准确地表达公共意见，努力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而片面、夸大的“妖魔化”报道，歪曲了事件的本来面目，影响了读者正常的信息接收，最终损害到的也包括媒体本身。因为随着公共话语权的不断普及，受众接受到多方面的信息，因此对于新闻本身的判断也愈发趋于理性。而此时媒体如果不顾真实性而将其“妖魔化”报道，特别是一向以真实准确见长的纸媒，损害的就是它最为可贵的权威性和深刻性。
⒉寻求刺激的坏消息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类似的妖魔化报道。被“妖魔化”报道的除了公务员以外，更不乏大学生、医生、老师等等群体。类似的报道看得多了，也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笔者并不怀疑类似报道的真实性，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妖魔化”公务员的类似报道，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操作模式。在媒体的渲染报道下，公务员俨然变成了福利好又不办事的“金饭碗”。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如同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公务员的特定报道方法，并形成一种媒体期待。许多再平实的事情，套上“公务员”这个帽子，就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从而大肆报道一番。于是部分媒体热衷于肆意的夸大事实和暴露事实的细节，热衷于给公务员“集体毁容”的“妖魔化”报道。
三、公务员“妖魔化”报道带来的影响
“妖魔化”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媒体造成舆论导向的偏差。
⒈“妖魔化”报道下的媒介环境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大众媒体则是最为普遍的“间接环境”的传播者。当大众媒介把“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现实环境传递给人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知可感，并仿佛也能亲身经历的间接环境时，就形成了所谓的“媒介环境”。
当媒体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特别是众多媒体都异口同声地采取类似“妖魔化”报道时，媒介环境也就随之歪曲和变形。在失真的媒介环境中，不明真相的受众容易被错误或片面的信息误导，再加上猎奇等心理的促使，从而呈现更为偏激的判读和反应。被刻意强调和放大的细节，淹没甚至超过于事情的全部真相，不但影响了受众本身对信息的正确认知，更使得媒体和受众的互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彻底“妖魔化”的人和事。
“妖魔化”公务员，和“妖魔化”大学生等类似被“妖魔化”报道的群体一样，已经从某些街头小报制造的吸引读者眼球的噱头，演化为媒体集体的一种炒作手段和不健康趋向。仅仅为了追逐一时的“卖点”，不惜篇幅地进行渲染，在相关报道的事实细节里，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或是达到吸引眼球的需要，有意地选取和忽略，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更具新闻价值”，实则有失公允的新闻作品。“妖魔化报道”，是媒体自律严重缺失的表现。当前蔓延的这种不良风气，不能不引起新闻媒体的反思。
⒉“妖魔化”报道下的理性受众批判
所谓“妖魔化”报道的本意，也许是为了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吸引一部分有好奇心的读者。然而，忽略受众的真实需求，一味制造“热点”、斧凿痕迹严重的报道，终究会被受众所遗弃。
而在新闻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受众的媒介素养同时也在提高。理性的受众不会因为新闻报道的浮夸用词和虚张声势而听信盲从。新闻的本质是真实，报纸最朴素的作用是告知。受众阅读报纸，是为了了解事实“是什么”、“怎么回事”，过于修饰的花哨事实和刻意制造的信息泡沫，“妖魔化”的声势浩大，即使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片刻的猎奇心理，也终究会遭到淘汰，没有生命力可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理性的受众很可能会因此对类似的报道产生抵触甚至厌烦的心理，从而产生对报纸的质疑，媒体的公信力会因此大打折扣。
当受众的媒介认知能力越高，对类似于这种标准化的形象也就更为厌恶。面对日益成熟的受众，当前媒体在激烈竞争中要思考的问题也应更加深刻，而不应仅仅停留在炒作、渲染的表面。“妖魔化”的报道更应叫停。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