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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揭示出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病理”特征;提出“金融侵略”的概念,并论证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框架,形成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成为广大新兴市场要求更多话语权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制度缺陷;新政治经济学;金融侵略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01-02
一、引言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全球扩张的新型资本形态,其产生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最大的特点在于进行全球市场的金融突击和掠夺。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说教。信用、资本、特权都向美国无限靠近,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自动”回流提供了方便,构造了“斯蒂格利茨资本循环陷阱。”
二、新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危机成因解析
政治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主线,注重经济社会的“关系”层面,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表象,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本文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揭示出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病理”特征,运用马克思所建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范式,主要论证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一: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世界各国纳入到共同的价值链上。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所奉行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弱化金融监管、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将美国推向了债台高筑的深渊;同时,全球贸易和金融结构失衡,美国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用投资和出口战略输送了大量的“商品美元”、“石油美元”,同时作茧自缚,又要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促成美元回流来维持美国货币的竞争力。
命题二:金融资本跨时间、跨空间的风险运作,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模式。
金融资本也称国际游资,以追逐风险利润为目的、投机性极强的短期流动资本。其通过证券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从事金融投机活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金融资本的形态与作用进行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论证的这种模式,其实质是对资本逐利而动的本性的考察,也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登台打好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家把货币资本化作为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包括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图绕开进入实体经济这一环节,这些机构也包括著名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市场。金融资本家此时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最终独立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进—步论证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金融资本形成以后,货币在产生货币的同时,也生产价值”。在这里,资本拜物教取代商品拜物教,当金融资本逐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实质就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
命题三:“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金融贸易结构失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格局,进而形成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南—北”特征,促使美国确立了以美元回流为前提的债务经济模式,生产与消费脱节,权利与义务失衡。《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激化后的表现,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它所反映的本质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显然,马克思将经济危机归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上,他并不赞同按照简单形式的“储蓄—投资”两分法来考量经济失衡,甚至经济危机。
“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贸易金融结构的失衡,让美国在赢得商品资产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仅是一纸风险共担的虚拟债权,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
三、重新审视货币与价值、权利与义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研究了商品、货币和资本问题,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后看到了更深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客观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复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伴随着社会化生产程度的高级化,便会不断暴露。社会哲学的实质是人的哲学,社会经济利益博弈与分配的背后,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利益格局的调整。
1.关于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危机,表现为币值的异常波动,市场流动性紧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当然,在贵金属充当等价物的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波动还受到金属自身价值的影响。当代金融危机考察的重点是基于衍生工具市场价值的资产价格,钱津(2009)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金融制度或金融创新出了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资产市场价格的跌落,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刚性原则被忽视。
笔者认为,越是发达的金融市场,越需要刚性的市场价格来支撑,维护价格刚性,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现时代的社会理性,应注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真实内涵——在虚拟资产膨胀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却是围绕真实的货币价值而波动的,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
2.关于金融自由化与加强监管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价格回落,导致泡沫破灭,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所提倡的过度消费和监管软约束,居民行为的自由化,建立在依靠借贷、依靠消费拉动方式促进经济繁榮的持续,荒谬的逻辑起点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政府行为的自由化表现在大规模军事、社会保障的支出,已造成国家的巨额负债,美国身兼最发达经济体与最大债务国的尴尬身份。
发达金融市场的信息强势,让金融衍生工具成为风险聚集的场所,道德迷失与监管缺位,助推了危机的蔓延,广大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但经济危机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权利与义务的严重错位将广大外围国家置于被动弱势的地位。
3.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
宏观经济的数量模型给出了消费和投资与总产出的关系,而经济社会中考察的重点却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对称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增长模式带来了两种现象:(1)国内失衡: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依靠劳动和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加之消费不足,资产渠道单一,造成被动高储蓄,发达国家依靠消费增长,广泛透支,信用市场发达;(2)国际失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利益格局,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特有的全球债务经济模式。美国财长保尔森指责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高储蓄,其实质是为美国道德缺失辩护,自以为是的推卸责任。
总结
新政治经济学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自由与道德,责任与价值的社会内涵,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全球红利分配的同时,也将风险和危机的触角伸向了外围弱势经济体,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增强宏观调控的国际协调,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已成当务之急。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程度日益高级化,跨国家、跨区域的监管举措,是未来各经济体必须重视的现实,发达国家主导了利益分配,也应尽到相应的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秩序重建,是新时期的普世价值与伦理。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制度缺陷;新政治经济学;金融侵略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01-02
一、引言
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全球扩张的新型资本形态,其产生的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最大的特点在于进行全球市场的金融突击和掠夺。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高度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金融资本兴风作浪的巨大能量,带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说教。信用、资本、特权都向美国无限靠近,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的“自动”回流提供了方便,构造了“斯蒂格利茨资本循环陷阱。”
二、新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危机成因解析
政治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主线,注重经济社会的“关系”层面,透过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表象,揭示隐藏在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本文立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逻辑思维,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缺陷与内在矛盾,揭示出美国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特征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病理”特征,运用马克思所建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范式,主要论证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一: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世界各国纳入到共同的价值链上。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后凯恩斯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所奉行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弱化金融监管、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将美国推向了债台高筑的深渊;同时,全球贸易和金融结构失衡,美国利用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全球征收铸币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用投资和出口战略输送了大量的“商品美元”、“石油美元”,同时作茧自缚,又要通过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促成美元回流来维持美国货币的竞争力。
命题二:金融资本跨时间、跨空间的风险运作,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模式。
金融资本也称国际游资,以追逐风险利润为目的、投机性极强的短期流动资本。其通过证券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从事金融投机活动。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金融资本的形态与作用进行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马克思论证的这种模式,其实质是对资本逐利而动的本性的考察,也为金融资本的全球登台打好了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家把货币资本化作为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包括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企图绕开进入实体经济这一环节,这些机构也包括著名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市场。金融资本家此时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最终独立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还进—步论证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金融资本形成以后,货币在产生货币的同时,也生产价值”。在这里,资本拜物教取代商品拜物教,当金融资本逐渐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实质就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
命题三:“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金融贸易结构失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经济格局,进而形成了全球宏观经济的“南—北”特征,促使美国确立了以美元回流为前提的债务经济模式,生产与消费脱节,权利与义务失衡。《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充分激化后的表现,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象,它所反映的本质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的阶级矛盾”,显然,马克思将经济危机归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上,他并不赞同按照简单形式的“储蓄—投资”两分法来考量经济失衡,甚至经济危机。
“中心·外围”框架的制度缺陷与全球贸易金融结构的失衡,让美国在赢得商品资产的同时,付出的代价仅是一纸风险共担的虚拟债权,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
三、重新审视货币与价值、权利与义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研究了商品、货币和资本问题,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后看到了更深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客观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复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伴随着社会化生产程度的高级化,便会不断暴露。社会哲学的实质是人的哲学,社会经济利益博弈与分配的背后,是人与人,国家与国家利益格局的调整。
1.关于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危机,表现为币值的异常波动,市场流动性紧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当然,在贵金属充当等价物的经济条件下,物价的波动还受到金属自身价值的影响。当代金融危机考察的重点是基于衍生工具市场价值的资产价格,钱津(2009)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金融制度或金融创新出了问题,更直接的原因是资产市场价格的跌落,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刚性原则被忽视。
笔者认为,越是发达的金融市场,越需要刚性的市场价格来支撑,维护价格刚性,避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现时代的社会理性,应注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真实内涵——在虚拟资产膨胀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却是围绕真实的货币价值而波动的,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的相对过剩。
2.关于金融自由化与加强监管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红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价格回落,导致泡沫破灭,深层原因在于美国所提倡的过度消费和监管软约束,居民行为的自由化,建立在依靠借贷、依靠消费拉动方式促进经济繁榮的持续,荒谬的逻辑起点是收入的不断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政府行为的自由化表现在大规模军事、社会保障的支出,已造成国家的巨额负债,美国身兼最发达经济体与最大债务国的尴尬身份。
发达金融市场的信息强势,让金融衍生工具成为风险聚集的场所,道德迷失与监管缺位,助推了危机的蔓延,广大发展中国家得益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但经济危机从金融领域波及到实体经济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权利与义务的严重错位将广大外围国家置于被动弱势的地位。
3.关于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问题
宏观经济的数量模型给出了消费和投资与总产出的关系,而经济社会中考察的重点却是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对称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增长模式带来了两种现象:(1)国内失衡: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依靠劳动和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加之消费不足,资产渠道单一,造成被动高储蓄,发达国家依靠消费增长,广泛透支,信用市场发达;(2)国际失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利益格局,美国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了特有的全球债务经济模式。美国财长保尔森指责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高储蓄,其实质是为美国道德缺失辩护,自以为是的推卸责任。
总结
新政治经济学面对的是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重新审视自由与道德,责任与价值的社会内涵,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全球红利分配的同时,也将风险和危机的触角伸向了外围弱势经济体,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增强宏观调控的国际协调,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已成当务之急。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程度日益高级化,跨国家、跨区域的监管举措,是未来各经济体必须重视的现实,发达国家主导了利益分配,也应尽到相应的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秩序重建,是新时期的普世价值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