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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指隶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特区，大多数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地方高校承载着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服务的功能，在地方和区域发展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是周边公共外交中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其中，位于中国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依托于所在省市与周边国家在历史渊源、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往往成为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具备成为周边公共外交智库和人才培养基地的潜力。
地方高校是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这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地方高校的国际化为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使其成为许多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教育、人文交流项目的实施载体。地方高校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包括与周边国家进行师生交流、在周边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制度化地参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等。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发布的数据，2 0 1 2年全年来华的外国留学生达到3 2 8 ， 3 3 0名。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1 5个国家中，属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有1 2个，分别是韩国6 3 ， 4 8 8人（第1位）、日本2 1 ， 1 2 6人（第3位）、泰国1 6 ， 6 7 5人（第4位）、俄罗斯1 4 ， 9 7 1人（第5位）、印度尼西亚1 3 ， 1 4 4人（第6位）、越南1 3 ， 0 3 8人（第7位）、印度1 0 ， 2 3 7人（第8位）、巴基斯坦9 ， 6 3 0人（第9位）、哈萨克斯坦9 ， 5 6 5人（第10位）、蒙古8 ， 2 1 0人（第12位）、马来西亚6 ， 0 4 5人（第14位）和新加坡4 ， 2 5 0人（第15位）。由于地理位置邻近、生活习惯贴近、传统交往较多等因素，在这些留学生中，许多都选择与其母国较邻近的中国省份地方高校作为求学目的地。为鼓励支持我国有关边境省区、自治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教育部于2 0 0 8年设立了一个单方面全额奖学金“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省、自治区学历生项目”，为9个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自主招收周边国家留学生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例如云南大学就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自身专业优势，把拟招收的留学生生源地划分出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即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为重点领域的第一方阵，以包含韩国、日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为第二方阵。又如，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仅2010年，新疆招收各类外国留学生达4096人，其中80%来自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也特别指出支持中西部高校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发挥特殊优势，更多招收周边国家来华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地方高校的学习生活中，能切实感受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通过对当代中国和中国新一代年青人的鲜活识知，形成对中国的总体印象。
作为包含公共外交职能的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地方高校开展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又一重要平台。根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经笔者统计，分布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有65所，覆盖除缅甸、朝鲜、不丹和文莱以外的所有中国陆上邻国与海上邻国。其中，合作机构为中国地方高校的高达51所，占78%。通过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实践，地方高校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边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周边国家的城市和社区，举办多种文化活动，从而影响周边国家的更多民众。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
根据中国陆地和海洋邻国的分布，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主要可分为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三个方向，位于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省份的地方高校往往成为相应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主要单位，具备成为有关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智库潜质，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在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首批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和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双双入选，旨在为国家制定对东盟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4月3日，已与东南亚大学联盟、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菲律宾大学碧瑶分校、缅甸坦帕迪帕研究所等东盟国家高校签订了合作意向，并分“文化、艺术与教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贸易、旅游与农业”三个方向设立46个课题对外招标，力求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促进与东盟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广西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为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南宁举办的需要，2004年重新组建中国—东盟研究中心。2010年，广西民族大学整合东盟研究中心、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政治法律文化研究中心4个研究基地，启动建设东盟学院，聘请原中国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为名誉院长，力求建成服务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该学院与越南东盟—中国研究中心、泰国西北大学研究生院、泰国清迈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老挝历史研究所等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已编撰出版了较有影响力的东南亚研究丛书和内参，组织召开了10余次高级别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地方高校开展区域研究一般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不少具有名牌大学和大型科研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选题一般较少涉及学科理论和国家战略等宏观课题，更倾向于“中观”和“微观”研究，更贴近地方周边外交的现实需要。此外，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和人员的历史往来，地方高校的科研人员有不少谙熟邻近国家的语言，在文化、习俗上也有更多的亲近感，若加以一定的训练和意识培养，可以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新鲜和切实的建议。 地校合作是地方高校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有效方式。地方的一些试验性做法常为周边公共外交带来理念革新，地方高校可充分发掘其在地优势，通过与省、市政府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近期因获批中国首个卢布现金使用试点市而备受瞩目的对俄贸易重镇绥芬河市，就在2010年与黑龙江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创了黑龙江地方高校与城市间合作的先河，力求整合政府、高校、企业三种资源，推动产学研相结合，既有利于绥芬河市提升城市软实力，扩大对外开放，也有利于黑龙江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促进地校互动融合、合作共赢。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培育人才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成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为数不少，且由于地方高校中有较多的外语院校、师范院校等，其人才培养导向一般并非纯学术型，而更多趋向应用型，毕业生就业选择多为地方政府机关、地方企业、地方院校等，出国深造的目的地除欧美外，也以与家乡毗邻的国家更为便利。这些都可为开展周边公共外交储备人才。
目前也有一些制度化的设计，通过国际合作，为地方高校培养专业领域的周边公共外交人才奠定基础。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一项公共外交重要举措——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已吸纳了多所地方高校参与。2007年8月16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由来自上海合作组织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其中哈萨克斯坦14所、中国20所、吉尔吉斯斯坦9所、俄罗斯21所、塔吉克斯坦10所，涵盖7个专业方向（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纳米技术、经济学和教育学）。中方的20所项目院校中，地方高校占据了半壁江山，具体分布如下。
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院校大多来自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系较为密切的省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其合作培养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其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例如，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是我国东北直接毗邻俄罗斯的边境省份，黑龙江大学和长春理工大学依托此区位优势，着力推进对俄罗斯的科研合作。黑龙江大学参与框架内“区域学”“IT技术”“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合作，积极推进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合作，加强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及其他学院、研究机构的交流。长春理工大学作为“纳米技术”方向的牵头院校，已经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学生互派和科研合作。新疆作为中国交界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接壤，身处该地的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在与中亚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方面优势明显、资源雄厚。甘肃省与中亚各国联系源远流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中，正整合资源，着力打造“向西开放”平台，兰州理工大学也凭借此“地利”，与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哈萨克斯坦国立技术大学、塔吉克科学大学、吉尔吉斯科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培养“能源学”方向的人才。辽宁省虽未与俄罗斯直接接壤，但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渊源深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辽宁省人民政府更专门建立了辽宁省对俄合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辽宁与俄罗斯地区合作发展规划》等，在此政策背景下，大连外国语大学已与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阿尔泰国立大学、比什凯克卡拉萨耶夫人文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已于2013年招收了首批30名俄语方向的新生。
问题与展望
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首先，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资源有限。从政策资源上看，相对于中央外交而言，地方外交本身具有有限性、从属性、中介性的特点，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层次的社会组织行为体，其开展公共外交的法理基础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或通过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间接授权。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了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限度。从经济资源上看，地方高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虽然有教育部的政府专项奖学金等支持，但总体而言，能够用于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资金有限。从人力资源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二元”结构，地方高校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我国政界和学界的“旋转门”制度也尚未确立，地方高校致力于周边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人员较为不足。
其次，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地方高校对国际化内涵的理解一般限于教育、文化交流，未能上升到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化解中国威胁论等不利的舆论困境，提升中国话语权，服务于总体外交的层面。此外，在地方高校国际化中，大多还是更重视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交流，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重视不够。诚然，大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毋庸置疑，但若没有一定的国际关系素养和公共外交意识，就容易将交流限于与特定发达对象国特定领域的互动，而未能以服务周边外交的大视野来进行。
地方高校服务于周边公共外交的潜力能否得到更好的挖掘，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央对总体外交统筹能力的提升。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工作，应处理好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交的协同关系，将服务中央总体外交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求有机结合，让地方成为服务中央周边外交战略的实际操作者、平台提供者和理念革新者。积极构建央地协调的外交社群是实现此战略的重要一步，应在统筹主要地方外事部门，例如地方外事办、外宣部门、地方发改委、商务委（商务厅、经贸厅）、侨办、政协外事委等的资源基础上，协调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部门的对外事务，充分发挥企业、媒体、高校等社会各界的对外交往能力，形成更接地气、更灵活高效的“外交共同体”，促成周边外交战略的落地生根。
地方高校是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这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之路指明了方向与路径。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地方高校的国际化为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使其成为许多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教育、人文交流项目的实施载体。地方高校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包括与周边国家进行师生交流、在周边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制度化地参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等。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发布的数据，2 0 1 2年全年来华的外国留学生达到3 2 8 ， 3 3 0名。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1 5个国家中，属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有1 2个，分别是韩国6 3 ， 4 8 8人（第1位）、日本2 1 ， 1 2 6人（第3位）、泰国1 6 ， 6 7 5人（第4位）、俄罗斯1 4 ， 9 7 1人（第5位）、印度尼西亚1 3 ， 1 4 4人（第6位）、越南1 3 ， 0 3 8人（第7位）、印度1 0 ， 2 3 7人（第8位）、巴基斯坦9 ， 6 3 0人（第9位）、哈萨克斯坦9 ， 5 6 5人（第10位）、蒙古8 ， 2 1 0人（第12位）、马来西亚6 ， 0 4 5人（第14位）和新加坡4 ， 2 5 0人（第15位）。由于地理位置邻近、生活习惯贴近、传统交往较多等因素，在这些留学生中，许多都选择与其母国较邻近的中国省份地方高校作为求学目的地。为鼓励支持我国有关边境省区、自治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教育部于2 0 0 8年设立了一个单方面全额奖学金“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省、自治区学历生项目”，为9个边境省区的地方高校自主招收周边国家留学生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例如云南大学就根据国家政策和学校自身专业优势，把拟招收的留学生生源地划分出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即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为重点领域的第一方阵，以包含韩国、日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东亚东南亚地区为第二方阵。又如，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仅2010年，新疆招收各类外国留学生达4096人，其中80%来自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布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也特别指出支持中西部高校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发挥特殊优势，更多招收周边国家来华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地方高校的学习生活中，能切实感受中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通过对当代中国和中国新一代年青人的鲜活识知，形成对中国的总体印象。
作为包含公共外交职能的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地方高校开展周边公共外交活动的又一重要平台。根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经笔者统计，分布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有65所，覆盖除缅甸、朝鲜、不丹和文莱以外的所有中国陆上邻国与海上邻国。其中，合作机构为中国地方高校的高达51所，占78%。通过孔子学院的合作办学实践，地方高校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边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深入周边国家的城市和社区，举办多种文化活动，从而影响周边国家的更多民众。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
根据中国陆地和海洋邻国的分布，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主要可分为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三个方向，位于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北省份的地方高校往往成为相应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主要单位，具备成为有关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智库潜质，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
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在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首批37个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中，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和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双双入选，旨在为国家制定对东盟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贵州大学东盟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4月3日，已与东南亚大学联盟、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菲律宾大学碧瑶分校、缅甸坦帕迪帕研究所等东盟国家高校签订了合作意向，并分“文化、艺术与教育”“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经济、贸易、旅游与农业”三个方向设立46个课题对外招标，力求对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促进与东盟国家的教育文化交流。广西民族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前身是成立于1996年的广西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为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中国—东盟博览会每年在南宁举办的需要，2004年重新组建中国—东盟研究中心。2010年，广西民族大学整合东盟研究中心、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政治法律文化研究中心4个研究基地，启动建设东盟学院，聘请原中国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肇星为名誉院长，力求建成服务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该学院与越南东盟—中国研究中心、泰国西北大学研究生院、泰国清迈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老挝历史研究所等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已编撰出版了较有影响力的东南亚研究丛书和内参，组织召开了10余次高级别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地方高校开展区域研究一般走的是“小而精”的路线，不少具有名牌大学和大型科研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选题一般较少涉及学科理论和国家战略等宏观课题，更倾向于“中观”和“微观”研究，更贴近地方周边外交的现实需要。此外，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和人员的历史往来，地方高校的科研人员有不少谙熟邻近国家的语言，在文化、习俗上也有更多的亲近感，若加以一定的训练和意识培养，可以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新鲜和切实的建议。 地校合作是地方高校为周边公共外交提供智力支持的有效方式。地方的一些试验性做法常为周边公共外交带来理念革新，地方高校可充分发掘其在地优势，通过与省、市政府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近期因获批中国首个卢布现金使用试点市而备受瞩目的对俄贸易重镇绥芬河市，就在2010年与黑龙江大学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创了黑龙江地方高校与城市间合作的先河，力求整合政府、高校、企业三种资源，推动产学研相结合，既有利于绥芬河市提升城市软实力，扩大对外开放，也有利于黑龙江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促进地校互动融合、合作共赢。
地方高校可为周边公共外交培育人才
目前，我国地方高校成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为数不少，且由于地方高校中有较多的外语院校、师范院校等，其人才培养导向一般并非纯学术型，而更多趋向应用型，毕业生就业选择多为地方政府机关、地方企业、地方院校等，出国深造的目的地除欧美外，也以与家乡毗邻的国家更为便利。这些都可为开展周边公共外交储备人才。
目前也有一些制度化的设计，通过国际合作，为地方高校培养专业领域的周边公共外交人才奠定基础。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一项公共外交重要举措——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已吸纳了多所地方高校参与。2007年8月16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元首峰会上倡议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得到各成员国的一致赞同。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由来自上海合作组织5个成员国的74所院校组成，其中哈萨克斯坦14所、中国20所、吉尔吉斯斯坦9所、俄罗斯21所、塔吉克斯坦10所，涵盖7个专业方向（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纳米技术、经济学和教育学）。中方的20所项目院校中，地方高校占据了半壁江山，具体分布如下。
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院校大多来自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系较为密切的省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其合作培养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其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可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例如，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是我国东北直接毗邻俄罗斯的边境省份，黑龙江大学和长春理工大学依托此区位优势，着力推进对俄罗斯的科研合作。黑龙江大学参与框架内“区域学”“IT技术”“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合作，积极推进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合作，加强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及其他学院、研究机构的交流。长春理工大学作为“纳米技术”方向的牵头院校，已经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信息技术、机械与光学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学生互派和科研合作。新疆作为中国交界邻国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接壤，身处该地的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在与中亚进行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方面优势明显、资源雄厚。甘肃省与中亚各国联系源远流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中，正整合资源，着力打造“向西开放”平台，兰州理工大学也凭借此“地利”，与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哈萨克斯坦国立技术大学、塔吉克科学大学、吉尔吉斯科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培养“能源学”方向的人才。辽宁省虽未与俄罗斯直接接壤，但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渊源深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辽宁省人民政府更专门建立了辽宁省对俄合作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辽宁与俄罗斯地区合作发展规划》等，在此政策背景下，大连外国语大学已与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阿尔泰国立大学、比什凯克卡拉萨耶夫人文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已于2013年招收了首批30名俄语方向的新生。
问题与展望
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
首先，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资源有限。从政策资源上看，相对于中央外交而言，地方外交本身具有有限性、从属性、中介性的特点，地方高校作为地方层次的社会组织行为体，其开展公共外交的法理基础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或通过教育部等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间接授权。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了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限度。从经济资源上看，地方高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虽然有教育部的政府专项奖学金等支持，但总体而言，能够用于开展周边公共外交的资金有限。从人力资源上看，由于长期以来全国性与地方性的“二元”结构，地方高校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而我国政界和学界的“旋转门”制度也尚未确立，地方高校致力于周边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的人员较为不足。
其次，地方高校参与周边公共外交的意识不足。地方高校对国际化内涵的理解一般限于教育、文化交流，未能上升到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化解中国威胁论等不利的舆论困境，提升中国话语权，服务于总体外交的层面。此外，在地方高校国际化中，大多还是更重视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交流，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重视不够。诚然，大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毋庸置疑，但若没有一定的国际关系素养和公共外交意识，就容易将交流限于与特定发达对象国特定领域的互动，而未能以服务周边外交的大视野来进行。
地方高校服务于周边公共外交的潜力能否得到更好的挖掘，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央对总体外交统筹能力的提升。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工作，应处理好中央外交与地方外交的协同关系，将服务中央总体外交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日益增长的国际交往需求有机结合，让地方成为服务中央周边外交战略的实际操作者、平台提供者和理念革新者。积极构建央地协调的外交社群是实现此战略的重要一步，应在统筹主要地方外事部门，例如地方外事办、外宣部门、地方发改委、商务委（商务厅、经贸厅）、侨办、政协外事委等的资源基础上，协调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部门的对外事务，充分发挥企业、媒体、高校等社会各界的对外交往能力，形成更接地气、更灵活高效的“外交共同体”，促成周边外交战略的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