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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获得世界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四月份的预赛被安排在黄山脚下，九月份的决赛被安排在乐山山顶。在有120名棋手参加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全胜。九月，围棋手又汇聚在四川乐山。赛前有人问我是否有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但我深感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乐山的全国赛之前，我多次预感自己的竞技生涯快要结束了。战鼓擂响了，我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他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这局棋我过分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格，终于败下阵来。第三轮我又受挫，对手是16岁的小将马晓春。这以后我努力地拿下一盘又一盘，第七轮我战胜了心目中的对手聂卫平。
比赛数轮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大便全是黑色，之后几天也是如此。我曾听说过大便黑色是便血，连连便血向我提示着难以承受的疲乏和虚弱。最后两场比赛我连遭挫折，我决心要夺回冠军，结果却得了第三。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那次也是第三。二十年后，我最后一次参加全国赛，又是第三。这恐怕是命运的安排吧。
在成都休息了一个星期，其他棋手在体力上都得到程度不同的恢复。而我呢，非但没恢复，却日见虚弱。九月十四日，“新体育杯”赛揭开战幕。第一轮是全国各地的强手对四川的业余棋手。对强手一方来说，这一轮比赛与休息无异。但这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我静卧在床上，搭了自己的脉搏，每分钟要跳一百三十次以上。我不禁跟同卧室的伙伴说：“恐怕我要不行了。”
凌晨一点多，我感到要呕吐，得赶紧开灯上卫生间。一进卫生间，我吐出三大口鲜血。吐完血，我只感到如虚脱一般，蜷缩在床上簌簌发抖。可是明天我还要投入比赛，一定要争取睡一会儿。突然，又一口血冲出来，这次终于被同伴发现了。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察看了我的病情。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并且那位中年大夫果断地采取了措施，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由于查不出其它症状，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将我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十来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
后来我做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家属控制不住感情，也隐瞒了敏之。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9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了一些理由说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不过既然说要开刀，那总是有必要开的。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给医生了。
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医术和人道都是最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十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好家伙，二十斤肉不翼而飞。然而这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击。“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我的。”
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我的病情。为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
这年年底，我到上海去疗养。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诱惑力。
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我感到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在瑞金医院里我躺了足足五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时可能告别人间。但死神终于被击退了，与死神对阵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肌体，而是由很多力量组成的一支壮观的队伍。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看到了原来司空见惯而如今一切都那样新鲜、动人、充满生气的街道、商店、行人……我从死亡线上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体味过失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界的欢乐!
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四月份的预赛被安排在黄山脚下，九月份的决赛被安排在乐山山顶。在有120名棋手参加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全胜。九月，围棋手又汇聚在四川乐山。赛前有人问我是否有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但我深感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乐山的全国赛之前，我多次预感自己的竞技生涯快要结束了。战鼓擂响了，我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他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这局棋我过分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格，终于败下阵来。第三轮我又受挫，对手是16岁的小将马晓春。这以后我努力地拿下一盘又一盘，第七轮我战胜了心目中的对手聂卫平。
比赛数轮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大便全是黑色，之后几天也是如此。我曾听说过大便黑色是便血，连连便血向我提示着难以承受的疲乏和虚弱。最后两场比赛我连遭挫折，我决心要夺回冠军，结果却得了第三。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那次也是第三。二十年后，我最后一次参加全国赛，又是第三。这恐怕是命运的安排吧。
在成都休息了一个星期，其他棋手在体力上都得到程度不同的恢复。而我呢，非但没恢复，却日见虚弱。九月十四日，“新体育杯”赛揭开战幕。第一轮是全国各地的强手对四川的业余棋手。对强手一方来说，这一轮比赛与休息无异。但这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虚弱，我静卧在床上，搭了自己的脉搏，每分钟要跳一百三十次以上。我不禁跟同卧室的伙伴说：“恐怕我要不行了。”
凌晨一点多，我感到要呕吐，得赶紧开灯上卫生间。一进卫生间，我吐出三大口鲜血。吐完血，我只感到如虚脱一般，蜷缩在床上簌簌发抖。可是明天我还要投入比赛，一定要争取睡一会儿。突然，又一口血冲出来，这次终于被同伴发现了。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察看了我的病情。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并且那位中年大夫果断地采取了措施，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由于查不出其它症状，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将我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十来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
后来我做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家属控制不住感情，也隐瞒了敏之。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9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了一些理由说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不过既然说要开刀，那总是有必要开的。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给医生了。
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医术和人道都是最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十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好家伙，二十斤肉不翼而飞。然而这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击。“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我的。”
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我的病情。为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
这年年底，我到上海去疗养。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诱惑力。
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晚上，我感到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在瑞金医院里我躺了足足五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时可能告别人间。但死神终于被击退了，与死神对阵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肌体，而是由很多力量组成的一支壮观的队伍。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看到了原来司空见惯而如今一切都那样新鲜、动人、充满生气的街道、商店、行人……我从死亡线上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体味过失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界的欢乐!
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